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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生活的一種表征被接受的。
在這裡，我們就深入到事情的深在方面了。
可以說，這種安谧無聲的時間由來已久，一向如此，對于女人周圍的人來說，甚至變成雖有若無的。
我意思是說，女人的辛勞工作對男人仿佛是天空上的雨雲，或者是雲中降下的雨。
這種職能抵于完成正像每天的睡眠所完成的職能一樣。
男人因此而感到滿意，他的家于是宣告一切順利。
中世紀的男人是如此；大革命時期的男人是如此，一千九百八十六年的男人，也是如此。
有一件事我忘記說了，就是：女人必須牢記，對兒子不能估計過高，正像對父親不能過高估計一樣。
對于女人不妨也這樣看。
女人死了，照樣一哭了事。
這就意味着，她是無可替代的。
過去的情況就是這樣。
過去，不論我站在哪一方，不論處在世界曆史哪一個世紀，我所見到的女人無不是處在一種深受限制難以忍受的情況下踏在死亡的繩索上跳舞。
現在，不論轉向我們這個時代的哪一個方面，我看到的處處都是擔任旅遊業或銀行界各種中介性職務的小女明星，她們處在這種等級的拔尖地位，真是嬌豔無比，而且不知疲倦，一律是信息靈通，但她們同樣也是在架在死亡上的繩索上跳舞。
所以，你看，我寫作并無目的。
我覺得我寫就是因為非寫不可。
我不是有所為而寫。
我也不為女人寫。
我寫女人是為了寫我，寫那個貫穿在多少世紀中的我自己。
我讀過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還有米什萊的《女巫》①。
①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英國女小說家、批評家。
米什萊（1789-1974），法國曆史學家、作家。
我根本就沒有書房。
都散失了，連藏這樣的想法也隻好放棄。
都完了。
上面說的那兩本書，那就好比我把我的身體和我的頭腦打開來，好像我是在19世紀的森林和手工制造場裡閱讀關于我在中世紀生活的故事。
那本伍爾夫的書，我從沒有看見有一個男人讀過。
M．D．，我們是兩相分離了，就像她在她的小說裡說過的那樣①。
①M．D．即瑪格麗特·杜拉，感歎她與寫小說的M．D．已告分立，似乎成了兩個人。
房屋的内部。
物質的家宅。
我的母親，就是我上的第一個學校。
讓我們看看她是怎樣組織她的幾處家宅的。
她怎樣把它們打掃得一塵不染。
是她教育我懂得什麼叫清潔。
1915年在印度支那，那個有三個孩子的母親，她的出于本性，簡直成了迷信似的、病态的潔癖。
這個女人，我的母親，她的心願無非是讓我們，她的孩子在生活中任何時候，不論發生什麼事，哪怕發生最最嚴重的事件，比如戰争，都不要陷入措手不及的窘境。
隻要有一個住處，有我們的母親，我們就不會被抛棄，就不會陷于困境。
戰争，水災，旱災，孤立無援，這些事都可能發生，但是對我們來說，住房，母親，吃的喝的總是有的。
我相信一直到她死，她都在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準備果醬貯存。
她還貯砂糖、幹面條。
這是出自根深蒂固的悲觀主義的悲觀估計，這種悲觀主義我也全盤繼承下來了。
大堤那個插曲①，我母親被騙蒙受極大損失，并且被所有的人抛棄。
她在孤立無援情況下把我們撫養成人。
她給我們解釋說她受騙了。
錢被盜走，并被抛棄，因為我們的父親已經死去，沒有人來保護她。
有一件事她是确知的，那就是我們一家人都被抛棄了。
①參見作者1950年發表的第三部小說《太平洋大堤》。
操持好家務，我也有這種偏好，而且很深。
我一生都保持有這樣的癖性，這種癖性至今還在。
就是現在，大櫥裡是不是存有吃的東西，為了維持生命，活下去，繼續活下去，我時時都必須知道必需之物是不是有準備。
為了我所愛的人，為了我的孩子，我盡力設法把船裝足，以備生命之旅之所需。
我現在還常常想到我母親在她任職的居民點住過的幾處房子，從她的住處去最近一個白人居住區，到最近的醫生那裡去，也要走七小時的路程。
在她工作所在地，食物和藥品，很是齊備，藥粉，消毒藥皂，明礬，酸性劑，醋酸，奎甯，消毒劑，催吐用的吐根堿，助消化藥，治肺氣腫藥，治肝病藥，木炭，無所不有。
我是說，我的母親是遠遠超出我的母親的，她簡直像是一個機構。
本地人也來看她，讓她治病。
家的範圍已經擴大了。
确實是這樣。
在我們一生中，我們很早就對這一切有了自覺意識，對這一點我們非常感激我的母親。
這就是母親，這就是圍繞在母親四周的家屋，這也就是居住在那個房屋裡的那個母親。
她已經預見到時勢險惡，災難的年代必将到來，她因此把自己擴展開去超出于她自身之外。
我的母親親身經曆過兩次戰争，前後有九年生活在戰火之中。
她還在等待第三次戰争。
我相信，直到她死，她一直都在等待這第三次戰争來臨，就像等待下一個季節到來一樣。
為此她注意看報，我想，她是試圖在字裡行間看看戰争是否迫近，我不記得她說過戰争延緩這樣的話，一次也沒有。
當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的母親給我們表演過戰争遊戲。
她拿起一條長棍當作步槍，扛在肩上，在我們面前開步走，唱着《軍刀和默茲》。
最後她竟泣不成聲。
我們安慰她。
是啊，我母親是很愛男人的戰争的。
我相信，母親，幾乎是在任何場合，在我們孩提時代所有的場合下，在童年期以後，在生活的一切場合，母親所代表的就是瘋狂。
她始終比可能遇到的怪人、瘋人更為奇怪更加瘋狂，對我們，她的孩子來說，就是如此。
很多人談到他們的母親，也常說：“我說，我相信，我的母親真是瘋了。
瘋了。
”人們在回憶的時候，也不禁為他們的母親大哭，這是很有趣的。
在諾弗勒堡，我在鄉下
在這裡，我們就深入到事情的深在方面了。
可以說，這種安谧無聲的時間由來已久，一向如此，對于女人周圍的人來說，甚至變成雖有若無的。
我意思是說，女人的辛勞工作對男人仿佛是天空上的雨雲，或者是雲中降下的雨。
這種職能抵于完成正像每天的睡眠所完成的職能一樣。
男人因此而感到滿意，他的家于是宣告一切順利。
中世紀的男人是如此；大革命時期的男人是如此，一千九百八十六年的男人，也是如此。
有一件事我忘記說了，就是：女人必須牢記，對兒子不能估計過高，正像對父親不能過高估計一樣。
對于女人不妨也這樣看。
女人死了，照樣一哭了事。
這就意味着，她是無可替代的。
過去的情況就是這樣。
過去，不論我站在哪一方，不論處在世界曆史哪一個世紀，我所見到的女人無不是處在一種深受限制難以忍受的情況下踏在死亡的繩索上跳舞。
現在，不論轉向我們這個時代的哪一個方面，我看到的處處都是擔任旅遊業或銀行界各種中介性職務的小女明星，她們處在這種等級的拔尖地位，真是嬌豔無比，而且不知疲倦，一律是信息靈通，但她們同樣也是在架在死亡上的繩索上跳舞。
所以，你看，我寫作并無目的。
我覺得我寫就是因為非寫不可。
我不是有所為而寫。
我也不為女人寫。
我寫女人是為了寫我，寫那個貫穿在多少世紀中的我自己。
我讀過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還有米什萊的《女巫》①。
①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英國女小說家、批評家。
米什萊（1789-1974），法國曆史學家、作家。
我根本就沒有書房。
都散失了，連藏這樣的想法也隻好放棄。
都完了。
上面說的那兩本書，那就好比我把我的身體和我的頭腦打開來，好像我是在19世紀的森林和手工制造場裡閱讀關于我在中世紀生活的故事。
那本伍爾夫的書，我從沒有看見有一個男人讀過。
M．D．，我們是兩相分離了，就像她在她的小說裡說過的那樣①。
①M．D．即瑪格麗特·杜拉，感歎她與寫小說的M．D．已告分立，似乎成了兩個人。
房屋的内部。
物質的家宅。
我的母親，就是我上的第一個學校。
讓我們看看她是怎樣組織她的幾處家宅的。
她怎樣把它們打掃得一塵不染。
是她教育我懂得什麼叫清潔。
1915年在印度支那，那個有三個孩子的母親，她的出于本性，簡直成了迷信似的、病态的潔癖。
這個女人，我的母親，她的心願無非是讓我們，她的孩子在生活中任何時候，不論發生什麼事，哪怕發生最最嚴重的事件，比如戰争，都不要陷入措手不及的窘境。
隻要有一個住處，有我們的母親，我們就不會被抛棄，就不會陷于困境。
戰争，水災，旱災，孤立無援，這些事都可能發生，但是對我們來說，住房，母親，吃的喝的總是有的。
我相信一直到她死，她都在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準備果醬貯存。
她還貯砂糖、幹面條。
這是出自根深蒂固的悲觀主義的悲觀估計，這種悲觀主義我也全盤繼承下來了。
大堤那個插曲①，我母親被騙蒙受極大損失，并且被所有的人抛棄。
她在孤立無援情況下把我們撫養成人。
她給我們解釋說她受騙了。
錢被盜走，并被抛棄，因為我們的父親已經死去，沒有人來保護她。
有一件事她是确知的，那就是我們一家人都被抛棄了。
①參見作者1950年發表的第三部小說《太平洋大堤》。
操持好家務，我也有這種偏好，而且很深。
我一生都保持有這樣的癖性，這種癖性至今還在。
就是現在，大櫥裡是不是存有吃的東西，為了維持生命，活下去，繼續活下去，我時時都必須知道必需之物是不是有準備。
為了我所愛的人，為了我的孩子，我盡力設法把船裝足，以備生命之旅之所需。
我現在還常常想到我母親在她任職的居民點住過的幾處房子，從她的住處去最近一個白人居住區，到最近的醫生那裡去，也要走七小時的路程。
在她工作所在地，食物和藥品，很是齊備，藥粉，消毒藥皂，明礬，酸性劑，醋酸，奎甯，消毒劑，催吐用的吐根堿，助消化藥，治肺氣腫藥，治肝病藥，木炭，無所不有。
我是說，我的母親是遠遠超出我的母親的，她簡直像是一個機構。
本地人也來看她，讓她治病。
家的範圍已經擴大了。
确實是這樣。
在我們一生中，我們很早就對這一切有了自覺意識，對這一點我們非常感激我的母親。
這就是母親，這就是圍繞在母親四周的家屋，這也就是居住在那個房屋裡的那個母親。
她已經預見到時勢險惡，災難的年代必将到來，她因此把自己擴展開去超出于她自身之外。
我的母親親身經曆過兩次戰争，前後有九年生活在戰火之中。
她還在等待第三次戰争。
我相信，直到她死，她一直都在等待這第三次戰争來臨，就像等待下一個季節到來一樣。
為此她注意看報，我想，她是試圖在字裡行間看看戰争是否迫近，我不記得她說過戰争延緩這樣的話，一次也沒有。
當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的母親給我們表演過戰争遊戲。
她拿起一條長棍當作步槍，扛在肩上，在我們面前開步走，唱着《軍刀和默茲》。
最後她竟泣不成聲。
我們安慰她。
是啊，我母親是很愛男人的戰争的。
我相信，母親，幾乎是在任何場合，在我們孩提時代所有的場合下，在童年期以後，在生活的一切場合，母親所代表的就是瘋狂。
她始終比可能遇到的怪人、瘋人更為奇怪更加瘋狂，對我們，她的孩子來說，就是如此。
很多人談到他們的母親，也常說：“我說，我相信，我的母親真是瘋了。
瘋了。
”人們在回憶的時候，也不禁為他們的母親大哭，這是很有趣的。
在諾弗勒堡，我在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