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 司馬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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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兄弟，隻是遠房的本家：同為諸葛豐的後裔（諸葛亮兄弟三人：老大諸葛瑾，老二諸葛亮，老三諸葛均。
諸葛均跟随二哥到了西蜀，被二哥酌量提拔，做官做到了“長水校尉”）。
司馬昭打平諸葛誕，“挾”了少帝曹髦回洛陽，叫曹髦封他為“晉公”，以并州六個郡與“司州”（司隸校尉部）的兩個郡，為晉國的封地；又升他的官為“相國”，寵他以“九錫”之命。
他一概謙辭（既然不想要，為什麼又先叫曹髦給？為的是，提高自己的聲望）。
曹髦與在他以前的一個魏少帝（曹芳）很不相同。
曹髦是“智商”頗高的一位青年。
他向當時的太學博士淳于俊請教，問《易經》這部書的來源。
淳于俊說：“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卦。
”曹髦再問，為什麼孔子不說“燧人氏沒，包羲氏作”？對于這一個問題，淳于俊答不出來。
曹髦對于《書經》裡的許多字句，也有疑問。
他覺得堯有四兇而不能去，用舜還要等待“四嶽”來推薦，似乎并不是聖明得如一般儒生所說。
他這樣“惑經”、“疑古”，比唐朝的劉知幾早了幾百年，也許是受了王充所寫的《論衡》的影響。
曹髦不幸而生于帝王之家。
否則，以他的能力，當一個平平安安、衣食無憂的大學教授，絕對可以做到。
他也不幸而智商頗高。
否則，倘若他是一個糊裡糊塗的人，一切完全聽由司馬昭做主，可能獲得司馬昭的寬容，不緻死于非命。
我們應該替司馬昭說一句公道話：司馬昭本沒有計劃要曹髦死，是曹髦自己“找死”。
曹髦在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己醜日，糾集了幾百名“僮仆”，敲鼓呐喊，沖出宮門，想沖往司馬昭的住宅，在“東止車門”遇到司馬昭的弟弟司馬伷。
屯騎校尉司馬伷想阻擋他們，被他們罵走。
他們到了宮城之南的“南阙”，被司馬昭的走狗，魏朝的中護軍賈充，帶了若幹兵擋住，雙方打了起來。
這時候，魏少帝曹髦拔出寶劍，親自動手。
賈充旁邊的另一走狗，官居魏朝太子舍人的成濟，問賈充：“情況緊急了，該怎麼辦？”賈充說：“養你們這麼多年，正是為了像今天這樣的情況。
你盡管幹罷，事後不會有人追究的。
”于是，成濟便抽出自己随身佩帶的戈，對皇帝曹髦猛力刺去，“刃出于背”。
曹髦當時就死。
可憐他年紀隻有二十歲而已。
曹操地下有知，應該後悔白花了一輩子力氣替子孫謀得了這個并非值得一謀的皇帝寶座。
事後，司馬昭把成濟殺了，滅掉三族。
賈充，司馬昭升封他為安陽鄉侯（原為陽裡亭侯），增加一千二百戶封邑，擴大他的兵權為“統城外諸軍”，加官“散騎常侍”（成濟算是白白地上了賈充的當）。
司馬昭迎立了燕王曹宇的兒子曹奂（原名曹璜），繼承填補少帝曹髦所留下的皇位。
這位曹奂在當時是“常道鄉公”（常道鄉屬于幽州廣陽郡安次縣，安次縣在今天河北省）。
曹奂并不住在所封的常道鄉，而與其他的魏朝宗室一樣住在邺縣。
司馬昭把曹奂立為皇帝以後，更改年号，以甘露五年六月為景元元年。
曹奂成為魏朝曆史上的第三個“少帝”。
其後司馬炎逼着曹奂禅位篡了魏朝，封曹奂為陳留王。
陳壽把曹芳、曹髦、曹奂，三個人先後當皇帝的期間所發生的大事，合寫成一篇《三少帝紀》。
然而他在這篇文章裡面，卻又不稱他們為少帝芳、少帝髦，與少帝奂。
而隻稱他們為“齊王”、“高貴鄉公”、“陳留王”。
這是十分說不過去的一種“筆法”。
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把魏國列為正統，口口聲聲，說這不是為了“獨尊獎一國”，而是為了“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志）事之先後”。
但是，到了真的記載史事的時候，我們這位史學前輩與他的若幹助手，卻毫不考慮，大書特書什麼“世祖文皇帝”（曹丕），“烈祖明皇帝”（曹叡），把劉備稱為劉備，孫權稱為“吳主權”。
魏方打蜀漢東吳，就寫成“征”、“伐”；蜀吳打魏方，卻寫成“入寇”！ 《資治通鑒》荒唐的地方很多。
其中之一，是把魏少帝曹芳稱為“邵陵厲公”。
曹芳在被司馬師廢掉的時候，回複了他的齊王的爵位；是到了司馬炎篡魏以後，他才被降封為公，封在邵陵；而且要到他本人死了以後，才獲得了“厲”這個字的惡谥。
司馬光及其助手，憑什麼可以把晉朝人加給齊王的壞稱呼，寫在屬于魏朝一段的《資治通鑒》上？該罵！ 司馬昭于少帝曹奂即位以後，叫曹奂封自己為晉公，任命自己為“相國”。
他又堅決辭讓了一次。
此後，少帝曹奂與他又再扮演了一個硬要封拜，一個硬是不肯接受的騙人的把戲。
到了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已經開始了對蜀漢作最後一次用兵之時，司馬昭才裝出“隻得接受”的樣子。
一個月以後，鄧艾勝諸葛瞻于綿竹，後主劉阿鬥投降。
再過四個月，鹹熙元年（公元264年）三月己卯日，司馬昭叫少帝曹奂升封自己為晉王，封地由十郡增加為二十郡。
司馬昭作了晉王，本可以再進一步，升自己為皇帝。
然而八字不夠好，當晉王隻當了一年又五個月，便在鹹熙二年八月，一命嗚呼，享年五十五歲。
諸葛均跟随二哥到了西蜀，被二哥酌量提拔，做官做到了“長水校尉”）。
司馬昭打平諸葛誕，“挾”了少帝曹髦回洛陽，叫曹髦封他為“晉公”，以并州六個郡與“司州”（司隸校尉部）的兩個郡，為晉國的封地；又升他的官為“相國”，寵他以“九錫”之命。
他一概謙辭（既然不想要，為什麼又先叫曹髦給？為的是，提高自己的聲望）。
曹髦與在他以前的一個魏少帝（曹芳）很不相同。
曹髦是“智商”頗高的一位青年。
他向當時的太學博士淳于俊請教，問《易經》這部書的來源。
淳于俊說：“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卦。
”曹髦再問，為什麼孔子不說“燧人氏沒，包羲氏作”？對于這一個問題，淳于俊答不出來。
曹髦對于《書經》裡的許多字句，也有疑問。
他覺得堯有四兇而不能去，用舜還要等待“四嶽”來推薦，似乎并不是聖明得如一般儒生所說。
他這樣“惑經”、“疑古”，比唐朝的劉知幾早了幾百年，也許是受了王充所寫的《論衡》的影響。
曹髦不幸而生于帝王之家。
否則，以他的能力，當一個平平安安、衣食無憂的大學教授，絕對可以做到。
他也不幸而智商頗高。
否則，倘若他是一個糊裡糊塗的人，一切完全聽由司馬昭做主，可能獲得司馬昭的寬容，不緻死于非命。
我們應該替司馬昭說一句公道話：司馬昭本沒有計劃要曹髦死，是曹髦自己“找死”。
曹髦在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己醜日，糾集了幾百名“僮仆”，敲鼓呐喊，沖出宮門，想沖往司馬昭的住宅，在“東止車門”遇到司馬昭的弟弟司馬伷。
屯騎校尉司馬伷想阻擋他們，被他們罵走。
他們到了宮城之南的“南阙”，被司馬昭的走狗，魏朝的中護軍賈充，帶了若幹兵擋住，雙方打了起來。
這時候，魏少帝曹髦拔出寶劍，親自動手。
賈充旁邊的另一走狗，官居魏朝太子舍人的成濟，問賈充：“情況緊急了，該怎麼辦？”賈充說：“養你們這麼多年，正是為了像今天這樣的情況。
你盡管幹罷，事後不會有人追究的。
”于是，成濟便抽出自己随身佩帶的戈，對皇帝曹髦猛力刺去，“刃出于背”。
曹髦當時就死。
可憐他年紀隻有二十歲而已。
曹操地下有知，應該後悔白花了一輩子力氣替子孫謀得了這個并非值得一謀的皇帝寶座。
事後，司馬昭把成濟殺了，滅掉三族。
賈充，司馬昭升封他為安陽鄉侯（原為陽裡亭侯），增加一千二百戶封邑，擴大他的兵權為“統城外諸軍”，加官“散騎常侍”（成濟算是白白地上了賈充的當）。
司馬昭迎立了燕王曹宇的兒子曹奂（原名曹璜），繼承填補少帝曹髦所留下的皇位。
這位曹奂在當時是“常道鄉公”（常道鄉屬于幽州廣陽郡安次縣，安次縣在今天河北省）。
曹奂并不住在所封的常道鄉，而與其他的魏朝宗室一樣住在邺縣。
司馬昭把曹奂立為皇帝以後，更改年号，以甘露五年六月為景元元年。
曹奂成為魏朝曆史上的第三個“少帝”。
其後司馬炎逼着曹奂禅位篡了魏朝，封曹奂為陳留王。
陳壽把曹芳、曹髦、曹奂，三個人先後當皇帝的期間所發生的大事，合寫成一篇《三少帝紀》。
然而他在這篇文章裡面，卻又不稱他們為少帝芳、少帝髦，與少帝奂。
而隻稱他們為“齊王”、“高貴鄉公”、“陳留王”。
這是十分說不過去的一種“筆法”。
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把魏國列為正統，口口聲聲，說這不是為了“獨尊獎一國”，而是為了“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志）事之先後”。
但是，到了真的記載史事的時候，我們這位史學前輩與他的若幹助手，卻毫不考慮，大書特書什麼“世祖文皇帝”（曹丕），“烈祖明皇帝”（曹叡），把劉備稱為劉備，孫權稱為“吳主權”。
魏方打蜀漢東吳，就寫成“征”、“伐”；蜀吳打魏方，卻寫成“入寇”！ 《資治通鑒》荒唐的地方很多。
其中之一，是把魏少帝曹芳稱為“邵陵厲公”。
曹芳在被司馬師廢掉的時候，回複了他的齊王的爵位；是到了司馬炎篡魏以後，他才被降封為公，封在邵陵；而且要到他本人死了以後，才獲得了“厲”這個字的惡谥。
司馬光及其助手，憑什麼可以把晉朝人加給齊王的壞稱呼，寫在屬于魏朝一段的《資治通鑒》上？該罵！ 司馬昭于少帝曹奂即位以後，叫曹奂封自己為晉公，任命自己為“相國”。
他又堅決辭讓了一次。
此後，少帝曹奂與他又再扮演了一個硬要封拜，一個硬是不肯接受的騙人的把戲。
到了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已經開始了對蜀漢作最後一次用兵之時，司馬昭才裝出“隻得接受”的樣子。
一個月以後，鄧艾勝諸葛瞻于綿竹，後主劉阿鬥投降。
再過四個月，鹹熙元年（公元264年）三月己卯日，司馬昭叫少帝曹奂升封自己為晉王，封地由十郡增加為二十郡。
司馬昭作了晉王，本可以再進一步，升自己為皇帝。
然而八字不夠好，當晉王隻當了一年又五個月，便在鹹熙二年八月，一命嗚呼，享年五十五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