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兩晉辭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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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冶,陰火潛然”兩句,舊注解釋不很清楚,錢锺書先生用水北為陽、南為陰的道理加以解釋,使人豁然認識到此賦用字之簡煉。

    又如賦中關于鲸魚的描寫,雖有誇張,卻有事實根據,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

     木華《海賦》的另一特點是善于用散文化的句法來贊歎大海,如: 群山既略,百川潛渫(疏浚既深)。

    泱漭(廣大)澹濘(清而深),騰波赴勢。

    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掎(jǐ,引)拔五嶽,竭涸九州。

    瀝滴滲(qīn)淫(滲淫,小水),荟蔚雲霧,涓流泱瀼(停淤的水),莫不來注。

    于(wū,語助辭)廓(大)靈海,長為委輸。

    其為廣也,其為怪也,宜其為大也。

     這段話像是議論,但和上下文相連看,更顯得作者對大海寬廣的驚異之情,一唱三歎,富有韻味。

    這在魏晉以後辭賦進一步骈化的時代,極為少見。

     比木華稍後的郭璞(276—324),字景純,河東聞喜(今屬山西)人。

    著名的學者和詩人,其辭賦以《江賦》最著名,人們曆來常把此賦與木華《海賦》相比。

    當時人李充曾認為他是東晉初年成就最高的賦家,其實《江賦》的文風與《海賦》不同,郭璞是一位古文字學家。

    他在寫《江賦》時好用生僻的奇字。

    因而使作品晦澀難讀。

    此賦據錢锺書先生《管錐編》引姚旅《露書》中的評語,認為所叙長江水系有所誇大,一些地區與江水“杳不相涉”;有些物産也非江中所有,而是海中之物。

    這些批評都很中肯。

    這種情形也許是由于作者有意要誇張長江水系及物産。

    據《文選》李善注引《晉中興書》雲:“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渎之美。

    ”這和司馬相如之故意誇大上林苑的範圍和物産,是同一用意,體現了曆來大賦的傳統習慣。

     當然,《江賦》之負有盛名,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它确有一些精彩的片段值得稱頌,如寫到長江從今四川境内奔騰至海的情狀,就頗有氣勢: 呼吸萬裡,吐納靈潮,自然往複,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

    峨嵋為泉陽之揭(泉陽即“陽泉”,三國時地名,在今綿竹附近。

    揭,高聳之處),玉壘作東别之标。

    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崛而比峤(山銳而高)。

    協靈通氣,濆薄相陶。

    流風蒸雷,騰虹揚霄。

    出信陽(指信陵之陽,在建平郡,今川鄂交界處)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傳說中地名,據雲在東海南三萬裡)。

     由于古人的地理知識有限,故郭璞不可能知道長江發源于青海的事實,而是根據《尚書·禹貢》“岷山導江”的話來概括長江流域的地形。

    但用這樣簡括而形象的語言來描寫江流的磅礴氣勢,确實具有過人的筆力。

    賦中寫江船順風行駛,也頗有特色: 淩波縱柂(同“舵”),電往杳溟。

    (duì,雲黑之狀)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

    倏忽數百,千裡俄頃。

    飛廉(風神)無以睎其蹤,渠黃(駿馬)不能企其景。

     與木華《海賦》寫海船疾駛顯然不同,“倏忽數百,千裡俄頃”,具有很強的表現力。

    尤其“晨霞孤征”四字設想新奇,體物攝神,所以錢锺書先生認為“可以适獨坐而不獨驚四筵也”(《管錐編》第四冊第1235頁)。

    《江賦》中還有不少生動傳神的地方,但往往因夾雜着一些生僻的字詞而使今天的讀者難以卒讀。

     郭璞除《江賦》外,還有一篇《客傲》載于《晉書》本傳。

    這是模仿東方朔《答客難》和楊雄《解嘲》之作。

    其文字較為流暢,集中地闡述了他的哲學思想和處世态度,對理解他的生平與思想有重要價值。

    在這篇賦中,可以看出他對東晉初年的政局有較深的了解,他目睹一些人身居要職,卻又深知仕途兇險,并不歆羨。

    他自己已有名氣,無法完全退隐。

    因此他說:“蚓蛾以不才陸槁,蟒蛇以騰鹜暴鱗。

    ”主張“不塵不冥,不骊不骍”也就是莊周所謂“處于才與不才之間”(《莊子·山木篇》)。

    他認為全身遠禍之道在于“無岩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即既不幹進,也不退隐,這就是當時人所謂的“朝隐”。

    然而這種處世态度并不能使他避免災殃,他最後還是被王敦所害。

     郭璞還有一些賦見于《藝文類聚》等類書,均非全文。

    在這些賦中多少可以了解到他由北方逃奔南方的經曆及他對政治的一些見解,但在藝術上似少特色。

     五、孫綽和東晉辭賦 《文心雕龍·時序篇》說:“自中朝(指魏和西晉)貴玄,江左(指東晉)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

    是以世極迍邅(zhūnzhān,困頓),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指《老子》)之指歸,賦乃漆園(指《莊子》)之義疏。

    ”确實,在東晉一代,詩、文和辭賦中都表現了較濃厚的老莊思想。

    這是因為當時統治者内部矛盾十分尖銳複雜,許多士人為了全身遠禍,隻能空談玄理,不關心現實。

    這種風氣流行既久,連帝王和大臣們也視擺脫世務為清高,關心政事為塵俗,于是文學作品也就大談玄理,出現了一批所謂“玄言詩”。

    其實當時的辭賦也多少受其影響,不過,賦的特點在于“體物”,總得對具體事物有所刻畫才行。

    當時有些作家也試圖用賦來表述玄理,但畢竟很少取得成功,因此像西晉庾敳作《意賦》,就無人愛讀,這些賦也就大多散佚了。

     東晉那些“玄言詩”的作者如庾闡、袁宏和孫綽等人尚有一些賦作存世。

    其中袁宏,據《文心雕龍·诠賦篇》說,在晉代還算一個較好的賦家。

    但庾、袁二人之賦,現在都隻有殘篇。

    這些文人雖以“清高”自命,其實作賦卻不免看貴人臉色行事。

    如《世說新語·文學篇》:“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峤)庾(亮)雲:‘溫挺義之标,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

    ’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贶之。

    闡改‘望’為‘俊’,以‘亮’為‘潤’雲。

    ”他為了給庾亮看,還為避免用“亮”字而作了改動,以此大得歡心。

    庾亮稱之為“可三《二京》,四《三都》”,其聲價驟增,卻不免為謝安所譏。

    同書又載袁宏作《東征賦》,不提陶侃,以至陶範大怒,要拔刀拼命,弄得他隻好添加字句,為陶侃表功。

    劉孝标注引《續晉陽秋》則記他在《東征賦》中故意不提桓彜,使桓溫聲色俱厲地加以責問,結果他脫口而出,對桓彜備加頌揚。

    這其實是故意向桓溫逞能。

    從謝安對庾闡所作的評語“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學,而不免儉狹”看來,大抵這些作品刻意模仿而少新意,所以經不起時間的淘汰,至今隻能剩下些零星佚文。

     東晉中期較有成就的賦家當推孫綽(314—371)。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西南)人,孫楚的孫子。

    他是東晉玄言詩的代表人物。

    在玄言詩中,他有些作品尚較有形象。

    他的賦以《遊天台山賦》最見傳誦。

    據《世說新語·文學篇》載,他曾經将此賦給友人範榮期看,并說:“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可見是他的得意之作。

    從此賦的序文看來,他并未到過天台山,隻是“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俯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

    不過,他曾任永嘉太守,到過今浙東一帶,可能聽到别人講過一些天台山的景物。

    現在看來,此賦中想象的成分遠多于寫實。

    其中最著名的句子如“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飛流以界道”,似亦屬得之傳聞。

    賦中類似的寫景名句不少,如:“披荒榛之蒙茏,陟峭崿之峥嵘。

    濟楢(yóu)溪(溪名)而直進,落五界(五縣之界)而迅征。

    跨穹隆(長而曲折)之懸磴(石橋),臨萬丈之絕冥(幽深)。

    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

    攬樛(jiū,樹木向下彎曲)木之長蘿,援葛藟(lěi,藤)之飛莖。

    雖一冒于垂堂,乃永求乎長生。

    必契誠于幽昧,履重險而逾平。

    ”雖屬想象,卻有着作者長期登山涉水的經驗,因此寫來頗覺真實。

    賦的後半部寫到仙境,則更屬幻想。

    這種寫法對後來李白的《夢遊天姥吟》可能有所啟發。

    此賦雖有出世思想,但因為形象生動,想象奇特,所以頗為讀者喜愛。

     孫綽還有一篇《遂初賦》,今佚。

    此賦在當時較有名。

    據《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其序,可以看出賦是寫隐逸之志的。

    其實孫綽其人并不甘寂寞,當時人說他“才而性鄙”,但其才藻則頗見推重。

     東晉的賦家中還有一位過去很少受人注意的人物湛方生。

    關于他的生平,我們僅知其生活在晉孝武帝太元(376—396)以後,官至衛軍谘議參軍。

    從他的詩文看來,他曾在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帶做過官。

     湛方生的辭賦據清嚴可均所輯,凡六篇。

    此外尚有《羁鶴吟序》和《吊鶴文》,前者可能是一篇賦的序,但本文已佚。

    後者雖名為文,文體卻與賦差不多。

    在這些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秋夜》、《遊園詠》和《懷歸謠》三首短賦。

    這些作品和夏侯湛的短賦一樣,實際上已近于雜言詩。

    這三篇短賦中《秋夜》和《遊園詠》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與夏侯湛作品有所不同。

    例如:《遊園詠》基本上是六字一句,完全不用“兮”字,已擺脫了騷體影響;《秋夜》篇幅較長,僅一處用“兮”字。

    每句字數也略有變化,在六言句中插有個别四言句,末兩句又為七言。

    在内容方面,《秋夜》的老莊思想較濃厚,《遊園詠》亦有類似情況,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