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草堂筆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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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末一層大概不會有很好的分數的，其原因蓋有二。
一，在明末思想的新分子不出佛老，文字還隻有古文體，革命的理論可以說得很充分，事實上改革不到那裡去。
我覺得蘇東坡也盡有這才情，好些題跋尺牍在公安派中都是好作品，他隻是缺少理論，偶然放手寫得這些小文，其用心的大作仍是被選入八家的那一部分，此其不同也。
反過來說，即是公安作品可以與東坡媲美，更有明确的文學觀耳，就是他們自己也本不望超越白蘇也。
二，後人受唐宋文章的訓練太深，就是新知識階級也難免以八家為标準，來看公安竟陵就覺得種種不合式。
我常這樣想，假如一個人不是厭惡韓退之的古文的，對于公安等文大抵不會滿意，即使不表示厭惡。
我覺得公安竟陵的詩都不大好，或者因為我本不懂詩之故亦未可知，其散文頗多佳作，說理的我喜其理多正确，文未必佳，至于叙景或兼抒情的小文則是其擅長，袁中郎劉同人的小記均非人所有也。
不過這隻是個人的妄見，其不能蒙大雅之印可正是當然，故晚明新文學運動的成績不易得承認，而其旁門的地位亦終難改正，這件事本無甚關系，茲不過說明其事實如此而已。
吾鄉陶筠廠就《隐秀軒集》選錄詩文百五十首，為《鐘伯敬集鈔》，小引中載其詠鐘譚的一首七言拗體，首四句雲： “至若袁不為鐘所襲，而鐘之隽永似遜于袁，鐘不為譚所襲，而譚之簡老稍勝于鐘，要皆不足為鐘病，鐘亦不以之自病也。
”陶君的見解甚是，我曾引申之雲： “甘心雲雲十四字說盡鐘譚，也說盡三袁以及其他一切文學革命者的精神，褒貶是非亦悉具足了。
向太歲頭上動土，既有此大膽，因流弊而落于淺率幽晦，亦所甘心，此真革命家的态度，朱竹垞輩不能領解，叢诃攢罵正無足怪也。
”現在的白話文學好像是已經成立了，其實是根基仍不穩固，随處都與正統派相對立，我們閱公安竟陵的遺迹自不禁更多感觸，不當僅作平常文集看，陶君的評語也正是極好的格言，不但是參與其事者所應服膺，即讀者或看客亦宜知此，庶幾對于凡此同類的運動不至誤解耳。
“天下不敢唾王李，鐘譚便是不猶人，甘心陷為輕薄子，大膽剝盡老頭巾。
”後又評伯敬的文章雲： 翻印晚明的文集原是一件好事，但流弊自然也是有的。
本來萬事都有流弊，食色且然，而且如上文所說，這些指責亦當甘受，不過有些太是違反本意的，也就該加以說明。
我想這最重大的是假風雅之流行。
這裡須得回過去說《梅花草堂筆談》了。
我贊成《筆談》的翻印，但是這與公安竟陵的不同，隻因為是難得罷了，他的文學思想還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氣味耳。
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歡的，如王稚登吳從先張心來王丹麓輩，蓋因其為山人之流也，李笠翁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見地，文亦有特色，故我尚喜歡，與傅青主金聖歎等視。
若張大複殆隻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數年前偶談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有批評家賜教謂應列入張君，不佞亦前見《筆談》殘本，憑二十年前的記憶不敢以為是，今複閱全書亦仍如此想。
世間讀者不甚知此種區别，出版者又或誇多争勝，不加别擇，勢必将檀幾叢書之類亦重複抄印而後止，出現一新鴛鴦蝴蝶派的局面，此固無關于世道人心，總之也是很無聊的事吧。
如張心來的《幽夢影》，本亦無妨一讀，但總不可以當飯吃，大抵隻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為飯，而且許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壞肚皮宜矣。
所謂假風雅即指此類山人派的筆墨，而又是低級者，故謂之假，其實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蓋風雅或文學都不是糧食也。
廿五年四月十一日，于北平。
一，在明末思想的新分子不出佛老，文字還隻有古文體，革命的理論可以說得很充分，事實上改革不到那裡去。
我覺得蘇東坡也盡有這才情，好些題跋尺牍在公安派中都是好作品，他隻是缺少理論，偶然放手寫得這些小文，其用心的大作仍是被選入八家的那一部分，此其不同也。
反過來說，即是公安作品可以與東坡媲美，更有明确的文學觀耳，就是他們自己也本不望超越白蘇也。
二，後人受唐宋文章的訓練太深，就是新知識階級也難免以八家為标準，來看公安竟陵就覺得種種不合式。
我常這樣想，假如一個人不是厭惡韓退之的古文的，對于公安等文大抵不會滿意，即使不表示厭惡。
我覺得公安竟陵的詩都不大好，或者因為我本不懂詩之故亦未可知，其散文頗多佳作，說理的我喜其理多正确，文未必佳，至于叙景或兼抒情的小文則是其擅長，袁中郎劉同人的小記均非人所有也。
不過這隻是個人的妄見，其不能蒙大雅之印可正是當然，故晚明新文學運動的成績不易得承認，而其旁門的地位亦終難改正，這件事本無甚關系，茲不過說明其事實如此而已。
吾鄉陶筠廠就《隐秀軒集》選錄詩文百五十首，為《鐘伯敬集鈔》，小引中載其詠鐘譚的一首七言拗體，首四句雲： “至若袁不為鐘所襲，而鐘之隽永似遜于袁，鐘不為譚所襲，而譚之簡老稍勝于鐘，要皆不足為鐘病，鐘亦不以之自病也。
”陶君的見解甚是，我曾引申之雲： “甘心雲雲十四字說盡鐘譚，也說盡三袁以及其他一切文學革命者的精神，褒貶是非亦悉具足了。
向太歲頭上動土，既有此大膽，因流弊而落于淺率幽晦，亦所甘心，此真革命家的态度，朱竹垞輩不能領解，叢诃攢罵正無足怪也。
”現在的白話文學好像是已經成立了，其實是根基仍不穩固，随處都與正統派相對立，我們閱公安竟陵的遺迹自不禁更多感觸，不當僅作平常文集看，陶君的評語也正是極好的格言，不但是參與其事者所應服膺，即讀者或看客亦宜知此，庶幾對于凡此同類的運動不至誤解耳。
“天下不敢唾王李，鐘譚便是不猶人，甘心陷為輕薄子，大膽剝盡老頭巾。
”後又評伯敬的文章雲： 翻印晚明的文集原是一件好事，但流弊自然也是有的。
本來萬事都有流弊，食色且然，而且如上文所說，這些指責亦當甘受，不過有些太是違反本意的，也就該加以說明。
我想這最重大的是假風雅之流行。
這裡須得回過去說《梅花草堂筆談》了。
我贊成《筆談》的翻印，但是這與公安竟陵的不同，隻因為是難得罷了，他的文學思想還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氣味耳。
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歡的，如王稚登吳從先張心來王丹麓輩，蓋因其為山人之流也，李笠翁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見地，文亦有特色，故我尚喜歡，與傅青主金聖歎等視。
若張大複殆隻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數年前偶談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有批評家賜教謂應列入張君，不佞亦前見《筆談》殘本，憑二十年前的記憶不敢以為是，今複閱全書亦仍如此想。
世間讀者不甚知此種區别，出版者又或誇多争勝，不加别擇，勢必将檀幾叢書之類亦重複抄印而後止，出現一新鴛鴦蝴蝶派的局面，此固無關于世道人心，總之也是很無聊的事吧。
如張心來的《幽夢影》，本亦無妨一讀，但總不可以當飯吃，大抵隻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為飯，而且許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壞肚皮宜矣。
所謂假風雅即指此類山人派的筆墨，而又是低級者，故謂之假，其實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蓋風雅或文學都不是糧食也。
廿五年四月十一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