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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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閑言碎言，我至今不忘。
父親說，文化就像太陽光，火燒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沒收不了（那時政府經常沒收私人東西，連你家多養一隻雞也要沒收，叫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個人有文化、有知識，是最大的福氣和運氣，雲雲。
把知識文化比喻成天外來的太陽光，這是我父親的發明。
說真的，以前我對父親的感情很複雜，一方面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對生活和事情特别有見地、有追求，像個哲學家，另一方面我又覺得他糊塗，經常裝神弄鬼，像個愚昧的人。
另外，我父親脾氣很差，有點喜怒無常，動不動要打人。
現在我又不這樣看了。
現在我覺得我父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隻是時運不佳，虎落平陽，變成了一隻羊而已。
話說回來，自父親跟我談過這次話後，我開始發奮讀書，得到的回報是考上了高中。
那一年，我們甲乙兩個班共98名同學，最後考上高中隻有5個人。
到了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我雖然也發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于中間，不冒尖。
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隻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
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隻考上了3人，其中有我。
我是第二名，比錄取分數高出不多，屬于險勝。
盡管如此但依然驚動了老師和同學，而且馬上流傳開一種很惡毒的說法，說我在考試時“做了手腳”。
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麼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後面兩天我都在發燒。
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隻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那麼，是什麼呢？我現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親，他本是最愛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沒有給我探究出一個科學的所以然，而是給出了一個大衆化的答案：這就是我的命。
這個答案其實比問題本身還要更神秘、更複雜化。
4.1981年8月29日 陽光都被樹葉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規則的圖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馬路上。
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裡的馬路。
這是1981年8月29日。
這一天，我像進入了夢鄉，被一輛軍車牌照卡車從富陽拉到杭州，進而拉到浙江省軍區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暫停留後（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車站。
一路上，我記住了一個驚奇，就是太陽光像一塊大白布，被遮天的樹葉剪得粉碎，鋪在泛黑的瀝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夢中的情景。
雖然這時候我還穿着便裝，但嚴格地說此時我已經是一位軍人，享受着軍人應有的待遇。
比如進火車站時，我們走的是軍人專用通道，上了火車，乘務員給我們提水倒茶，我們也給乘務員拖地擦窗，親如一家人，情如魚水情。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現在更名為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在鄭州。
這是當時軍隊的重點大學，錄取分數很高，院方到我們學校招生時，他們初定的調檔線比錄取線高出40分。
我屬于險勝，相差甚遠，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帶去醫院做體檢後，可以說是潰不成軍，檢測視力的“山”字表簡直像一架機關槍，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關卡卡掉的，最後隻剩下兩人。
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學生體檢，這是入伍體檢，是按軍人的要求來要求的。
于是，又重新劃了調檔線，比前次降了一半。
但對我來說還是不夠，還差得遠。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醫院參加體檢。
天很熱，醫院裡的氣味很難聞，我出來到樓下，在一棵小樹下乘涼。
不一會兒，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同志，50來歲，胖墩墩的，他顯然是來乘涼的，站在了我身邊。
正是中午時分，樹又是一棵小樹，罩出的蔭涼隻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兩個人有點困難，除非我們挨緊了。
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視，養成了（也許是被迫的）對人客氣謙讓的習慣，見此情況主動讓出大片蔭涼給他。
他友好地對我笑笑，和我攀談起來，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負責“工院”招生的首長。
我向首長表示，我很願意去他們學校，就是成績差了。
首長問了我的考分，認為我的分數确實低了些，否則他可以考慮要我。
但是，後來當首長獲悉我數學是滿分、物理也有94分的高分時，他驚疑地盯了我一會兒，認真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們學校。
我激動地說：是真的。
5分鐘後，我改變了體檢路線，轉到四樓，接受了有軍人在場監督的苛刻的體檢。
我的身體狀況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氣，一路檢查下去，居然一路綠燈，哪怕連腳闆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鴨腳闆）。
當天下午，我離開醫院時，首長握着我手說：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長親自簽發的通知書。
回想這一切，我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寫小說。
5.1988年1月15日 這是一本文學雜志的出刊時間，雜志的名字叫《昆侖》，期号是1988年第1期。
我的第一篇小說《變調》就發表在這一期上，責任編輯是海波。
我真正開始寫小說是在1986年，之前幾年我一直在寫日記，寫了幾大本，論字數應該在幾十萬之上。
總的說，我是個耽于内心的人，不愛熱鬧，不善言辭，寫日記是我放松的一種方式，也是習慣。
我喜歡把自己交給自己，交給日記本。
在我對門的宿舍裡，有一個福建人，姓楊，他也每天要在日記本上塗鴉一陣子。
我覺得他是自己人，有意接近他，慢慢地交成了朋友。
當了朋友，就可以說點私密的東西，有一天他告訴我一個秘密，說他日記本裡記的不是日記，而是小說。
他在寫小說！ 這确實是個天大的秘密。
雖然校方沒有明文規定，學員不能寫小說，但我們還是不敢肯定，這會不會“惹是生非”。
作為軍校學員，我們的舉動似乎都是被明文規定了的，沒有明文規定的事，我們吃不準對錯，一般都以小心為妙，不做為好。
所以，小說最好是寫在日記本上，暗度陳倉，以免犯了哪位教員内心私設的規矩。
他還告訴我，小說和日記的不同之處就在于，日記記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據可查，小說寫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數學
父親說，文化就像太陽光，火燒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沒收不了（那時政府經常沒收私人東西，連你家多養一隻雞也要沒收，叫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個人有文化、有知識，是最大的福氣和運氣，雲雲。
把知識文化比喻成天外來的太陽光，這是我父親的發明。
說真的，以前我對父親的感情很複雜，一方面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對生活和事情特别有見地、有追求，像個哲學家，另一方面我又覺得他糊塗，經常裝神弄鬼，像個愚昧的人。
另外，我父親脾氣很差，有點喜怒無常，動不動要打人。
現在我又不這樣看了。
現在我覺得我父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隻是時運不佳，虎落平陽，變成了一隻羊而已。
話說回來，自父親跟我談過這次話後，我開始發奮讀書，得到的回報是考上了高中。
那一年，我們甲乙兩個班共98名同學，最後考上高中隻有5個人。
到了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我雖然也發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于中間，不冒尖。
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隻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
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隻考上了3人，其中有我。
我是第二名，比錄取分數高出不多，屬于險勝。
盡管如此但依然驚動了老師和同學，而且馬上流傳開一種很惡毒的說法，說我在考試時“做了手腳”。
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麼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後面兩天我都在發燒。
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隻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那麼，是什麼呢？我現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親，他本是最愛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沒有給我探究出一個科學的所以然，而是給出了一個大衆化的答案：這就是我的命。
這個答案其實比問題本身還要更神秘、更複雜化。
4.1981年8月29日 陽光都被樹葉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規則的圖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馬路上。
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裡的馬路。
這是1981年8月29日。
這一天，我像進入了夢鄉，被一輛軍車牌照卡車從富陽拉到杭州，進而拉到浙江省軍區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暫停留後（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車站。
一路上，我記住了一個驚奇，就是太陽光像一塊大白布，被遮天的樹葉剪得粉碎，鋪在泛黑的瀝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夢中的情景。
雖然這時候我還穿着便裝，但嚴格地說此時我已經是一位軍人，享受着軍人應有的待遇。
比如進火車站時，我們走的是軍人專用通道，上了火車，乘務員給我們提水倒茶，我們也給乘務員拖地擦窗，親如一家人，情如魚水情。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現在更名為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在鄭州。
這是當時軍隊的重點大學，錄取分數很高，院方到我們學校招生時，他們初定的調檔線比錄取線高出40分。
我屬于險勝，相差甚遠，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帶去醫院做體檢後，可以說是潰不成軍，檢測視力的“山”字表簡直像一架機關槍，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關卡卡掉的，最後隻剩下兩人。
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學生體檢，這是入伍體檢，是按軍人的要求來要求的。
于是，又重新劃了調檔線，比前次降了一半。
但對我來說還是不夠，還差得遠。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醫院參加體檢。
天很熱，醫院裡的氣味很難聞，我出來到樓下，在一棵小樹下乘涼。
不一會兒，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同志，50來歲，胖墩墩的，他顯然是來乘涼的，站在了我身邊。
正是中午時分，樹又是一棵小樹，罩出的蔭涼隻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兩個人有點困難，除非我們挨緊了。
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視，養成了（也許是被迫的）對人客氣謙讓的習慣，見此情況主動讓出大片蔭涼給他。
他友好地對我笑笑，和我攀談起來，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負責“工院”招生的首長。
我向首長表示，我很願意去他們學校，就是成績差了。
首長問了我的考分，認為我的分數确實低了些，否則他可以考慮要我。
但是，後來當首長獲悉我數學是滿分、物理也有94分的高分時，他驚疑地盯了我一會兒，認真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們學校。
我激動地說：是真的。
5分鐘後，我改變了體檢路線，轉到四樓，接受了有軍人在場監督的苛刻的體檢。
我的身體狀況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氣，一路檢查下去，居然一路綠燈，哪怕連腳闆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鴨腳闆）。
當天下午，我離開醫院時，首長握着我手說：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長親自簽發的通知書。
回想這一切，我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寫小說。
5.1988年1月15日 這是一本文學雜志的出刊時間，雜志的名字叫《昆侖》，期号是1988年第1期。
我的第一篇小說《變調》就發表在這一期上，責任編輯是海波。
我真正開始寫小說是在1986年，之前幾年我一直在寫日記，寫了幾大本，論字數應該在幾十萬之上。
總的說，我是個耽于内心的人，不愛熱鬧，不善言辭，寫日記是我放松的一種方式，也是習慣。
我喜歡把自己交給自己，交給日記本。
在我對門的宿舍裡，有一個福建人，姓楊，他也每天要在日記本上塗鴉一陣子。
我覺得他是自己人，有意接近他，慢慢地交成了朋友。
當了朋友，就可以說點私密的東西，有一天他告訴我一個秘密，說他日記本裡記的不是日記，而是小說。
他在寫小說！ 這确實是個天大的秘密。
雖然校方沒有明文規定，學員不能寫小說，但我們還是不敢肯定，這會不會“惹是生非”。
作為軍校學員，我們的舉動似乎都是被明文規定了的，沒有明文規定的事，我們吃不準對錯，一般都以小心為妙，不做為好。
所以，小說最好是寫在日記本上，暗度陳倉，以免犯了哪位教員内心私設的規矩。
他還告訴我，小說和日記的不同之處就在于，日記記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據可查，小說寫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數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