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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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省城，移居郊區，内線聯絡，這樣做我認為是服從了黨的需要，繼承了愛人的遺志，我沒想過旁的，工作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梁隊長是好同志，他心地善良，為人忠厚，最希望同我接近，無論是路東路西，總願意看到有我這麼個人。
凡有我在場，他和他的隊員就工作更加熱情，作戰更加勇敢，生活更加愉快，我為什麼不滿足他的希望呢？我反對淫蕩下流的女人，也反對躲躲閃閃見了男的就紅臉的女人，甯願象尤三姐痛快地死去，也不願作尤二姐忍辱地活着。
有些人并不了解我，甚至有人罵我，盡他們笑罵吧，新衣服濺上個油點能洗下去，白藕長在淤泥裡染不上髒。
黨對于它派赴内線工作的同志，什麼都了解，什麼都考慮過的。
妹妹，我求你，别把我的不幸消息告訴爸爸。
爸爸一生夠苦的啦，幼年喪父，中年喪妻，為拉扯兩個女兒，累折了他的筋骨。
他老人家忠厚老實，受過我這不孝女兒百般的轄制。
我們長大了，都作的是他非常害怕但又沒法拒絕的事。
上次我見他老人家身體很壞，他在世界上還活多久呢，請你們把嘴封牢一點，不要再拿我的不幸消息折磨他了！ 妹妹！對你，我說什麼呢？你年輕、誠實聰明又有文化，直接跟着領導同志工作，進步一定很快。
不過我覺得你在愛情這本字典上，還有不少生字。
依我看，愛情不是花晨月夕下的甜言，也不是軟綿綿的眼淚，更不是金錢物質的收買品。
我主張：要找個志氣剛強的漢子，别要那蠍蠍螫螫男身故作女态的人；選老婆也不要弱柳扶風，眼淚洗臉的“林黛玉”，要他有幾分“丈夫”氣。
我總嫌你懦弱，認為你身旁那個後生，利用你的脆弱溫情，籠絡你又想控制你，我早看出你想擺脫他，要擺脫，得拿出點毅力和勇氣來，世界上無論作什麼事，沒點毅力，沒點勇氣，沒點冒險精神是做不成的。
願你在愛情以及一切問題上，再幹脆點！再堅強些！ 現在說說我最後的一件心事吧！我的小離兒才五歲，她是我心尖子上的一塊肉。
她父親家裡沒一個親人，又不能跟着外祖父，你也沒有精力養活她，我才是個半脫離生産的幹部，不能給公家添麻煩。
我想有兩個辦法：第一是拿她送交梁隊長，估計他會同意，因為他對我好并喜愛這個孩子；如果他有不能克服的困難，那就把她送給缺兒缺女的爹娘。
不管送給誰，要求組織上給她點榮譽，給她挂上個革命烈士子女的頭銜，這點是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們最關心的。
我沒給孩子留下産業，要留這點榮譽，等将來小離兒長大讀書的時候（我想到那時候省城就解放啦），叫她向同學們講說講說，她是什麼樣爹娘留下的女兒，讓同學們知道：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争，給我們國家民族造成多大的災難，他們殺戮過多少無辜的父母，遺留下多少寡婦孤兒！讓同學們知道和平是多麼可貴，知道他們在充滿陽光的幸福生活下學習，是先輩人怎樣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小離兒要讀書，最好送到新水閘小學，這有它的特殊原因。
過去，我是在這個學校讀高小的，那時候東三省叫日本鬼子強占了；我們校裡來了個插班生，她父親在沈陽北大營作小生意，九一八事變時被日本鬼子殺死了，她跟着媽媽逃進關來。
在“滿洲國”當“順民”時，她從來不敢大聲講話，這次回來，火車一開進山海關，她大聲說：“媽媽！我告訴你一句話，現在我是中國人啦！”中國的兒童都有愛國熱忱，堅持不抵抗主義的是國民黨的一撮敗類。
日本鬼子占領後的新水閘高小也大變啦。
我每次到都市來，差不離總要圍着母校門口轉兩個圈子，每當我看到面黃肌瘦的孩子們無表情的朝着紅膏藥旗敬禮，或是隔牆聽見孩子們象哭一樣地念“阿依吾葉毆”的時候，就覺得比刀子割我的心頭肉還難受。
我希望，我想也一定，小離兒再到新水閘念書的時候，中國就是人民的中國了，正象我們過年貼春聯寫的“普天同慶，大地回春”一樣。
那時候的中國人民可以自由地呼吸，可以自由地歌唱，可以有共産黨的領導下選擇自己最理想的工作。
那時候呵！嚼着苦瓜也是甜絲絲的呀！…… 妹妹：你同意我談的這些問題嗎？你懷疑我有這樣的閑情逸趣嗎？你認為這不是我的真情流露嗎？你認為這是“鳥之将死其鳴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嗎？說老實話，現實生活我是很痛苦的。
我把唯一的幸福寄托在理想和希望中了。
别阻攔，别責怪，讓我願說就說願想就想吧。
讓我以一個囚在敵人監獄中的年輕的共産黨員的身份，向同我女兒一起的高小學生，不夠，應是省城所有的高小學生，還不夠，讓我向新中國所有的青年人表達我的心願吧！青年人喲！我向你們祝福。
祝你們熱愛自由，熱愛生活，熱愛生命吧！這些都不是容易得到的喲！你們也許還不大懂得這些東西多寶貴。
我開始懂的也不多，到了敵人監獄裡失掉生活自由的時候，才更知道它們的寶貴了。
我雖然是做了母親的人，可我還不過是二十四歲的青年喲！我多麼想自由，多麼想活下去，至少希望活到城市解放，能看到你們歡蹦亂跳的那一天。
現在看來，這都成了奢想。
…… 敵人也想讓我活下去，還答應叫我在物質生活上活好一點，隻要從我身上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我想活，我知道“死”并不是個愉快的名詞，它的含意裡有痛苦。
但我不能避開它而丢掉我最寶貴的東西，這些東西不用說作為一個黨員，就是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也是不能失掉的。
這樣，我的未來就可知了。
青年學生們，同時代的青年們，未來的青年們，讓我——一個年輕的共産黨員為你們的光明前途祝福吧。
…… 今天，這位房東姑娘還叫我寫。
她再一次保證，一定把信送到你們手裡。
我真感激她。
經過一周的觀察考驗，我認為這個姑娘可靠，請組織信賴她。
我還說什麼呢？在舊時代，人們常說“紅顔薄命”，我既非紅顔，也不信命，我就知道相信黨。
我新生命中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我要把生命中的每一片斷，哪怕是一分鐘，都願為黨做點工作，可惜，我現在能作的事情并不多了。
我被約定明天給特務頭子多田單獨會面，這是個不平常的會面，一個是敵僞方面權威人物，一個是普通的共産黨員；他對我有企圖，我對他有打算。
不知這樣作是否妥當？也不知道能不能作成，但這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後想作的一件事了。
…… 銀環看了看信上日期，是三天以前寫的，就是說金環在三天以前還沒發生問題，現在她的情況又是怎樣呢？她最後作了什麼事，成功還是失敗了？真急死人。
銀環拿起那個信封抖了抖，沒發現什麼，迎燈一照，發現信封底處，還有另一張折成方形的信箋，伸手掏出來看，信紙同金環用的一樣，字體大不相同，潦草地寫着： 地下工作負責同志們： 我要替不知名的大姐，續完她的遺書。
關于我本人不用介紹了。
大姐說，在政治上她給我負責任，我的姓名和住址暫時最好不寫，萬一丢了，我們母女性命就難保啦。
何況，不論在多麼緊急的情況下，隻要見到你們的面，我總會告訴你們的。
現在讓我說說大姐的事：大姐在第四天就不再寫了，她從多田處談話回來，精神有些變化，說她頭皮發癢，向我借頭簪，我把母親的給了她，她不滿意；按照她的要求，我從街上給她買了一隻骨頭簪子，又硬又尖，她高高興興地抿藏在頭發裡。
第六天早晨，便衣特務帶她出去，臨出門的時候，大姐偷偷對我說：“你注意打聽着點，今天也許出件叫人高興的新聞。
”當天他們誰也沒回來，第二天，特務們來取鋪蓋，說任務結束了，要回機關去。
我要求他們告訴大姐的下落。
他們是這樣談的：多田和大姐個别談話以後，對她抱了不正當的企圖，先是要她提供地下工作組織情況，以後說什麼都不要，隻要她同共産黨斷絕關系，先是她不肯，後來不知為什麼，她又答應了。
多田說要她變變生活方式，為她準備了高等服裝名貴首飾，要她洗澡燙發換裝，去赴筵席。
多田準備在筵席上宣布她歸順“皇軍”，然後派她去新民會工作，他個人的企圖還安排在下一步。
這一切，都遭到她的拒絕。
她聲言一不赴筵，二不任職，要找個方便地方，先同多田顧問談談，隻要談通了條件，顧問所要求的她都樂于應承。
多田同意了，交談地點是在靠北城的紅樓裡——國民黨逃跑省長的别墅。
多田是日本帝國主義豢養多年的老牌特務，處事對人頗有經驗，他接待她是作了成敗兩種準備的。
她去紅樓見他的時候，經過周身檢查，才被允許進去的。
特務說：“姑娘雖是好樣的，還是欠沉着，她動手太早啦，又沒有應手的武器。
也許日本人命不該絕，要是從咽喉上再刺正一點，多田就省得回北京住醫院啦。
”另一個特務誇獎多田，說他受重傷後，還能掏出左輪朝女犯人連發五槍。
…… 銀環讀到連發五槍，頓時感到天旋地轉，渾身顫抖，眼睛瞪直，象是要找個支撐身體的依靠，看到飽含晶瑩眼淚的小燕兒，便撲向前去，兩人擁抱住放聲痛哭。
韓燕來嘴唇咬緊，眼睛瞪圓，死盯住牆角，仿佛一錯眼珠，那裡就有什麼東西要跑掉。
楊曉冬猛然揮手，撩開身上的薄棉被，三歪兩晃搶步到燈前，雙手分開捺住兩個桌角，不知是因為體弱需要支撐，還是他以往在工作中習慣了這種姿勢，這姿勢頗象站在擴音器前對千百看不見的群衆講話一樣： “金環是真正的共産主義者，是革命的好同志。
她把生命中最後的時刻都用來打擊敵人。
她的女兒是我們大家的孩子，是共産黨的下一代，用不着擔心，我們再困難也要教養她，遺棄革命子女是犯罪的。
她的
梁隊長是好同志，他心地善良，為人忠厚，最希望同我接近，無論是路東路西，總願意看到有我這麼個人。
凡有我在場，他和他的隊員就工作更加熱情，作戰更加勇敢，生活更加愉快，我為什麼不滿足他的希望呢？我反對淫蕩下流的女人，也反對躲躲閃閃見了男的就紅臉的女人，甯願象尤三姐痛快地死去，也不願作尤二姐忍辱地活着。
有些人并不了解我，甚至有人罵我，盡他們笑罵吧，新衣服濺上個油點能洗下去，白藕長在淤泥裡染不上髒。
黨對于它派赴内線工作的同志，什麼都了解，什麼都考慮過的。
妹妹，我求你，别把我的不幸消息告訴爸爸。
爸爸一生夠苦的啦，幼年喪父，中年喪妻，為拉扯兩個女兒，累折了他的筋骨。
他老人家忠厚老實，受過我這不孝女兒百般的轄制。
我們長大了，都作的是他非常害怕但又沒法拒絕的事。
上次我見他老人家身體很壞，他在世界上還活多久呢，請你們把嘴封牢一點，不要再拿我的不幸消息折磨他了！ 妹妹！對你，我說什麼呢？你年輕、誠實聰明又有文化，直接跟着領導同志工作，進步一定很快。
不過我覺得你在愛情這本字典上，還有不少生字。
依我看，愛情不是花晨月夕下的甜言，也不是軟綿綿的眼淚，更不是金錢物質的收買品。
我主張：要找個志氣剛強的漢子，别要那蠍蠍螫螫男身故作女态的人；選老婆也不要弱柳扶風，眼淚洗臉的“林黛玉”，要他有幾分“丈夫”氣。
我總嫌你懦弱，認為你身旁那個後生，利用你的脆弱溫情，籠絡你又想控制你，我早看出你想擺脫他，要擺脫，得拿出點毅力和勇氣來，世界上無論作什麼事，沒點毅力，沒點勇氣，沒點冒險精神是做不成的。
願你在愛情以及一切問題上，再幹脆點！再堅強些！ 現在說說我最後的一件心事吧！我的小離兒才五歲，她是我心尖子上的一塊肉。
她父親家裡沒一個親人，又不能跟着外祖父，你也沒有精力養活她，我才是個半脫離生産的幹部，不能給公家添麻煩。
我想有兩個辦法：第一是拿她送交梁隊長，估計他會同意，因為他對我好并喜愛這個孩子；如果他有不能克服的困難，那就把她送給缺兒缺女的爹娘。
不管送給誰，要求組織上給她點榮譽，給她挂上個革命烈士子女的頭銜，這點是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們最關心的。
我沒給孩子留下産業，要留這點榮譽，等将來小離兒長大讀書的時候（我想到那時候省城就解放啦），叫她向同學們講說講說，她是什麼樣爹娘留下的女兒，讓同學們知道：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争，給我們國家民族造成多大的災難，他們殺戮過多少無辜的父母，遺留下多少寡婦孤兒！讓同學們知道和平是多麼可貴，知道他們在充滿陽光的幸福生活下學習，是先輩人怎樣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小離兒要讀書，最好送到新水閘小學，這有它的特殊原因。
過去，我是在這個學校讀高小的，那時候東三省叫日本鬼子強占了；我們校裡來了個插班生，她父親在沈陽北大營作小生意，九一八事變時被日本鬼子殺死了，她跟着媽媽逃進關來。
在“滿洲國”當“順民”時，她從來不敢大聲講話，這次回來，火車一開進山海關，她大聲說：“媽媽！我告訴你一句話，現在我是中國人啦！”中國的兒童都有愛國熱忱，堅持不抵抗主義的是國民黨的一撮敗類。
日本鬼子占領後的新水閘高小也大變啦。
我每次到都市來，差不離總要圍着母校門口轉兩個圈子，每當我看到面黃肌瘦的孩子們無表情的朝着紅膏藥旗敬禮，或是隔牆聽見孩子們象哭一樣地念“阿依吾葉毆”的時候，就覺得比刀子割我的心頭肉還難受。
我希望，我想也一定，小離兒再到新水閘念書的時候，中國就是人民的中國了，正象我們過年貼春聯寫的“普天同慶，大地回春”一樣。
那時候的中國人民可以自由地呼吸，可以自由地歌唱，可以有共産黨的領導下選擇自己最理想的工作。
那時候呵！嚼着苦瓜也是甜絲絲的呀！…… 妹妹：你同意我談的這些問題嗎？你懷疑我有這樣的閑情逸趣嗎？你認為這不是我的真情流露嗎？你認為這是“鳥之将死其鳴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嗎？說老實話，現實生活我是很痛苦的。
我把唯一的幸福寄托在理想和希望中了。
别阻攔，别責怪，讓我願說就說願想就想吧。
讓我以一個囚在敵人監獄中的年輕的共産黨員的身份，向同我女兒一起的高小學生，不夠，應是省城所有的高小學生，還不夠，讓我向新中國所有的青年人表達我的心願吧！青年人喲！我向你們祝福。
祝你們熱愛自由，熱愛生活，熱愛生命吧！這些都不是容易得到的喲！你們也許還不大懂得這些東西多寶貴。
我開始懂的也不多，到了敵人監獄裡失掉生活自由的時候，才更知道它們的寶貴了。
我雖然是做了母親的人，可我還不過是二十四歲的青年喲！我多麼想自由，多麼想活下去，至少希望活到城市解放，能看到你們歡蹦亂跳的那一天。
現在看來，這都成了奢想。
…… 敵人也想讓我活下去，還答應叫我在物質生活上活好一點，隻要從我身上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我想活，我知道“死”并不是個愉快的名詞，它的含意裡有痛苦。
但我不能避開它而丢掉我最寶貴的東西，這些東西不用說作為一個黨員，就是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也是不能失掉的。
這樣，我的未來就可知了。
青年學生們，同時代的青年們，未來的青年們，讓我——一個年輕的共産黨員為你們的光明前途祝福吧。
…… 今天，這位房東姑娘還叫我寫。
她再一次保證，一定把信送到你們手裡。
我真感激她。
經過一周的觀察考驗，我認為這個姑娘可靠，請組織信賴她。
我還說什麼呢？在舊時代，人們常說“紅顔薄命”，我既非紅顔，也不信命，我就知道相信黨。
我新生命中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我要把生命中的每一片斷，哪怕是一分鐘，都願為黨做點工作，可惜，我現在能作的事情并不多了。
我被約定明天給特務頭子多田單獨會面，這是個不平常的會面，一個是敵僞方面權威人物，一個是普通的共産黨員；他對我有企圖，我對他有打算。
不知這樣作是否妥當？也不知道能不能作成，但這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後想作的一件事了。
…… 銀環看了看信上日期，是三天以前寫的，就是說金環在三天以前還沒發生問題，現在她的情況又是怎樣呢？她最後作了什麼事，成功還是失敗了？真急死人。
銀環拿起那個信封抖了抖，沒發現什麼，迎燈一照，發現信封底處，還有另一張折成方形的信箋，伸手掏出來看，信紙同金環用的一樣，字體大不相同，潦草地寫着： 地下工作負責同志們： 我要替不知名的大姐，續完她的遺書。
關于我本人不用介紹了。
大姐說，在政治上她給我負責任，我的姓名和住址暫時最好不寫，萬一丢了，我們母女性命就難保啦。
何況，不論在多麼緊急的情況下，隻要見到你們的面，我總會告訴你們的。
現在讓我說說大姐的事：大姐在第四天就不再寫了，她從多田處談話回來，精神有些變化，說她頭皮發癢，向我借頭簪，我把母親的給了她，她不滿意；按照她的要求，我從街上給她買了一隻骨頭簪子，又硬又尖，她高高興興地抿藏在頭發裡。
第六天早晨，便衣特務帶她出去，臨出門的時候，大姐偷偷對我說：“你注意打聽着點，今天也許出件叫人高興的新聞。
”當天他們誰也沒回來，第二天，特務們來取鋪蓋，說任務結束了，要回機關去。
我要求他們告訴大姐的下落。
他們是這樣談的：多田和大姐個别談話以後，對她抱了不正當的企圖，先是要她提供地下工作組織情況，以後說什麼都不要，隻要她同共産黨斷絕關系，先是她不肯，後來不知為什麼，她又答應了。
多田說要她變變生活方式，為她準備了高等服裝名貴首飾，要她洗澡燙發換裝，去赴筵席。
多田準備在筵席上宣布她歸順“皇軍”，然後派她去新民會工作，他個人的企圖還安排在下一步。
這一切，都遭到她的拒絕。
她聲言一不赴筵，二不任職，要找個方便地方，先同多田顧問談談，隻要談通了條件，顧問所要求的她都樂于應承。
多田同意了，交談地點是在靠北城的紅樓裡——國民黨逃跑省長的别墅。
多田是日本帝國主義豢養多年的老牌特務，處事對人頗有經驗，他接待她是作了成敗兩種準備的。
她去紅樓見他的時候，經過周身檢查，才被允許進去的。
特務說：“姑娘雖是好樣的，還是欠沉着，她動手太早啦，又沒有應手的武器。
也許日本人命不該絕，要是從咽喉上再刺正一點，多田就省得回北京住醫院啦。
”另一個特務誇獎多田，說他受重傷後，還能掏出左輪朝女犯人連發五槍。
…… 銀環讀到連發五槍，頓時感到天旋地轉，渾身顫抖，眼睛瞪直，象是要找個支撐身體的依靠，看到飽含晶瑩眼淚的小燕兒，便撲向前去，兩人擁抱住放聲痛哭。
韓燕來嘴唇咬緊，眼睛瞪圓，死盯住牆角，仿佛一錯眼珠，那裡就有什麼東西要跑掉。
楊曉冬猛然揮手，撩開身上的薄棉被，三歪兩晃搶步到燈前，雙手分開捺住兩個桌角，不知是因為體弱需要支撐，還是他以往在工作中習慣了這種姿勢，這姿勢頗象站在擴音器前對千百看不見的群衆講話一樣： “金環是真正的共産主義者，是革命的好同志。
她把生命中最後的時刻都用來打擊敵人。
她的女兒是我們大家的孩子，是共産黨的下一代，用不着擔心，我們再困難也要教養她，遺棄革命子女是犯罪的。
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