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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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以後都是夏季開學了，而我們之前好像都是正月裡開學的。
我覺得正月裡開學更有種喜慶色彩，書包裡藏着壓歲錢和酥糕，那感覺是很好的。
中國的農村給人最統一的印象是窮，貧窮落後，吃不飽，穿不暖，髒不拉叽，大人缺乏尊嚴，小孩少了天真。
但是公平地說，我們那邊不是這樣的，我從小沒有挨過餓，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過年時還有壓歲錢，遠的親戚給兩角、五角，近的親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給一元。
我還認了個幹爹幹媽，自己很節儉的，但對别人很好，尤其對我更好，壓歲錢經常給我一張五元大鈔。
一般一個春節過下來，我可以得到十幾至二十塊的壓歲錢。
這是我的零用錢。
我用這個錢到縣城看電影，買好看的塑料涼鞋和的确良，回來做襯衣。
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憶。
換句話說，我小時候沒有感到過生存上的困難，沒有這方面的記憶。
有關困難的記憶都來自精神上，來自時尚和世俗。
每個時代都有時尚，我少年的時代是一個講成分和階級的時代，把人劃成兩個階級：革命和反革命；分成兩種顔色：紅色和黑類。
黑類又細分為五類，即“地富反壞右”，俗稱黑五類。
這黑五類中，我們一家占了兩類：右派和地主。
右派是我父親，地主是外公，兩頂大黑帽子，是兩座黑壓壓的大山，壓在頭頂，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學的記憶是從被侮辱開始的，記得那是一個下雪天，老師出去看雪了，我們在教室自習；雪花從窗戶裡飄進來，落在臨窗而坐的我的脖子裡，我下意識地縮緊了脖子，起身想去關窗戶，剛好被從外面賞完雪進來的老師發現了。
老師走到我面前，問我要幹嗎。
我說雪飄進了我脖子，我想關窗戶。
老師問我是不是冷，我說是的。
狗日的老師說：你頭上戴了兩頂大黑帽還怕冷啊。
是在課堂上！ 這個狗日的！ 老師都是如此，更何況少不懂事的同學。
所以，我不喜歡上學，因為上學對我就意味着受欺辱。
都說學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識，但其實不盡然。
我小學到初中，喊過的老師至少十幾個，但真正溫暖過我的隻有兩個：一男一女，男的叫蔣關仁，女的叫王玲娟。
王老師是知青，胖胖的，演過沙奶奶。
蔣老師是個仁義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樣，上課不用教鞭（隻有他一個人），高個子，籃球打得很好。
十幾個老師，隻有兩個人，似乎是少了些。
但夠了，因為他們代表着善良、正直、仁義和愛，是可以以一當十的。
每次我受了欺負，賴在家裡不去上學（這像一種慢性病，一年裡總要犯個一兩次），父親和母親會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催趕我去上學，父親是動武，用毛竹條抽打我，粗暴地趕我去；母親是搬救兵，把王老師和蔣關仁老師搬出來說教，有時還直接把老師搬回家，現場将我帶走。
父親的方式其實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複雜，我經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學校，而是找一個牆角躲起來，等放學了才回家，制造一個上學的假象。
假的真不了。
王老師（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不去上學，晚上笃定要來我家問原因，一問真相大白了。
所以，從結果看，父親似乎在用另一種方式把愛我的老師請進家門。
當然，老師登門了，學校的大門又向我敞開了。
小學五年半（就隻有五年半），我最深的記憶就是這種再三的逃學、勸學，大門關了，又開了；開了，又關了。
就這樣反反複複，反複中我一再嘗到了被多數同學和老師欺辱的苦頭，也一再品到了被個别老師寵愛的甜頭。
蔣關仁老師，王老師，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對天使，像一個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處、最暖處。
他們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詩—— 我心裡有陽光 來自兩個有性别的太陽 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實。
我曾經無數次地想過，如果沒有這兩個太陽、天使，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子？ 3.那年那月那三天 這裡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日—12日，二是1981年7月7日—9日。
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後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
兩個日子對我都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
人生能有幾回搏，說的就是這樣的日子。
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把歧視當作動力，發奮讀書，通過優異的成績叫人刮目相看，從而改變受歧視的劣勢地位，這是受歧視者正常的一種反應，一種情況。
另一種情況是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無所謂，無所求，任歧視自由發展。
我當屬于前者，想通過努力把劣勢改變的。
但是，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也無人關注。
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在勞動積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不禮貌，等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
這些東西我都做得不錯，小學五年，我當了三年的勞動委員。
我待人也特别禮貌，因為自卑，做什麼都禮讓三分，當忍則忍，包括現在都這樣的。
少不更事的我并不知道，我的努力并不能改變我的命運。
改變我命運的是鄧小平。
到了1977年，天變了，國家恢複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
這時我在讀初二。
我讀的是兩年制初中，初二就是畢業班。
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上高中肯定是沒門的。
以前讀高中都講推薦，百分之五的比例，基本是“幹部”子女的特權。
但是那一年鄧小平把天變了，上高中要考試，擇優錄取，我的機會就來了。
父親比我還重視這個機會，并把這種機會歸結到是我們造了新屋。
其實那時我們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還住在老屋裡，但我住的是新屋。
新屋離紅房子遠啊。
從那以後父親在新屋裡給我調整了房間，調到離紅房子更遠的西邊的房間裡，并專門對我講了一大通話。
這些話是我以後長長的一系列知道的開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些話幾乎決定了我對世界的看法，至今還在對我發揮作用。
父親圍繞着希望我發狠讀書的主題，說着說着，變得像一個哲學家，向我道出了一個至真的道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我已經忘記父親有沒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發揮
我覺得正月裡開學更有種喜慶色彩，書包裡藏着壓歲錢和酥糕，那感覺是很好的。
中國的農村給人最統一的印象是窮，貧窮落後，吃不飽，穿不暖，髒不拉叽，大人缺乏尊嚴，小孩少了天真。
但是公平地說，我們那邊不是這樣的，我從小沒有挨過餓，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過年時還有壓歲錢，遠的親戚給兩角、五角，近的親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給一元。
我還認了個幹爹幹媽，自己很節儉的，但對别人很好，尤其對我更好，壓歲錢經常給我一張五元大鈔。
一般一個春節過下來，我可以得到十幾至二十塊的壓歲錢。
這是我的零用錢。
我用這個錢到縣城看電影，買好看的塑料涼鞋和的确良，回來做襯衣。
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憶。
換句話說，我小時候沒有感到過生存上的困難，沒有這方面的記憶。
有關困難的記憶都來自精神上，來自時尚和世俗。
每個時代都有時尚，我少年的時代是一個講成分和階級的時代，把人劃成兩個階級：革命和反革命；分成兩種顔色：紅色和黑類。
黑類又細分為五類，即“地富反壞右”，俗稱黑五類。
這黑五類中，我們一家占了兩類：右派和地主。
右派是我父親，地主是外公，兩頂大黑帽子，是兩座黑壓壓的大山，壓在頭頂，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學的記憶是從被侮辱開始的，記得那是一個下雪天，老師出去看雪了，我們在教室自習；雪花從窗戶裡飄進來，落在臨窗而坐的我的脖子裡，我下意識地縮緊了脖子，起身想去關窗戶，剛好被從外面賞完雪進來的老師發現了。
老師走到我面前，問我要幹嗎。
我說雪飄進了我脖子，我想關窗戶。
老師問我是不是冷，我說是的。
狗日的老師說：你頭上戴了兩頂大黑帽還怕冷啊。
是在課堂上！ 這個狗日的！ 老師都是如此，更何況少不懂事的同學。
所以，我不喜歡上學，因為上學對我就意味着受欺辱。
都說學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識，但其實不盡然。
我小學到初中，喊過的老師至少十幾個，但真正溫暖過我的隻有兩個：一男一女，男的叫蔣關仁，女的叫王玲娟。
王老師是知青，胖胖的，演過沙奶奶。
蔣老師是個仁義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樣，上課不用教鞭（隻有他一個人），高個子，籃球打得很好。
十幾個老師，隻有兩個人，似乎是少了些。
但夠了，因為他們代表着善良、正直、仁義和愛，是可以以一當十的。
每次我受了欺負，賴在家裡不去上學（這像一種慢性病，一年裡總要犯個一兩次），父親和母親會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催趕我去上學，父親是動武，用毛竹條抽打我，粗暴地趕我去；母親是搬救兵，把王老師和蔣關仁老師搬出來說教，有時還直接把老師搬回家，現場将我帶走。
父親的方式其實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複雜，我經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學校，而是找一個牆角躲起來，等放學了才回家，制造一個上學的假象。
假的真不了。
王老師（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不去上學，晚上笃定要來我家問原因，一問真相大白了。
所以，從結果看，父親似乎在用另一種方式把愛我的老師請進家門。
當然，老師登門了，學校的大門又向我敞開了。
小學五年半（就隻有五年半），我最深的記憶就是這種再三的逃學、勸學，大門關了，又開了；開了，又關了。
就這樣反反複複，反複中我一再嘗到了被多數同學和老師欺辱的苦頭，也一再品到了被個别老師寵愛的甜頭。
蔣關仁老師，王老師，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對天使，像一個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處、最暖處。
他們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詩—— 我心裡有陽光 來自兩個有性别的太陽 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實。
我曾經無數次地想過，如果沒有這兩個太陽、天使，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子？ 3.那年那月那三天 這裡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日—12日，二是1981年7月7日—9日。
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後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
兩個日子對我都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
人生能有幾回搏，說的就是這樣的日子。
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把歧視當作動力，發奮讀書，通過優異的成績叫人刮目相看，從而改變受歧視的劣勢地位，這是受歧視者正常的一種反應，一種情況。
另一種情況是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無所謂，無所求，任歧視自由發展。
我當屬于前者，想通過努力把劣勢改變的。
但是，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也無人關注。
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在勞動積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不禮貌，等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
這些東西我都做得不錯，小學五年，我當了三年的勞動委員。
我待人也特别禮貌，因為自卑，做什麼都禮讓三分，當忍則忍，包括現在都這樣的。
少不更事的我并不知道，我的努力并不能改變我的命運。
改變我命運的是鄧小平。
到了1977年，天變了，國家恢複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
這時我在讀初二。
我讀的是兩年制初中，初二就是畢業班。
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上高中肯定是沒門的。
以前讀高中都講推薦，百分之五的比例，基本是“幹部”子女的特權。
但是那一年鄧小平把天變了，上高中要考試，擇優錄取，我的機會就來了。
父親比我還重視這個機會，并把這種機會歸結到是我們造了新屋。
其實那時我們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還住在老屋裡，但我住的是新屋。
新屋離紅房子遠啊。
從那以後父親在新屋裡給我調整了房間，調到離紅房子更遠的西邊的房間裡，并專門對我講了一大通話。
這些話是我以後長長的一系列知道的開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些話幾乎決定了我對世界的看法，至今還在對我發揮作用。
父親圍繞着希望我發狠讀書的主題，說着說着，變得像一個哲學家，向我道出了一個至真的道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我已經忘記父親有沒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