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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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大量财産，才有可能變成資本。
節欲論對調節利潤率的客觀因素所作的解釋，也是不成功的。
從這種學說的觀點上看，利潤率降低，積累的效能會降低，而利息提高，這種效能也會提高。
實際上，利息降低有一種使資本積累的效果不是削弱而是加強的趨勢，而利息提高，反而削弱了這種效能。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幾乎所有的居民群衆（其中大部分是工人階級）儲蓄一部分收入并使之成為資本。
這種儲蓄的目的是增加收入。
法國某些小官員長年累月把自己的儲金積蓄起來，以便年老時達到食利者的處境&mdash&mdash有可能靠積累資本而生活。
利潤率的高低取決于這種資本所必要的數值。
例如，如果食利者的生活一年需要5千法郎，而國内平均利潤率等于5％的話，為了保證自己這種收入，必須要儲蓄10萬法郎的資本；如果利潤率隻達到4％，則要儲蓄12萬5千法郎，以此類推等等。
現在，假定說，利潤率從5％降到4％，節欲論推測，這定會降低積累的效能：如果這個人以前在某個時期内積蓄了10萬法郎，則由于利潤率降低，資本積累消失了這個人自己原先誘惑力，他便将自己大部分的收入用于私人需要，于是，假定說，積蓄不是10萬，而是8萬了。
實際上，利潤率降低對資本積累的效能，起着相反的作用：為了保證自己5千法郎的收入，當利潤率為4％時，需要的資本比利潤率為5％時要多，不是10萬，而是12萬5千法郎；于是我們的官員便開始大力儲蓄，以便保證自己達到這種收入。
換言之，這種情況與節欲論的推測進行比較，情況完全相反。
說真的，我們看到積累效能最大正是在利潤率最低的國家。
例如說，法國資本的利潤率比俄國的少得多。
然而，在俄國積累資本的效能要比法國差得多。
由此清楚地看到，資本利息高低的任何原因，似乎與資本家對節制非生産性的費用沒有任何一定的比例關系。
資本利息與資本的多少有比例關系，與資本家節欲多少絕沒有關系。
如果說，百萬富翁得到的收入多于小資本家10多倍，很顯然，這不是因為百萬富翁比小資本家不得不多節欲許多倍。
企圖借助節欲論為利潤說些辯護理由，應當說是絕對辦不到的。
各種利潤學說中，龐巴維克的學說（貼水論）令人興趣是在于，它是以最單純的形式試圖解釋利潤是一種價值現象。
對龐巴維克來說，利潤問題是這樣的：根據一般價值學說，生産資料的價值是由産品的價值決定的。
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産品成品的價值超過所消耗的生産資料的總值（當然，這裡也包括勞動力）。
産品價值的這種剩餘部分也就構成了資本家的利潤。
制成産品在市場法定的價格為什麼要比所消耗的生産資料高呢？ 這種差别實際來源的根據，按龐巴維克的意見，不是别的，正是現在和将來産品價值的差别。
理由有三點： 第一，決定着每種經濟體價值的供求比率，現在和将來可能出現很大差别。
遭受火災的企業主此時此刻不能不把他需要的經濟體價值看得比他以後恢複遭到不幸後生産出的經濟體的價值高。
同樣，歉收後，農民要把糧食的價值，看得比他後來生産出的這種糧食的價值高。
年輕人在其開始出仕，尚處在生活資料供應菲薄之際，要把生活資料的價值看得比将來的價值高。
在所有這種情況下，現在經濟體的價值要比将來的價值高，其原因是在于這些财貨的供求對比關系，現在處于稍為有利的情況。
第二，對現在經濟體的價值看得較高的一般理由，是我們的一般心理作用要把現在的看得比未來的價值高，部分是由于我們不能很好地認識未來，部分是由于我們意志脆弱隻顧眼前而不考慮未來，再加上由于我們意識到在這個未來沒來臨前有可能死去。
由于這些原因，所以我們把現在自己正在使用着的财貨價值，看得高于我們隻有在将來才能得到的東西。
最後，第三種理由，把現在的價值看得較高是有可能利用現有的時間來實現生産的目的。
這樣一來，未來就可得到大量的産品。
現在的生産資料，經過一定的時間後會變成倍增的産品。
因此，我們衡量現在每種财貨比未來的價值高，根本不取決于現在滿足自己需要的價值比将來滿足需要的要高，因為現在的财貨等于未來成倍增加的财貨。
資本主義的利潤，是資本家通過自己的支出在未來獲得一定等價物的形式而急切支出自己資本的直接産物。
在資本主義的消耗和領到工資的時刻之間，必須經過一定的時間，由此就産生資本利息的必然性。
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如果比他自己所得到的少，就不剝削工人了，因為工人完全得到了由自己創造的價值，然而，工資要立即付給工人的，而資本家銷售工人創造的産品，隻能在經過一定期間以後，才能有利于自己。
根據上述所說的，将來的産品價值少于現在同樣産品的價值。
因此，資本家對工人不會幹出任何不公正的勾當，以工資形式支付給工人的，僅僅是作為資本家後來收入的未來價值的一部分。
因此，資本的利息不是曆史上的暫時現象。
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不複存在時，利息卻仍然存在。
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現在的産品将要比未來的定價高，因此，在生産過程持續時間長的生産部門的工人，假如在各種社會勞動中得到的報酬相同，那麼所得到的僅僅是自己産品的部分價值，相反，在生産周期較短的生産部門的工人，将會得到自己所創造的産品較多的價值。
資本的利息，由比較緩慢的生産産品以較高的定價表現出來。
如果現在未付給工人的其未來産品的全部價值認為是對工人的剝削，則從上面所說的清楚看到，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樣的剝削也會存在。
因此，作為龐巴維克學說基礎的命題是：現在的财貨比将來的财貨必須有較高的價值。
從龐巴維克為這個命題引用的觀點來看，第一，完全沒有任何原則意義，因為如果供求對比關系也許現在不及未來的好，同樣也有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
例如，遇上歉收時，現在的糧食價值要比未來的價值高，然而遇上豐收時，将來的糧食價值要比現在的價值高。
當一個人初出仕途，此時此刻要比他将來更貧困，當他官運告終，此時此刻要比他将來更富有。
至于談到龐巴維克第三個論據，即現在的價值比較高，則完全是從資本的生産率論販賣來的，因此無須專門進行批判。
龐巴維克的全部利潤學說是立足其第二個論據。
這種論據是在于指出現在的價值比較高的必然性，一方面，是由于我們認識未來享樂和貧困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我們意識到自己未來可能死去。
這些觀點是正确的，因為問題是出在時間的長短上。
如果對某種消費品提出立即得到或者20年後得到選擇的話，當然，每個人都願意立即得到消費，并以此證實他對自己現在的消費以較高的評價。
然而，這隻對持續時間長來說，是完全正确的，而對持續時間短是完全不對的，因為一般經濟必須與持續時間短發生關系。
好的企業家不但想到現在，而且更要想到不久的将來；然而，一個有文化者的特征與野蠻人的心理比較就是在于能想到未來。
如果有文化的企業家的心理狀态正如龐巴維克預見的那樣，則社會需求就不可能均衡地得到滿足，因為收入總是經過一定的時間間隔而獲得的，應該預料到這些收入一旦到手，就會很快地不怎麼節省地耗費，所以不利于滿足未來的需求。
實際上，令人看不到什麼類似的情景：因為現代有文化的人絕不會由于收入到手就會馬上把自己的收入揮霍掉，而為了未來，會善于限制自己現在的需求。
龐巴維克的第二個論據不是别的，正是否定經濟原則在現代經濟中的力量。
事與願違，由龐巴維克解釋其利潤的現代企業主&mdash資本家絕不會忘記未來，而且很快地會産生一種相反的心理狀态：為了将來擴大自己的财産，甯肯犧牲現在的滿足。
說現代資本家不恰當地揮霍，倒不如說他越發表現得吝啬了[64]。
可見，龐巴維克的心理學利潤論，是立足于完全颠倒了的一般資本家的心理狀态。
這種理論對解釋某一方面的利潤現象，即高利貸者消費信貸時的利潤具有一定的意義。
高利貸者經常要與臨時急需的人、與肆意揮霍不考慮未來的人打交道，也與類似龐巴維克所談到的，但對資本主義制度來說不是典型的那種人打交道。
所研究的理論對于把資本主義的利潤作為現代整個經濟體制的主要經濟範疇來認識，反正毫無任何意義。
龐巴維克企圖證實資本的利息在社會主義制度也會存在，說資本主義制度可能對工人有剝削的話，那麼同樣也可以說社會主義統治下也能剝削工人，但他的這種企圖也是失敗了。
生産過程持續時間長的産品價值很高，如果這種價值始終不變，則與資本主義的利息毫無共同之處，因為資本主義利息是社會收入的分配形式，是非勞動階級&mdash&mdash資本家奪取的社會産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将沒有資本家，也就是說，資本家将沒有什麼可侵占的了。
在除了工人便沒有别的任何人的國度，在大家都平均地各得到一份的國度裡，同樣也就談不上對工人的剝削了。
龐巴維克失敗表現的特點是在于它從一般的價值學說出發來證實解決利潤問題的不可能性。
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為基于社會平等前提的價值理論不能解釋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利潤也應當無可争辯地屬于這種現象。
因此，當最新派代表熊彼特經過他對分配現象詳細分析後得出意外的結論，他說：&ldquo就統計來看，利息不是社會收入部分&rdquo，[65]又說：&ldquo統計法不能說明利息&rdquo，還說：&ldquo統計情況下的國民經濟，除工資和利息外，沒有别的社會收入形式&rdquo，這時，就不能不看到邊際效益論的主要前提中的非常正确的邏輯論斷。
熊彼特認為這種論斷是&ldquo具有最大意義的&rdquo[66]論斷。
他贊同這個論斷，是因為他證明了邊際效益論對分配現象領域中的徹底破産思想已深入到各流派優秀代表的行列了。
二、利潤社會說 利潤不是經濟的邏輯範疇（與維持工人生活的收入相矛盾），而是特殊經濟體制&mdash&mdash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殊現象。
生産資料從工人階級之手轉到統治階級手中，以及使統治階級有可能得到不以勞動為基礎的收入這種情況，是利潤的曆史基礎。
因此，利潤是現代階級社會中一種反映統治和被統治關系的社會現象。
不以勞動為基礎的收入，隻能是全部生産資料屬于社會一部分人所有的那種社會的特有的現象。
利潤的神秘性是提問題的方法不正确而産生的直接後果：如果我們從個别資本家的角度來看，我們對資本家的資本價值實際上的增長似乎不容易理解。
但從整個社會的立場觀察，就容易解釋利潤了。
生産資料占有者，剝奪了直接生産者的生産資料，并握有經濟權力，有可能使他攫取一部分社會産品，作為不勞動的收入。
因為這一部分資本，很明顯，資本家是不會列入生産費用，所以生産費用定會少于生産産品。
因此，資本價值的增長，是資本家把自己的利潤不列入耗用的資本費用上的結果。
如果資本家換一種方式計算自己的利潤，如果他把自己的生活費用作為資本開支，就不會發生像資本主義經濟中經常出現的價值增長這種現象了。
從社會角度來看，資本價值的增長是一些幻想，而在這些幻想的背後，掩蓋了資本家攫取一部分社會收入。
利潤論中對社會分配論的第一個問題&mdash&mdash社會經濟的利潤實質問題，就是這樣回答的。
由此從正常的觀點來看，就會很自然地産生對利潤的某些評價。
利潤也與任何不勞動收入一樣，是非勞動階級剝削勞動階級的結果，作為這樣的結果，必将遭到人們道義上的譴責。
然而，承認利潤是由于工人沒有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而遭受資本家剝削的結果所産生，但還遠沒有從理論上詳細說清利潤問題。
這隻是加以證實利潤的社會本質，并從正常的觀點對利潤作出了一定的評價：如果利潤是社會的一種剝削行為，則它就不得不受到人們道義的譴責。
既然現代法制反對人剝削人，所以現代法制也就要反對非勞動的收入。
然而，利潤問題，還需要說明調節利潤高低的客觀因素。
因為問題涉及資本主義的生産，所以利潤是與工資有相互聯系的收入。
工資先須有利潤，反之亦然。
因此，那些規定工資高低的客觀因素，也要規定作為資本家支配的利潤額。
如果工資是由社會勞動的生産率和工人與資本家的社會力量的對比關系所決定的話，則利潤按其絕對額來說，也應當由這兩種因素來決定。
資本家的收入&mdash&mdash利潤，也正如工資一樣，首先取決于社會勞動生産率。
這種生産率越高，而其他條件相同，則資産階級的收入也就越多。
因為，凡是增加社會勞動生産率的，則利潤總是有提高的趨勢。
采用新的、改進了的勞動工具，有提高利潤的趨勢。
這裡面有幾分值得重視的、正是資本生産率論中所提到的道理。
李嘉圖否定社會勞動生産率對利潤能産生任何直接影響；按他的看法，利潤的高低，隻能
節欲論對調節利潤率的客觀因素所作的解釋，也是不成功的。
從這種學說的觀點上看，利潤率降低，積累的效能會降低，而利息提高，這種效能也會提高。
實際上，利息降低有一種使資本積累的效果不是削弱而是加強的趨勢，而利息提高，反而削弱了這種效能。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幾乎所有的居民群衆（其中大部分是工人階級）儲蓄一部分收入并使之成為資本。
這種儲蓄的目的是增加收入。
法國某些小官員長年累月把自己的儲金積蓄起來，以便年老時達到食利者的處境&mdash&mdash有可能靠積累資本而生活。
利潤率的高低取決于這種資本所必要的數值。
例如，如果食利者的生活一年需要5千法郎，而國内平均利潤率等于5％的話，為了保證自己這種收入，必須要儲蓄10萬法郎的資本；如果利潤率隻達到4％，則要儲蓄12萬5千法郎，以此類推等等。
現在，假定說，利潤率從5％降到4％，節欲論推測，這定會降低積累的效能：如果這個人以前在某個時期内積蓄了10萬法郎，則由于利潤率降低，資本積累消失了這個人自己原先誘惑力，他便将自己大部分的收入用于私人需要，于是，假定說，積蓄不是10萬，而是8萬了。
實際上，利潤率降低對資本積累的效能，起着相反的作用：為了保證自己5千法郎的收入，當利潤率為4％時，需要的資本比利潤率為5％時要多，不是10萬，而是12萬5千法郎；于是我們的官員便開始大力儲蓄，以便保證自己達到這種收入。
換言之，這種情況與節欲論的推測進行比較，情況完全相反。
說真的，我們看到積累效能最大正是在利潤率最低的國家。
例如說，法國資本的利潤率比俄國的少得多。
然而，在俄國積累資本的效能要比法國差得多。
由此清楚地看到，資本利息高低的任何原因，似乎與資本家對節制非生産性的費用沒有任何一定的比例關系。
資本利息與資本的多少有比例關系，與資本家節欲多少絕沒有關系。
如果說，百萬富翁得到的收入多于小資本家10多倍，很顯然，這不是因為百萬富翁比小資本家不得不多節欲許多倍。
企圖借助節欲論為利潤說些辯護理由，應當說是絕對辦不到的。
各種利潤學說中，龐巴維克的學說（貼水論）令人興趣是在于，它是以最單純的形式試圖解釋利潤是一種價值現象。
對龐巴維克來說，利潤問題是這樣的：根據一般價值學說，生産資料的價值是由産品的價值決定的。
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産品成品的價值超過所消耗的生産資料的總值（當然，這裡也包括勞動力）。
産品價值的這種剩餘部分也就構成了資本家的利潤。
制成産品在市場法定的價格為什麼要比所消耗的生産資料高呢？ 這種差别實際來源的根據，按龐巴維克的意見，不是别的，正是現在和将來産品價值的差别。
理由有三點： 第一，決定着每種經濟體價值的供求比率，現在和将來可能出現很大差别。
遭受火災的企業主此時此刻不能不把他需要的經濟體價值看得比他以後恢複遭到不幸後生産出的經濟體的價值高。
同樣，歉收後，農民要把糧食的價值，看得比他後來生産出的這種糧食的價值高。
年輕人在其開始出仕，尚處在生活資料供應菲薄之際，要把生活資料的價值看得比将來的價值高。
在所有這種情況下，現在經濟體的價值要比将來的價值高，其原因是在于這些财貨的供求對比關系，現在處于稍為有利的情況。
第二，對現在經濟體的價值看得較高的一般理由，是我們的一般心理作用要把現在的看得比未來的價值高，部分是由于我們不能很好地認識未來，部分是由于我們意志脆弱隻顧眼前而不考慮未來，再加上由于我們意識到在這個未來沒來臨前有可能死去。
由于這些原因，所以我們把現在自己正在使用着的财貨價值，看得高于我們隻有在将來才能得到的東西。
最後，第三種理由，把現在的價值看得較高是有可能利用現有的時間來實現生産的目的。
這樣一來，未來就可得到大量的産品。
現在的生産資料，經過一定的時間後會變成倍增的産品。
因此，我們衡量現在每種财貨比未來的價值高，根本不取決于現在滿足自己需要的價值比将來滿足需要的要高，因為現在的财貨等于未來成倍增加的财貨。
資本主義的利潤，是資本家通過自己的支出在未來獲得一定等價物的形式而急切支出自己資本的直接産物。
在資本主義的消耗和領到工資的時刻之間，必須經過一定的時間，由此就産生資本利息的必然性。
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如果比他自己所得到的少，就不剝削工人了，因為工人完全得到了由自己創造的價值，然而，工資要立即付給工人的，而資本家銷售工人創造的産品，隻能在經過一定期間以後，才能有利于自己。
根據上述所說的，将來的産品價值少于現在同樣産品的價值。
因此，資本家對工人不會幹出任何不公正的勾當，以工資形式支付給工人的，僅僅是作為資本家後來收入的未來價值的一部分。
因此，資本的利息不是曆史上的暫時現象。
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不複存在時，利息卻仍然存在。
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現在的産品将要比未來的定價高，因此，在生産過程持續時間長的生産部門的工人，假如在各種社會勞動中得到的報酬相同，那麼所得到的僅僅是自己産品的部分價值，相反，在生産周期較短的生産部門的工人，将會得到自己所創造的産品較多的價值。
資本的利息，由比較緩慢的生産産品以較高的定價表現出來。
如果現在未付給工人的其未來産品的全部價值認為是對工人的剝削，則從上面所說的清楚看到，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樣的剝削也會存在。
因此，作為龐巴維克學說基礎的命題是：現在的财貨比将來的财貨必須有較高的價值。
從龐巴維克為這個命題引用的觀點來看，第一，完全沒有任何原則意義，因為如果供求對比關系也許現在不及未來的好，同樣也有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
例如，遇上歉收時，現在的糧食價值要比未來的價值高，然而遇上豐收時，将來的糧食價值要比現在的價值高。
當一個人初出仕途，此時此刻要比他将來更貧困，當他官運告終，此時此刻要比他将來更富有。
至于談到龐巴維克第三個論據，即現在的價值比較高，則完全是從資本的生産率論販賣來的，因此無須專門進行批判。
龐巴維克的全部利潤學說是立足其第二個論據。
這種論據是在于指出現在的價值比較高的必然性，一方面，是由于我們認識未來享樂和貧困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我們意識到自己未來可能死去。
這些觀點是正确的，因為問題是出在時間的長短上。
如果對某種消費品提出立即得到或者20年後得到選擇的話，當然，每個人都願意立即得到消費，并以此證實他對自己現在的消費以較高的評價。
然而，這隻對持續時間長來說，是完全正确的，而對持續時間短是完全不對的，因為一般經濟必須與持續時間短發生關系。
好的企業家不但想到現在，而且更要想到不久的将來；然而，一個有文化者的特征與野蠻人的心理比較就是在于能想到未來。
如果有文化的企業家的心理狀态正如龐巴維克預見的那樣，則社會需求就不可能均衡地得到滿足，因為收入總是經過一定的時間間隔而獲得的，應該預料到這些收入一旦到手，就會很快地不怎麼節省地耗費，所以不利于滿足未來的需求。
實際上，令人看不到什麼類似的情景：因為現代有文化的人絕不會由于收入到手就會馬上把自己的收入揮霍掉，而為了未來，會善于限制自己現在的需求。
龐巴維克的第二個論據不是别的，正是否定經濟原則在現代經濟中的力量。
事與願違，由龐巴維克解釋其利潤的現代企業主&mdash資本家絕不會忘記未來，而且很快地會産生一種相反的心理狀态：為了将來擴大自己的财産，甯肯犧牲現在的滿足。
說現代資本家不恰當地揮霍，倒不如說他越發表現得吝啬了[64]。
可見，龐巴維克的心理學利潤論，是立足于完全颠倒了的一般資本家的心理狀态。
這種理論對解釋某一方面的利潤現象，即高利貸者消費信貸時的利潤具有一定的意義。
高利貸者經常要與臨時急需的人、與肆意揮霍不考慮未來的人打交道，也與類似龐巴維克所談到的，但對資本主義制度來說不是典型的那種人打交道。
所研究的理論對于把資本主義的利潤作為現代整個經濟體制的主要經濟範疇來認識，反正毫無任何意義。
龐巴維克企圖證實資本的利息在社會主義制度也會存在，說資本主義制度可能對工人有剝削的話，那麼同樣也可以說社會主義統治下也能剝削工人，但他的這種企圖也是失敗了。
生産過程持續時間長的産品價值很高，如果這種價值始終不變，則與資本主義的利息毫無共同之處，因為資本主義利息是社會收入的分配形式，是非勞動階級&mdash&mdash資本家奪取的社會産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将沒有資本家，也就是說，資本家将沒有什麼可侵占的了。
在除了工人便沒有别的任何人的國度，在大家都平均地各得到一份的國度裡，同樣也就談不上對工人的剝削了。
龐巴維克失敗表現的特點是在于它從一般的價值學說出發來證實解決利潤問題的不可能性。
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為基于社會平等前提的價值理論不能解釋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利潤也應當無可争辯地屬于這種現象。
因此，當最新派代表熊彼特經過他對分配現象詳細分析後得出意外的結論，他說：&ldquo就統計來看，利息不是社會收入部分&rdquo，[65]又說：&ldquo統計法不能說明利息&rdquo，還說：&ldquo統計情況下的國民經濟，除工資和利息外，沒有别的社會收入形式&rdquo，這時，就不能不看到邊際效益論的主要前提中的非常正确的邏輯論斷。
熊彼特認為這種論斷是&ldquo具有最大意義的&rdquo[66]論斷。
他贊同這個論斷，是因為他證明了邊際效益論對分配現象領域中的徹底破産思想已深入到各流派優秀代表的行列了。
二、利潤社會說 利潤不是經濟的邏輯範疇（與維持工人生活的收入相矛盾），而是特殊經濟體制&mdash&mdash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殊現象。
生産資料從工人階級之手轉到統治階級手中，以及使統治階級有可能得到不以勞動為基礎的收入這種情況，是利潤的曆史基礎。
因此，利潤是現代階級社會中一種反映統治和被統治關系的社會現象。
不以勞動為基礎的收入，隻能是全部生産資料屬于社會一部分人所有的那種社會的特有的現象。
利潤的神秘性是提問題的方法不正确而産生的直接後果：如果我們從個别資本家的角度來看，我們對資本家的資本價值實際上的增長似乎不容易理解。
但從整個社會的立場觀察，就容易解釋利潤了。
生産資料占有者，剝奪了直接生産者的生産資料，并握有經濟權力，有可能使他攫取一部分社會産品，作為不勞動的收入。
因為這一部分資本，很明顯，資本家是不會列入生産費用，所以生産費用定會少于生産産品。
因此，資本價值的增長，是資本家把自己的利潤不列入耗用的資本費用上的結果。
如果資本家換一種方式計算自己的利潤，如果他把自己的生活費用作為資本開支，就不會發生像資本主義經濟中經常出現的價值增長這種現象了。
從社會角度來看，資本價值的增長是一些幻想，而在這些幻想的背後，掩蓋了資本家攫取一部分社會收入。
利潤論中對社會分配論的第一個問題&mdash&mdash社會經濟的利潤實質問題，就是這樣回答的。
由此從正常的觀點來看，就會很自然地産生對利潤的某些評價。
利潤也與任何不勞動收入一樣，是非勞動階級剝削勞動階級的結果，作為這樣的結果，必将遭到人們道義上的譴責。
然而，承認利潤是由于工人沒有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而遭受資本家剝削的結果所産生，但還遠沒有從理論上詳細說清利潤問題。
這隻是加以證實利潤的社會本質，并從正常的觀點對利潤作出了一定的評價：如果利潤是社會的一種剝削行為，則它就不得不受到人們道義的譴責。
既然現代法制反對人剝削人，所以現代法制也就要反對非勞動的收入。
然而，利潤問題，還需要說明調節利潤高低的客觀因素。
因為問題涉及資本主義的生産，所以利潤是與工資有相互聯系的收入。
工資先須有利潤，反之亦然。
因此，那些規定工資高低的客觀因素，也要規定作為資本家支配的利潤額。
如果工資是由社會勞動的生産率和工人與資本家的社會力量的對比關系所決定的話，則利潤按其絕對額來說，也應當由這兩種因素來決定。
資本家的收入&mdash&mdash利潤，也正如工資一樣，首先取決于社會勞動生産率。
這種生産率越高，而其他條件相同，則資産階級的收入也就越多。
因為，凡是增加社會勞動生産率的，則利潤總是有提高的趨勢。
采用新的、改進了的勞動工具，有提高利潤的趨勢。
這裡面有幾分值得重視的、正是資本生産率論中所提到的道理。
李嘉圖否定社會勞動生産率對利潤能産生任何直接影響；按他的看法，利潤的高低，隻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