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中外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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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于派遣“遣唐使”來華之際，亦與唐政府間以國際禮儀的形式而為官場的貿易，日本以其所産的大琥珀、大瑪瑙以及銀、溗等物獻于唐，唐則以大量彩帛、香藥等物為回禮。
另外則由遣唐使與随從人員通過私人購買而帶至日本的書籍文物、珍貴物品，與移植日本所無之珍貴植物，在在均能直接或間接促進日本文化之發展（參木宮泰彥所著《中日交通史》）。
由上述種種，可以看出，從第七世紀之初，到第八世紀中葉，在此百餘年内，整個日本的文化，不論在典章制度、思想意識或工藝制造以至風俗習尚等方面，幾乎全都已浸潤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之中了。
向朝鮮半島&mdash&mdash在新羅未統一朝鮮半島之前，已曾派遣子弟入唐求學。
及其統一朝鮮半島之後，派來中國留學之子弟更是先後相繼。
682年新羅即效中國設太學，737年唐玄宗于派遣使臣去新羅時，特選能解經的醇儒邢疇前往，且謂新羅知詩書，為君子國。
其時唐代文學家張的作品已成為新羅知識份子極喜歡的讀物了。
由于努力吸取中國文化，中國文字在新羅也很通行。
但因其不能表達新羅語言，故在第七世紀中葉即已有人用中國字作為記音符号，以記錄朝鮮半島上的語言。
至七世紀末便已形成了一種一般通用的規律，即所謂“吏讀”（相傳為新羅人薛聰所創）。
從此以後，新羅人便能借助于漢字的聲音和意義，來記錄自己的語言，對于朝鮮文化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則在新羅的天文、曆法、醫學等方面，所受唐代這幾方面學問的影響也極大。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這裡關于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的叙述，都是根據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當中的記載。
這一史實，在李世民奪取到皇帝位子之後，曾由他的臣僚們加以改竄，并且虛構了一些事實。
新舊《唐書》和《通鑒》當中關于此事的一些記載，便全是根據改編過的一些資料寫成的，故其可信程度都在溫大雅書之下。
(2)此據《唐會要》卷八三租稅門和《舊唐書·食貨志》的記載。
《新唐書·食貨志》以為“每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絹二匹，绫溗二丈；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是不對的。
(3)《唐會要》卷八五《團貌雜錄》：武德九年十一月（時太宗已即位）唐太宗以為丁男當中還有詐稱年小的，遂下令要簡取十八歲以上的中男入軍，魏征極力反對，向太宗說：“今之共治所寄，惟在縣令刺史，年常貌閱并悉委之，至于簡點，即疑詐僞，望下誠信不亦難乎？”這可見唐初還是采用“貌閱”的辦法的（《貞觀政要》卷二直谏篇“貌閱”誤為“貌稅”，《通鑒》改“貌閱”為“簡閱”）。
又《通鑒》卷一九六貞觀十六年載：“敕天下括浮遊無籍者，限來年末附畢。
” (4)《通鑒》卷一九七貞觀十八年十二月載唐的臣僚多要求唐太宗留鎮洛陽，隻派遣諸将去東征。
太宗謂：“炀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
&hellip&hellip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郁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
”同書同卷十九年三月又載唐太宗凡見士卒有病，即召至榻前存慰，付州縣治療，于是“士卒莫不感悅。
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
皆曰：&lsquo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東。
&rsquo上不許。
”這些記載必有誇張粉飾之處，但當時有很多人踴躍應募卻應是事實。
(5)《通鑒》卷二〇一唐高宗上元元年（674）載：是歲有劉曉者上書論選，以為“今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趨文藝。
&hellip&hellip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hellip&hellip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據此看來則是把文章（事實上就是專指詩賦而言）列作進士的考試項目，必在此以前的若幹年内便已開始實行，但《通典》及《唐摭言》諸書，則均謂到永隆（680）中進士才加試雜文（指銘、箴、詩、賦）。
今姑參合兩說并列。
(6)今本《朝野佥載》無此條，故從《太平廣記》轉引。
《朝野佥載》的作者張是高宗武後時人，若此條确是最初記載在他的《朝野佥載》當中的，則何明遠最晚應是第七世紀中葉的人。
另外則由遣唐使與随從人員通過私人購買而帶至日本的書籍文物、珍貴物品，與移植日本所無之珍貴植物，在在均能直接或間接促進日本文化之發展（參木宮泰彥所著《中日交通史》）。
由上述種種，可以看出，從第七世紀之初，到第八世紀中葉，在此百餘年内，整個日本的文化，不論在典章制度、思想意識或工藝制造以至風俗習尚等方面，幾乎全都已浸潤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之中了。
向朝鮮半島&mdash&mdash在新羅未統一朝鮮半島之前，已曾派遣子弟入唐求學。
及其統一朝鮮半島之後，派來中國留學之子弟更是先後相繼。
682年新羅即效中國設太學，737年唐玄宗于派遣使臣去新羅時，特選能解經的醇儒邢疇前往，且謂新羅知詩書，為君子國。
其時唐代文學家張的作品已成為新羅知識份子極喜歡的讀物了。
由于努力吸取中國文化，中國文字在新羅也很通行。
但因其不能表達新羅語言，故在第七世紀中葉即已有人用中國字作為記音符号，以記錄朝鮮半島上的語言。
至七世紀末便已形成了一種一般通用的規律，即所謂“吏讀”（相傳為新羅人薛聰所創）。
從此以後，新羅人便能借助于漢字的聲音和意義，來記錄自己的語言，對于朝鮮文化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則在新羅的天文、曆法、醫學等方面，所受唐代這幾方面學問的影響也極大。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這裡關于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的叙述，都是根據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當中的記載。
這一史實，在李世民奪取到皇帝位子之後，曾由他的臣僚們加以改竄，并且虛構了一些事實。
新舊《唐書》和《通鑒》當中關于此事的一些記載，便全是根據改編過的一些資料寫成的，故其可信程度都在溫大雅書之下。
(2)此據《唐會要》卷八三租稅門和《舊唐書·食貨志》的記載。
《新唐書·食貨志》以為“每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絹二匹，绫溗二丈；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是不對的。
(3)《唐會要》卷八五《團貌雜錄》：武德九年十一月（時太宗已即位）唐太宗以為丁男當中還有詐稱年小的，遂下令要簡取十八歲以上的中男入軍，魏征極力反對，向太宗說：“今之共治所寄，惟在縣令刺史，年常貌閱并悉委之，至于簡點，即疑詐僞，望下誠信不亦難乎？”這可見唐初還是采用“貌閱”的辦法的（《貞觀政要》卷二直谏篇“貌閱”誤為“貌稅”，《通鑒》改“貌閱”為“簡閱”）。
又《通鑒》卷一九六貞觀十六年載：“敕天下括浮遊無籍者，限來年末附畢。
” (4)《通鑒》卷一九七貞觀十八年十二月載唐的臣僚多要求唐太宗留鎮洛陽，隻派遣諸将去東征。
太宗謂：“炀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
&hellip&hellip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郁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
”同書同卷十九年三月又載唐太宗凡見士卒有病，即召至榻前存慰，付州縣治療，于是“士卒莫不感悅。
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
皆曰：&lsquo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東。
&rsquo上不許。
”這些記載必有誇張粉飾之處，但當時有很多人踴躍應募卻應是事實。
(5)《通鑒》卷二〇一唐高宗上元元年（674）載：是歲有劉曉者上書論選，以為“今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趨文藝。
&hellip&hellip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hellip&hellip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據此看來則是把文章（事實上就是專指詩賦而言）列作進士的考試項目，必在此以前的若幹年内便已開始實行，但《通典》及《唐摭言》諸書，則均謂到永隆（680）中進士才加試雜文（指銘、箴、詩、賦）。
今姑參合兩說并列。
(6)今本《朝野佥載》無此條，故從《太平廣記》轉引。
《朝野佥載》的作者張是高宗武後時人，若此條确是最初記載在他的《朝野佥載》當中的，則何明遠最晚應是第七世紀中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