第三節 唐中葉後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與鬥争

關燈
的吹噓,以期造成“時譽”。

    以至有這樣的事情: 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達自居,不複求士。

    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辄下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

    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溫卷”。

    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贽于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谒”者。

    (《通考·選舉二》引《江陵項氏語》) 舉子們在進士科中求得一個“及第”的機會既如此其難,故每一個新及第的進士對其年主持考試的官員均感激其賞識拔擢的恩惠,呼之為“座主”,自稱為“門生”,與同榜及第者趨赴其門,聚集參見,并即置宴于座主之家,嗣更大宴于曲江,題名于雁塔,不但座主門生的關系極其密切,凡屬同榜及第的也都互稱為“同年”或“同門”,對于前此及第的進士則稱之為前輩。

    因其皆習詞章之業,志同道合,故亦結黨為盟,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無形的派系,和出身于山東舊族而不由科第進身的士大夫們成為互相抵排傾軋的兩個對立的壁壘。

     3.牛李黨争 代宗即位之初,禮部侍郎楊绾上疏請停進士等科而依照古法察舉孝廉。

    楊绾雖也是一個由進士科第出身的人,但他卻是華陰的舊族,故有此項提議。

    唐廷把這一提案交由李栖筠等人審議。

    李栖筠為山東趙郡的舊族,在天寶末年以仕進無他途,故亦從事于進士之業,但登第之後家中便不置《文選》。

    對于楊绾的提議他是完全贊成的,因而上議說: 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以聲病為是非,唯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

    &hellip&hellip 楊绾所請,實為正論。

    &hellip&hellip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

    (《舊唐書》卷一一九《楊绾傳》) 當時的當政大臣們,卻以為科舉制度循習已久,難以速變。

    一般翰林學士們更反對停罷科舉之議。

    楊、李的提議遂未能實現。

     到代宗末年(777)常衮為相,凡非詞科登第之人全都遭受到排斥,兩個對立派系之間的鬥争至此乃已逐漸表面化了。

     憲宗在位期内(806&mdash820),李吉甫(栖筠子)曾兩度作宰相,其間有诏選舉“賢良方正”,應試的李宗闵與其同年進士牛僧孺在對策時對于當時政治措施頗多指責,實即對于李吉甫的攻擊,而卻極為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等人所稱賞,于是李吉甫向憲宗泣訴,楊、韋等人遂俱遭罷斥。

    及穆宗即位,李宗闵的子婿蘇巢進士及第,其時李德裕(吉甫子)為翰林學士,與李紳、元稹共同檢舉是年的考官錢徽受人請托,所試不公,于是而前此若幹年便已在社會上形成的兩個壁壘互相排斥的暗流,乃集中而表現在李宗闵、牛僧孺和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的對立鬥争關系上,雙方皆挾嫌積惡,各自結合其同類以為黨援,兩相傾軋,紛纭排陷,繼續了凡四十年之久, 文宗在位期内(827&mdash840),牛李兩黨人士(牛黨中的牛僧孺、李逢吉、李宗闵、王涯、楊嗣複,李黨中的鄭覃、李德裕)參雜并進,兩黨的明争暗鬥也最錯綜劇烈。

     如《唐語林》卷三《識鑒類》所載: 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立者進用,李珏與楊嗣複論地胄詞采者居先,每延英議政多異同,卒無成效,但寄之頰舌而已。

     文宗欲加消除而不可能,遂向侍臣慨歎道: 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

    (《舊唐書·李宗闵傳》) 文宗是一個好學嗜古的人,835年鄭覃(與李德裕相善)以經術緻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廢罷,文宗卻依然是彌縫折衷于其間,以為“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新唐書·選舉志》)。

     武宗一代(841&mdash846)則是李德裕黨的全盛時期,先後居相位,執政權的人,如李紳、李德裕、陳夷行、李回、崔铉、杜悰等均為李黨。

    深抑進士科出身之人,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不如公卿子弟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台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舊唐書·武宗紀》)。

     宣宗(847&mdash859)即位,李黨又全遭罷黜,李德裕後即死于崖州貶所,非科第出身而曾受其拔擢之恩者,遂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之詩。

    而是後乃為牛黨全盛時期。

     宣宗之後,士大夫間朋黨相攻之勢已漸次消滅,前此兩派對立、生死搏鬥之迹象也不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