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唐中葉後社會經濟的下降和政府的挽救措施
關燈
小
中
大
水陸要沖及所有可以進行交易的處所，計錢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數稅之。
乃緻商旅無利，多至失業（以上據《通典·食貨》十一《雜稅門》中的附注）。
元載為相之後，在762年要向江淮民戶清算八年以來所欠負的租調而迫令補交，“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或十取八九，謂之白著。
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
民有蓄谷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
或相聚山澤為&lsquo群盜&rsquo，州縣不能制”（《通鑒》卷二二二）。
由于這樣的“征斂多名，且無恒數”，而又加之以“貪吏橫恣，因緣為奸，法令莫得檢制，烝庶不知告訴”，雖已使得民戶“困竭日甚”，而唐政府卻仍然是感到“經費不充”（據《通典·食貨》七《丁中篇》末的附注）。
二、劉晏當政期内對财政制度的改革 在唐政府亟求克服财政難關的窘迫情況下，在762年（寶應元年）再度任用劉晏為戶部侍郎、京兆尹，且兼任度支鹽鐵轉運使。
從此直到780年（德宗建中元年）二月被楊炎排斥出政府，在此近二十年的長時期内（亦即代宗在位的整個時期），劉晏幾乎是始終擔任着唐政府财賦行政方面的職責的。
1．對轉運工作的整頓 劉晏于受命之後，首先以整頓轉運工作為己任，親到潼關以東以及江淮一帶去視察，找出了漕運阻塞難通的原因所在，并提出了具體的改善辦法，逐步實施，以恢複洛陽及其周圍這一廣大殘破地區的繁榮，恢複運河中的漕運并提高其運輸量，減輕關東關中人民的賦役負擔，藉以挽回唐帝國已漸衰頹的勢運。
一、運河“岸石崩毀，水流決溢”，劉晏便首先着手于疏浚和修複的工作。
二、沿運河各州郡人煙稀少，而前此卻偏要沿運河各州縣的富人督漕挽，壯丁任役夫。
劉晏改變其法，從鹽稅鹽利中抽取一部分作為“漕傭”，雇募人丁挽漕，“不發丁男，不勞郡縣”，漕運卻反而得以順利進行了。
三、沿運河和黃河的兩岸，有的地方是“寇盜充斥”，有的地方則“屯戍相望”，二者都同樣地遇到過境船隻便攘奪截留。
劉晏規定：每十船組織為一綱，每綱三百人，另有篙工五十人，并自揚州派遣将兵護送至于河陰，沿途的艱險和兵匪的劫掠全可因此而得以克服了。
四、采行分段運輸的辦法，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并“各随便宜造運船，教漕卒”。
也緣水置倉，以便轉相受給。
在劉晏未改革漕運辦法以前，從關東運往長安的糧米，由于河流湍悍，沿途沉溺損耗，故隻要能實際送到十分之八，轉運人便受優賞。
及劉晏改革之後，每年運到關中的糧米達百餘萬石，無升鬥覆溺者。
舊史對劉晏這番整頓工作的效果，曾非常誇大地加以描述，說道，從此以後，關中雖遭水旱之災，谷物也不再翔貴了。
2．對鹽法的改革 從唐玄宗即位以後，即又開始征收鹽稅。
安史起兵之後，第五琦向唐肅宗建議，把鹽的煮造和銷售都改由政府專營，禁止私煮私賣。
鹽的售價突然從每鬥十文提高為每鬥一百一十文。
要“積其利以充國用”，藉以減輕百姓其他方面的負擔，故同時便規定“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
及劉晏擔任了理财責任的時候，唐政府的财政情況既還是那樣的窘迫，劉晏認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于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對第五琦所曾施行的鹽專賣制度加以改善，使其“法益精密，官無遺利”。
主要為以下兩項： 一、劉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所設鹽官數量要盡可能地減少。
二、把“專賣制”和“課稅制”相參使用，就各地不同的具體情況而決定采行二者中的某一種辦法。
而在鹽商銷售區域，政府亦備有常平鹽，以免鹽商擡高鹽價。
在劉晏未改鹽法之前，唐政府每年所得鹽稅鹽利共為錢六十萬貫，在既經改革之後，“官收厚利而民不知貴”，到七十年代之末，通計政府一歲征賦所入，共為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居半，較前恰為十倍。
單是吳越揚楚四地的四場十監，一歲便得錢百餘萬缗，可以當百餘州郡的租賦。
就民戶來說，據說是“人無厭苦”，而唐政府的百官俸祿、軍馕以及宮闱服禦也全得賴此而濟了（《通典·食貨十·鹽鐵篇》末附注謂自上元（760）以後，天下鹽司節級榷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
與兩《唐書·食貨志》所載不同，疑“九”字為“六”字之誤）。
3．諸道知院官申報年景豐兇的辦法 劉晏于掌握财賦行政大權之後，于諸道均設置巡院，各置知院官。
每旬或每月，巡院都要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以重價募疾足，置遞相望，使其申報于各道的租庸轉運常平使司，或直接申報于京師。
四方之豐兇，物價之起落，雖是極遠的地區，不四五日便可知道。
豐則貴籴，歉則賤粜。
知院官見有年景不好的征象亦須預先申報：某月須蠲免若幹，某月須救助若幹，至其所指之期，不須再行乞請，劉晏即已為之奏行。
“應民之急未嘗後時”，不是待人民困敝流亡然後才加以赈救，以此“食貨之輕重盡權在
乃緻商旅無利，多至失業（以上據《通典·食貨》十一《雜稅門》中的附注）。
元載為相之後，在762年要向江淮民戶清算八年以來所欠負的租調而迫令補交，“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或十取八九，謂之白著。
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
民有蓄谷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
或相聚山澤為&lsquo群盜&rsquo，州縣不能制”（《通鑒》卷二二二）。
由于這樣的“征斂多名，且無恒數”，而又加之以“貪吏橫恣，因緣為奸，法令莫得檢制，烝庶不知告訴”，雖已使得民戶“困竭日甚”，而唐政府卻仍然是感到“經費不充”（據《通典·食貨》七《丁中篇》末的附注）。
二、劉晏當政期内對财政制度的改革 在唐政府亟求克服财政難關的窘迫情況下，在762年（寶應元年）再度任用劉晏為戶部侍郎、京兆尹，且兼任度支鹽鐵轉運使。
從此直到780年（德宗建中元年）二月被楊炎排斥出政府，在此近二十年的長時期内（亦即代宗在位的整個時期），劉晏幾乎是始終擔任着唐政府财賦行政方面的職責的。
1．對轉運工作的整頓 劉晏于受命之後，首先以整頓轉運工作為己任，親到潼關以東以及江淮一帶去視察，找出了漕運阻塞難通的原因所在，并提出了具體的改善辦法，逐步實施，以恢複洛陽及其周圍這一廣大殘破地區的繁榮，恢複運河中的漕運并提高其運輸量，減輕關東關中人民的賦役負擔，藉以挽回唐帝國已漸衰頹的勢運。
一、運河“岸石崩毀，水流決溢”，劉晏便首先着手于疏浚和修複的工作。
二、沿運河各州郡人煙稀少，而前此卻偏要沿運河各州縣的富人督漕挽，壯丁任役夫。
劉晏改變其法，從鹽稅鹽利中抽取一部分作為“漕傭”，雇募人丁挽漕，“不發丁男，不勞郡縣”，漕運卻反而得以順利進行了。
三、沿運河和黃河的兩岸，有的地方是“寇盜充斥”，有的地方則“屯戍相望”，二者都同樣地遇到過境船隻便攘奪截留。
劉晏規定：每十船組織為一綱，每綱三百人，另有篙工五十人，并自揚州派遣将兵護送至于河陰，沿途的艱險和兵匪的劫掠全可因此而得以克服了。
四、采行分段運輸的辦法，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并“各随便宜造運船，教漕卒”。
也緣水置倉，以便轉相受給。
在劉晏未改革漕運辦法以前，從關東運往長安的糧米，由于河流湍悍，沿途沉溺損耗，故隻要能實際送到十分之八，轉運人便受優賞。
及劉晏改革之後，每年運到關中的糧米達百餘萬石，無升鬥覆溺者。
舊史對劉晏這番整頓工作的效果，曾非常誇大地加以描述，說道，從此以後，關中雖遭水旱之災，谷物也不再翔貴了。
2．對鹽法的改革 從唐玄宗即位以後，即又開始征收鹽稅。
安史起兵之後，第五琦向唐肅宗建議，把鹽的煮造和銷售都改由政府專營，禁止私煮私賣。
鹽的售價突然從每鬥十文提高為每鬥一百一十文。
要“積其利以充國用”，藉以減輕百姓其他方面的負擔，故同時便規定“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
及劉晏擔任了理财責任的時候，唐政府的财政情況既還是那樣的窘迫，劉晏認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于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對第五琦所曾施行的鹽專賣制度加以改善，使其“法益精密，官無遺利”。
主要為以下兩項： 一、劉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所設鹽官數量要盡可能地減少。
二、把“專賣制”和“課稅制”相參使用，就各地不同的具體情況而決定采行二者中的某一種辦法。
而在鹽商銷售區域，政府亦備有常平鹽，以免鹽商擡高鹽價。
在劉晏未改鹽法之前，唐政府每年所得鹽稅鹽利共為錢六十萬貫，在既經改革之後，“官收厚利而民不知貴”，到七十年代之末，通計政府一歲征賦所入，共為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居半，較前恰為十倍。
單是吳越揚楚四地的四場十監，一歲便得錢百餘萬缗，可以當百餘州郡的租賦。
就民戶來說，據說是“人無厭苦”，而唐政府的百官俸祿、軍馕以及宮闱服禦也全得賴此而濟了（《通典·食貨十·鹽鐵篇》末附注謂自上元（760）以後，天下鹽司節級榷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
與兩《唐書·食貨志》所載不同，疑“九”字為“六”字之誤）。
3．諸道知院官申報年景豐兇的辦法 劉晏于掌握财賦行政大權之後，于諸道均設置巡院，各置知院官。
每旬或每月，巡院都要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以重價募疾足，置遞相望，使其申報于各道的租庸轉運常平使司，或直接申報于京師。
四方之豐兇，物價之起落，雖是極遠的地區，不四五日便可知道。
豐則貴籴，歉則賤粜。
知院官見有年景不好的征象亦須預先申報：某月須蠲免若幹，某月須救助若幹，至其所指之期，不須再行乞請，劉晏即已為之奏行。
“應民之急未嘗後時”，不是待人民困敝流亡然後才加以赈救，以此“食貨之輕重盡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