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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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資的高低來決定，再不會由别的什麼來決定。
他認為，利潤的提高隻有在工資降低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67]因此，李嘉圖的利潤學說（雖然他本人絕不是階級鬥争思想的擁護者）異乎尋常地突出地提出了工人和資本家在利益上不可消除的對立現象。
在這種觀念中要想把某些利害關系協調起來，根本就沒有商榷的餘地。
實際上，利潤的提高，完全不需要非降低工資不可。
例如，如果由于采用改進了的勞動工具，社會勞動生産率提高了，則應當劃分給工人和資本家的社會産品總額增多，而工資和利潤可以同時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利潤提高将不是靠降低工資來達到的，而是靠社會勞動生産率提高才達到的。
同時，利潤和工資不僅是作為資産階級和工人階級支配的産品總額，也是作為社會産品的份額，按其絕對額可以同時提高。
由于社會勞動生産率提高，資本家在社會産品中所占的份額可能增加，而工人階級在社會産品中的份額也能同時增加，這是不足為怪的。
資本家和工人在社會産品中占的份額（而且，也不靠降低任何其他社會階級在社會産品中占的份額）同時提高，對在這方面不繼續步李嘉圖後塵的現代政治經濟學來說，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這種似乎不可能性的出現，隻是由于現代科學把全部社會産品隻看作是由消費品構成的。
現代科學始終還不可能理解作為社會産品成分的不僅有消費品，而且也有生産資料這種簡單的道理。
在社會産品中要嚴格地區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在社會各階級之間分配，并構成這些階級的收入。
另一部分是用于恢複生産過程中消耗了的生産資料，并不構成什麼收入，不轉化為誰的消費。
隻有某些部分社會産品成為社會收入，然而，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被科學所掌握。
不懂得這個道理，也就不懂得社會産品分配的規律。
如果我們懂得整個社會總收入的價值永遠也達不到全社會産品的價值，對我們将會懂得作為社會産品份額的不論是利潤還是工資，都可能同時日益增長。
社會勞動生産率的增長，要引起社會産品總額日益增長。
這種剩餘産品相應地增加社會收入總額，因此，全部社會收入由于生産資料份額減少也可能同時增加。
舉具體例子來說，煉鋼采用改進了的生産方式，由于生産一普特鋼的社會勞動消耗減少了，因此，騰出了一定份額的社會勞動用于增加社會收入。
把耗去的生産資料單位用于恢複的社會勞動份額越少，則直接用于滿足社會消費的勞動就越多。
增加社會收入這種過程靠減少生産過程中用于消耗的生産資料，可用下列圖表來表示： 這兩個圓形圖要表示在不同的社會生産條件下，耗費同樣社會勞動的産品。
圖形白的部分表示社會收入部分，黑的部分表示社會生産資料部分。
社會勞動生産率的增長要導緻社會用于恢複所消耗了的生産資料的減少（如圓圖黑色部分的減少），則社會收入在同樣勞動消耗的産品中的份額就會增加，即圓形白色部分必然擴大。
同時，工資和利潤像社會産品的份額一樣可以同時提高[68]。
由此得出結論，利潤和工資相比，既可以并行地變化，也可以相反地變化。
利潤和工資（作為産品份額）可以有下列各種情形的配合：高工資和低利潤，高工資和高利潤，低工資和高利潤，低工資和低利潤。
我們在實際生活中可以看到這些配合情況：例如，在美國有高利潤同時也有高工資，在俄國有高利潤卻是低工資。
由于勞動生産率高，所以美國的生産資料的單位勞動價值低，單位産品需要的生産資料最少；因此，資本家和工人在社會産品中占的份額就高，我們還看到俄國另一種情況，在那裡，在勞動生産率低的情況下，用資本強制剝奪勞動的辦法來謀取高額利潤。
現在，我們不難判斷兩種非常對立學說其中包含的真實和虛僞了。
一種是生産率學說，它不承認或者輕視高利潤對高工資的依賴關系；一種是李嘉圖的學說，它堅持高利潤特别取決于高工資。
這兩種學說包含了一點點真理，但在隻承認調節利潤高低的兩種因素之一的作用同時，同樣含有片面性。
至于談到生産率學說，認為除了降低工資外，也還有提高利潤的其他來源&mdash&mdash這就是社會勞動生産率的提高，是完全正确的。
技術進步創造了提高利潤的自然趨勢。
然而，另一方面，利潤的提高除了靠勞動生産率增長，還可以靠減少工資來提高，這一點也是正确的。
工資的任何變化，要以社會勞動生産率不變為前提，這就必然要引起利潤的逆變化。
正确的利潤學說應當承認兩種因素：純經濟因素（高度社會勞動生産率）和社會因素（不同社會階級間的産品分配）[69]對利潤的影響。
一般來看，資本家得到一定價值額的利潤，就是由這樣的因素決定的。
然而，利潤在對資本家預付資本利息中通常表現為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
社會的利潤率究竟由什麼來決定的呢？ 利潤率是資本家耗去資本除利潤得出的商。
正如上面所說的，社會利潤，按其絕對量，由社會勞動生産率以及資産階級和工人階級社會力量的對比關系所決定。
至于談到按所占百分比表示利潤的資本，則資本家耗去的資本量由資本的周轉速度決定之。
資本周轉越迅速，則用于企業設備的資本就越少，而利潤率就越高。
因此，社會資本周轉速度是影響社會利潤率的第三種因素；可見，利潤率取決于三種因素：社會勞動生産率、資本家和工人社會力量的對比關系以及社會資本的周轉速度。
資本的利潤分成兩種組成部分：借款利息和企業主的利潤。
借款利息是使用借款資本的付費。
如果企業依靠貸款資本進行經營，則資本主義利潤的兩種組成部分便尖銳地對立起來：貸款者得到借款利息，而資本利潤的剩餘部分，扣除借款利息外，便形成企業主的盈利&mdash&mdash企業主的利潤。
借款利息額取決于借款資本的供求條件。
放款的資本越多，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則放款利息就應該越低。
借款資本（除商業的外），是一種古老的資本形式。
高利貸乃是産生貨币經濟禍根之一；當時，國内貨币資本數量甚少，但由于當時自然經濟解體，大量需要貨币。
這樣一來，對高利貸&mdash&mdash肆意索取高利息的放款資本（大半用于消費，或者貸給小生産者）開辟了地盤。
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貸款不是用于消費，主要地是用于生産。
一般說來，借款人也像貸款者一樣是資本家。
資本利潤是在企業主和貸款者之間進行分配，同時，貸款利息作為資本主義企業總利潤的一部分，降到相當低的水平。
資本主義的發展引起固定資本依靠周轉資本來日益發展，所以社會資本的周轉呈現比較緩慢的趨勢。
再者，随着發展的同時，也引起社會勞動生産率迅速的增長。
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就包含着既有提高利潤率的趨勢，也有使之下降的趨勢。
哪種趨勢較為優越，就其一般形式來說，是無法判斷的。
一切都視其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情況而定。
在任何情況下，馬克思所預計的利潤率一般趨于下降的規律是不存在的。
[70] 事實卻完全否定有這樣的規律。
早在十八世紀，英國的借款利息率，按斯密的話說，降到3％,荷蘭甚至降到2％，當時平均利潤，還是按這位作者的話說，因為超過借款利息一倍，所以要用正規的标準來計算[71]。
可以認為，十九世紀的頭十年，英國的平均利潤是比較可觀的。
後來利潤率的變化特征，根本就沒有經常下降的趨勢。
施穆勒認為，&ldquo對中歐和西歐大多數國家來說，可以證實，1895&mdash1900年間，企業主的利潤非常高，也就是說，甚至比1860&mdash1873年，或者比1820&mdash1840年間企業主的利潤高。
&rdquo[72] 上述的利潤學說是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利潤有關；它是從假設出發，說社會産品是資本主義生産過程創造的，并在社會三種階級間進行分配（扣除生産資料份額）；這三種階級：工人、資本家和土地占有者是資本主義生産本性所具有的。
利潤在這種情況下是資本家從工人創造的産品中的扣除額。
然而，如果我們假設（與實際相符合），資本主義生産隻包括社會生産部分，假設社會的一部分人形成非資本主義的小生産者而不屬于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的話，則利潤的産生屬另一種來源。
領導資本主義企業的資本家在這種場合有可能獲得利潤，辦法是不僅剝削在自己企業從業的工人，也剝削購買自己産品而不屬于工人階級的消費者。
如果資本主義生産包括全部社會生産，則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不能從交換中獲取利潤，而隻能從生産中獲取；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購買者的總和與資本主義生産過程相互有聯系的階級總和恰好不謀而合。
相反，如果社會的某一部分不是資本主義生産，則資本家可以通過較高價格出賣這一部分産品來獲取利潤，也就是通過剝削購買者的辦法來獲取利潤。
資本主義初期發展的國家，企業通常享有一定程度的壟斷優勢，它們沒有碰到其他資本主義企業的競争，利用這種機會，可以保持自己産品高水平的價格。
因此，他們可以收取的利潤率很高，通常比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還要高的水平。
然而，這種高水平的利潤完全是在另一種基礎上産生的，不同于在資本主義生産十分發達條件下的利潤。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産條件下，資本家階級隻能從剝削工人中榨取利潤；在不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産條件下，除此以外，還可以從剝削購買者中榨取利潤。
當資本主義生産開始居統治地位時，從購買者中榨取利潤就必然會消失。
這就是利潤率為什麼在不太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中通常要高出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因。
例如說，俄國利潤率高，不僅與工資水平低有關，更甚者與俄國的工廠主除剝削本廠工人外還剝削自己的買主有關。
他們以過高的價格銷售産品（由于競争不激烈）時，為了自己的利益，把課稅轉嫁給使用其産品的居民身上。
在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當國内資本主義生産發展時，經常發現利潤率下降的原因是在于利潤這種雙重來源，從而找到一種借口，似乎利潤率随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總有下降的趨勢；實際上，利潤率下降隻有在國家過渡到發達的資本主義的時候才有的現象，并且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進一步發展的情況下，利潤率下降可能完全停止，或者利潤率甚至可能出現相反的動态。
馬克思的利潤論是其價值學說的邏輯結果。
馬克思從絕對勞動價值論出發，非常合乎邏輯地得出結論，說資本家的利潤，正如一般不基于勞動的任何收入一樣，是來自于資本家和其他有産階級攫取工人的無償勞動。
馬克思把勞動力稱為可變資本（因為這部分資本的價值在生産過程中可以增殖），而把生産資料稱為不變資本。
馬克思把資本劃分為不變和可變部分，稱之為資本的構成：其中不變資本起最大作用的資本，叫做高構成的資本；可變部分居優勢的資本，叫做低構成的資本。
馬克思利潤學說的實質是在于确信，隻有可變資本才是利潤的來源；而不變資本在這方面起着消極的作用，馬克思的學說正是以這樣的論點與所有的利潤學說有着明顯的區别，而其他利潤學說在工資和生産資料之間沒有提出利潤方面的任何差别。
然而，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外表上，看不出利潤構成方面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有任何差别，這是不應有絲毫懷疑的。
在可變資本多多少少起巨大作用的那些企業中的利潤，絕不會高于不變資本占優勢的企業。
馬克思對這種事實不提出異議，然而，借助下列論點力圖使這種事實與自己的學說相一緻。
馬克思說：&ldquo在不同的生産部門，由于不同的資本構成，産生不等量的剩餘價值。
因此，不同生産部門的利潤率最初也是極不相同的。
然而，這些不同的利潤率，通過競争而平均化為一般利潤率，而一般利潤率就是所有這些不同利潤率的平均數。
&rdquo某些資本家&ldquo不是得到了本部門生産這些商品時所生産的剩餘價值或利潤，而隻是得到了社會總資本在所有生産部門在一定時間内生産的總剩餘價值或總利潤均衡分配時歸于總資本的每個相應部分的剩餘價值或利潤。
&hellip&hellip就利潤來說，不同的資本家在這裡彼此隻是作為一個股份公司的股東，而利潤是按他們入股股金的比例進行分配&rdquo[73]。
反對這些看法首先要指出，馬克思所假設的拉平最初不同利潤率的過程，由于資本構成的差别（馬克思特意虛構的），一點也不符合實際。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實際上存在差别，對于拉平最初不同利潤率的全過程，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因為在不同生産部門的&ldquo最初的&rdquo利潤率不取決于資本的構成。
可見，商品價格和利潤率的形成所根據的不是絕對勞動價值，而是資本主義的生産費用；其實，從這後一種觀點看，在資本成為工資或成為生産資料的費用之間，沒有任何差别。
毫無疑問，因為問題講的是個别企業，就不能發現資本和利潤率的構成之
他認為，利潤的提高隻有在工資降低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67]因此，李嘉圖的利潤學說（雖然他本人絕不是階級鬥争思想的擁護者）異乎尋常地突出地提出了工人和資本家在利益上不可消除的對立現象。
在這種觀念中要想把某些利害關系協調起來，根本就沒有商榷的餘地。
實際上，利潤的提高，完全不需要非降低工資不可。
例如，如果由于采用改進了的勞動工具，社會勞動生産率提高了，則應當劃分給工人和資本家的社會産品總額增多，而工資和利潤可以同時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利潤提高将不是靠降低工資來達到的，而是靠社會勞動生産率提高才達到的。
同時，利潤和工資不僅是作為資産階級和工人階級支配的産品總額，也是作為社會産品的份額，按其絕對額可以同時提高。
由于社會勞動生産率提高，資本家在社會産品中所占的份額可能增加，而工人階級在社會産品中的份額也能同時增加，這是不足為怪的。
資本家和工人在社會産品中占的份額（而且，也不靠降低任何其他社會階級在社會産品中占的份額）同時提高，對在這方面不繼續步李嘉圖後塵的現代政治經濟學來說，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這種似乎不可能性的出現，隻是由于現代科學把全部社會産品隻看作是由消費品構成的。
現代科學始終還不可能理解作為社會産品成分的不僅有消費品，而且也有生産資料這種簡單的道理。
在社會産品中要嚴格地區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在社會各階級之間分配，并構成這些階級的收入。
另一部分是用于恢複生産過程中消耗了的生産資料，并不構成什麼收入，不轉化為誰的消費。
隻有某些部分社會産品成為社會收入，然而，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被科學所掌握。
不懂得這個道理，也就不懂得社會産品分配的規律。
如果我們懂得整個社會總收入的價值永遠也達不到全社會産品的價值，對我們将會懂得作為社會産品份額的不論是利潤還是工資，都可能同時日益增長。
社會勞動生産率的增長，要引起社會産品總額日益增長。
這種剩餘産品相應地增加社會收入總額，因此，全部社會收入由于生産資料份額減少也可能同時增加。
舉具體例子來說，煉鋼采用改進了的生産方式，由于生産一普特鋼的社會勞動消耗減少了，因此，騰出了一定份額的社會勞動用于增加社會收入。
把耗去的生産資料單位用于恢複的社會勞動份額越少，則直接用于滿足社會消費的勞動就越多。
增加社會收入這種過程靠減少生産過程中用于消耗的生産資料，可用下列圖表來表示： 這兩個圓形圖要表示在不同的社會生産條件下，耗費同樣社會勞動的産品。
圖形白的部分表示社會收入部分，黑的部分表示社會生産資料部分。
社會勞動生産率的增長要導緻社會用于恢複所消耗了的生産資料的減少（如圓圖黑色部分的減少），則社會收入在同樣勞動消耗的産品中的份額就會增加，即圓形白色部分必然擴大。
同時，工資和利潤像社會産品的份額一樣可以同時提高[68]。
由此得出結論，利潤和工資相比，既可以并行地變化，也可以相反地變化。
利潤和工資（作為産品份額）可以有下列各種情形的配合：高工資和低利潤，高工資和高利潤，低工資和高利潤，低工資和低利潤。
我們在實際生活中可以看到這些配合情況：例如，在美國有高利潤同時也有高工資，在俄國有高利潤卻是低工資。
由于勞動生産率高，所以美國的生産資料的單位勞動價值低，單位産品需要的生産資料最少；因此，資本家和工人在社會産品中占的份額就高，我們還看到俄國另一種情況，在那裡，在勞動生産率低的情況下，用資本強制剝奪勞動的辦法來謀取高額利潤。
現在，我們不難判斷兩種非常對立學說其中包含的真實和虛僞了。
一種是生産率學說，它不承認或者輕視高利潤對高工資的依賴關系；一種是李嘉圖的學說，它堅持高利潤特别取決于高工資。
這兩種學說包含了一點點真理，但在隻承認調節利潤高低的兩種因素之一的作用同時，同樣含有片面性。
至于談到生産率學說，認為除了降低工資外，也還有提高利潤的其他來源&mdash&mdash這就是社會勞動生産率的提高，是完全正确的。
技術進步創造了提高利潤的自然趨勢。
然而，另一方面，利潤的提高除了靠勞動生産率增長，還可以靠減少工資來提高，這一點也是正确的。
工資的任何變化，要以社會勞動生産率不變為前提，這就必然要引起利潤的逆變化。
正确的利潤學說應當承認兩種因素：純經濟因素（高度社會勞動生産率）和社會因素（不同社會階級間的産品分配）[69]對利潤的影響。
一般來看，資本家得到一定價值額的利潤，就是由這樣的因素決定的。
然而，利潤在對資本家預付資本利息中通常表現為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
社會的利潤率究竟由什麼來決定的呢？ 利潤率是資本家耗去資本除利潤得出的商。
正如上面所說的，社會利潤，按其絕對量，由社會勞動生産率以及資産階級和工人階級社會力量的對比關系所決定。
至于談到按所占百分比表示利潤的資本，則資本家耗去的資本量由資本的周轉速度決定之。
資本周轉越迅速，則用于企業設備的資本就越少，而利潤率就越高。
因此，社會資本周轉速度是影響社會利潤率的第三種因素；可見，利潤率取決于三種因素：社會勞動生産率、資本家和工人社會力量的對比關系以及社會資本的周轉速度。
資本的利潤分成兩種組成部分：借款利息和企業主的利潤。
借款利息是使用借款資本的付費。
如果企業依靠貸款資本進行經營，則資本主義利潤的兩種組成部分便尖銳地對立起來：貸款者得到借款利息，而資本利潤的剩餘部分，扣除借款利息外，便形成企業主的盈利&mdash&mdash企業主的利潤。
借款利息額取決于借款資本的供求條件。
放款的資本越多，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則放款利息就應該越低。
借款資本（除商業的外），是一種古老的資本形式。
高利貸乃是産生貨币經濟禍根之一；當時，國内貨币資本數量甚少，但由于當時自然經濟解體，大量需要貨币。
這樣一來，對高利貸&mdash&mdash肆意索取高利息的放款資本（大半用于消費，或者貸給小生産者）開辟了地盤。
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貸款不是用于消費，主要地是用于生産。
一般說來，借款人也像貸款者一樣是資本家。
資本利潤是在企業主和貸款者之間進行分配，同時，貸款利息作為資本主義企業總利潤的一部分，降到相當低的水平。
資本主義的發展引起固定資本依靠周轉資本來日益發展，所以社會資本的周轉呈現比較緩慢的趨勢。
再者，随着發展的同時，也引起社會勞動生産率迅速的增長。
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就包含着既有提高利潤率的趨勢，也有使之下降的趨勢。
哪種趨勢較為優越，就其一般形式來說，是無法判斷的。
一切都視其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情況而定。
在任何情況下，馬克思所預計的利潤率一般趨于下降的規律是不存在的。
[70] 事實卻完全否定有這樣的規律。
早在十八世紀，英國的借款利息率，按斯密的話說，降到3％,荷蘭甚至降到2％，當時平均利潤，還是按這位作者的話說，因為超過借款利息一倍，所以要用正規的标準來計算[71]。
可以認為，十九世紀的頭十年，英國的平均利潤是比較可觀的。
後來利潤率的變化特征，根本就沒有經常下降的趨勢。
施穆勒認為，&ldquo對中歐和西歐大多數國家來說，可以證實，1895&mdash1900年間，企業主的利潤非常高，也就是說，甚至比1860&mdash1873年，或者比1820&mdash1840年間企業主的利潤高。
&rdquo[72] 上述的利潤學說是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利潤有關；它是從假設出發，說社會産品是資本主義生産過程創造的，并在社會三種階級間進行分配（扣除生産資料份額）；這三種階級：工人、資本家和土地占有者是資本主義生産本性所具有的。
利潤在這種情況下是資本家從工人創造的産品中的扣除額。
然而，如果我們假設（與實際相符合），資本主義生産隻包括社會生産部分，假設社會的一部分人形成非資本主義的小生産者而不屬于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的話，則利潤的産生屬另一種來源。
領導資本主義企業的資本家在這種場合有可能獲得利潤，辦法是不僅剝削在自己企業從業的工人，也剝削購買自己産品而不屬于工人階級的消費者。
如果資本主義生産包括全部社會生産，則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不能從交換中獲取利潤，而隻能從生産中獲取；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購買者的總和與資本主義生産過程相互有聯系的階級總和恰好不謀而合。
相反，如果社會的某一部分不是資本主義生産，則資本家可以通過較高價格出賣這一部分産品來獲取利潤，也就是通過剝削購買者的辦法來獲取利潤。
資本主義初期發展的國家，企業通常享有一定程度的壟斷優勢，它們沒有碰到其他資本主義企業的競争，利用這種機會，可以保持自己産品高水平的價格。
因此，他們可以收取的利潤率很高，通常比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還要高的水平。
然而，這種高水平的利潤完全是在另一種基礎上産生的，不同于在資本主義生産十分發達條件下的利潤。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産條件下，資本家階級隻能從剝削工人中榨取利潤；在不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産條件下，除此以外，還可以從剝削購買者中榨取利潤。
當資本主義生産開始居統治地位時，從購買者中榨取利潤就必然會消失。
這就是利潤率為什麼在不太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中通常要高出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因。
例如說，俄國利潤率高，不僅與工資水平低有關，更甚者與俄國的工廠主除剝削本廠工人外還剝削自己的買主有關。
他們以過高的價格銷售産品（由于競争不激烈）時，為了自己的利益，把課稅轉嫁給使用其産品的居民身上。
在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當國内資本主義生産發展時，經常發現利潤率下降的原因是在于利潤這種雙重來源，從而找到一種借口，似乎利潤率随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總有下降的趨勢；實際上，利潤率下降隻有在國家過渡到發達的資本主義的時候才有的現象，并且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進一步發展的情況下，利潤率下降可能完全停止，或者利潤率甚至可能出現相反的動态。
馬克思的利潤論是其價值學說的邏輯結果。
馬克思從絕對勞動價值論出發，非常合乎邏輯地得出結論，說資本家的利潤，正如一般不基于勞動的任何收入一樣，是來自于資本家和其他有産階級攫取工人的無償勞動。
馬克思把勞動力稱為可變資本（因為這部分資本的價值在生産過程中可以增殖），而把生産資料稱為不變資本。
馬克思把資本劃分為不變和可變部分，稱之為資本的構成：其中不變資本起最大作用的資本，叫做高構成的資本；可變部分居優勢的資本，叫做低構成的資本。
馬克思利潤學說的實質是在于确信，隻有可變資本才是利潤的來源；而不變資本在這方面起着消極的作用，馬克思的學說正是以這樣的論點與所有的利潤學說有着明顯的區别，而其他利潤學說在工資和生産資料之間沒有提出利潤方面的任何差别。
然而，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外表上，看不出利潤構成方面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有任何差别，這是不應有絲毫懷疑的。
在可變資本多多少少起巨大作用的那些企業中的利潤，絕不會高于不變資本占優勢的企業。
馬克思對這種事實不提出異議，然而，借助下列論點力圖使這種事實與自己的學說相一緻。
馬克思說：&ldquo在不同的生産部門，由于不同的資本構成，産生不等量的剩餘價值。
因此，不同生産部門的利潤率最初也是極不相同的。
然而，這些不同的利潤率，通過競争而平均化為一般利潤率，而一般利潤率就是所有這些不同利潤率的平均數。
&rdquo某些資本家&ldquo不是得到了本部門生産這些商品時所生産的剩餘價值或利潤，而隻是得到了社會總資本在所有生産部門在一定時間内生産的總剩餘價值或總利潤均衡分配時歸于總資本的每個相應部分的剩餘價值或利潤。
&hellip&hellip就利潤來說，不同的資本家在這裡彼此隻是作為一個股份公司的股東，而利潤是按他們入股股金的比例進行分配&rdquo[73]。
反對這些看法首先要指出，馬克思所假設的拉平最初不同利潤率的過程，由于資本構成的差别（馬克思特意虛構的），一點也不符合實際。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實際上存在差别，對于拉平最初不同利潤率的全過程，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因為在不同生産部門的&ldquo最初的&rdquo利潤率不取決于資本的構成。
可見，商品價格和利潤率的形成所根據的不是絕對勞動價值，而是資本主義的生産費用；其實，從這後一種觀點看，在資本成為工資或成為生産資料的費用之間，沒有任何差别。
毫無疑問，因為問題講的是個别企業，就不能發現資本和利潤率的構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