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東漢辭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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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赤眉、綠林等農民大起義之後建立起來的東漢朝廷，形式上似是西漢的繼續，其實統治階級内部的關系已發生了一些變化。
東漢的建立者光武帝劉秀雖然本是漢朝宗室，但已很疏遠。
他在起兵以前，原是南陽一帶的豪紳地主，他的親戚也是當地的一些富人。
當他做了皇帝以後，一方面懾于農民起義的威力，曾對農民進行過一些讓步，使農業生産得到一定的發展，所以在光武和明、章二帝統治時期，曾顯得相當昌盛，特别是明帝永平年間，吏治号為清明，頗為史家稱道。
另一方面，光武帝在鎮壓農民起義和削平割據勢力的過程中，也深深感覺到了地方上豪紳地主的實力，因此竭力拉攏他們以擴大統治的基礎。
他的這種政策雖能奏效于一時，但地主階級在朝與在野派的矛盾并未因此消失。
由于東漢初期的政策使地主階級中一些在野派的勢力得到發展，而在中期以後朝政日趨腐敗，士人中奮起抨擊朝政之風日盛，不願與朝廷合作的隐士也日見增加。
因此反映在文學上，東漢一代的辭賦基本上可以分成兩支：一支是沿襲西漢司馬相如等人的傳統，以歌頌漢朝統治之盛為主。
這些辭賦大抵出現于中期以前，其代表作為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兩京賦》等宏篇巨制。
另一支則抒寫個人情懷，訴說仕途失意的痛苦，甚至對朝政有所非議。
這些賦較近于西漢的楊雄、劉歆之作。
這一類作品在東漢初年已經出現，而到中期以後漸盛，逐步取代了大賦的地位，如張衡《思玄賦》、蔡邕《述行賦》、趙壹《刺世疾邪賦》等。
這些作品不論思想内容或藝術風格都與西漢有别，并開了魏晉抒情小賦的先聲。
曆來評論者對東漢辭賦的評價甚高。
他們有時把班固和楊雄并稱“班楊”，是着眼于班固的大賦；有時又把張衡、蔡邕合稱“張蔡”，則着眼于他們的抒情之作。
東漢中期以前産生的一些大賦，雖然寫的也是帝王豪奢的生活，在藝術上頗取法于司馬相如、楊雄，但其用意和手法都與前人有不同之處。
如班固的《兩都賦》乃針對杜笃《論都賦》而發，雖然也是寫給皇帝看的，但用意似在建議定都洛陽而非誇耀國力及帝王的奢華生活。
其諷谕作用在于把東漢崇尚禮制與西漢之逾逸奢侈對比，有勸戒皇帝不要重蹈西漢覆轍之意。
這些賦也有誇飾，但已很少西漢辭賦那種關于神靈世界的幻想，筆法趨于寫實。
張衡《兩京賦》内容更繁富，但基本上與班固走的是同一條路。
東漢辭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抒寫個人情懷之作。
這些作品在藝術方面，一般水平都較高。
由于它們不再是專供帝王閱讀，創作思想比較自由，因此文字也比較通俗流暢。
如張衡等人的思想比較接近老莊，趙壹多憤世之語，都與正統的儒家思想不同。
而賦的形體也開始呈現出骈俪化的傾向，可以說是從西漢的古樸渾厚向魏晉的奇麗俊健過渡的重要階段。
其技巧也因此趨于多樣化，較細緻的描寫已成為必要的表現手段。
東漢辭賦的這些變化在魏晉時代得到進一步的發揚。
所以盡管過去的論者往往覺得兩漢辭賦中，似乎當以西漢為正宗的看法頗占勢力，而在今天看來，恐怕未必妥當。
從發展的觀點看來，東漢一代的辭賦，還是有其重要的地位的。
一、東漢初年的辭賦家 東漢初年的辭賦家大抵出生于西漢末年，他們目睹了王莽篡位，赤眉、綠林起義以及光武帝的建立東漢，對當時的現實往往有較清醒的認識。
但當時的朝廷因為戰亂初定，還來不及提倡文藝。
所以光武帝劉秀時代雖屬東漢盛世，産生的辭賦并不多。
其中較有名的是馮衍、班彪和杜笃。
這三個人的政治态度很不一樣。
班彪和杜笃對光武帝是擁護的；馮衍本來是更始帝劉玄的部下，歸降較晚，光武帝對他不重視，他對此亦頗感不滿。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市東南）人，大約生于西漢成帝時，卒于東漢明帝時。
他早年曾為王莽命官廉丹的僚屬，廉丹戰敗，遂投奔更始帝劉玄的部下鮑永。
劉玄敗亡後，光武帝派人招降，馮衍曾拒絕投降。
後确知劉玄已死，才歸順劉秀，因此不得信用。
他在東漢隻做了幾任小官，又常被黜免，生活貧困。
他在失意之後，曾作《顯志賦》以明心志。
這篇賦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它比楊雄《解嘲》更明顯地表現了老莊思想，而且對當時朝廷的批判也更為激烈。
作者寫道： 悲時俗之險阸（è，扼守）兮，哀好惡之無常。
棄衡石而意量兮，随風波而飛揚。
紛綸流于權利兮，親雷同而妒異。
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熹。
沮先聖之成論兮，邈（miǎo，遠離）名賢之高風。
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
這不但是指斥那些在皇帝面前說他壞話的人，像“棄衡石而意量”一語，簡直是針對光武帝本人而言。
賦中曆叙了作者遊覽各地時對曆史事件的感想，手法顯然與劉歆《遂初賦》類似；但他所指斥的大抵是一些妒賢嫉能的人，可見是借喻東漢初的大臣。
又其中寫景之句常常和幻想連在一起，如：“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
鸾回翔索其群兮，鹿哀鳴而求其友。
”這在形式上還多少帶有模仿《楚辭》的痕迹，而主旨卻是寫自己在政治上失意之後，想到山林中去，在隐士中找尋知己。
同時作者在賦中表現了較濃厚的老莊思想，這在西漢辭賦中較少見到： 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
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
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閑處兮，守寂寞而存神。
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
於（wū）陵子（於陵子，古隐士）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
蓋隐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
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王喬、赤松子，古之仙人）之妙節。
這種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已下啟魏晉名士之風，但從馮衍生平看來，他早年不但做過官，而且頗有志于做一番事業，後來光武帝不用他，他還曾上書陳情。
隻是到了仕進無望之後，才産生了隐逸思想。
他後來确有點安貧樂道，所以《後漢書》本傳稱其“不戚戚于賤貧”。
他的事迹亦頗為後人所樂道，如南朝梁劉峻和清代汪中都引以自比；而梁代江淹《恨賦》，寫馮衍失職之恨，也很感人。
年齡比馮衍小一些，但死得較早的班彪（3—54），字叔皮，祖籍北地泥陽（今陝西耀縣東南）人，祖父班況遷居長安，因此算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市東北）人。
光武帝建武元年（25），他年二十三歲，赤眉起義軍攻入長安，他逃到割據今甘肅天水一帶的隗嚣那裡，勸說隗嚣投降光武帝，隗沒有聽他，他又到了河西投奔窦融。
窦對他很尊重，後光武帝平定隗嚣，并征窦融入朝，經窦舉薦，得到光武帝任用。
但不久告病免職，專心著述史書，後任望都長，卒官。
班彪主要的貢獻在史學方面，現在的《漢書》雖大部分出于他兒子班固之手，但實由班彪草創。
他的辭賦有《北征賦》、《覽海賦》、《冀州賦》和《悼離騷》等。
其中《北征賦》全文見于《文選》，可以算是他辭賦的代表作。
其他諸賦均見于《藝文類聚》等書，都是殘缺的佚文。
《北征賦》是他從長安出發赴天水時所寫，也是記行述懷之作，與劉歆《遂初賦》、馮衍《顯志賦》有類似之處，但此賦寫得更平易而富于抒情氣息。
賦中有些句子寫戰亂中原野的蕭條和遊子悲苦的心情頗為真切。
如： 隮（jǐ，升、登）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嵯峨。
野蕭條以莽蕩，迥千裡而無家。
風猋（biāo，迅速）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
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
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雞鳴以哜
東漢的建立者光武帝劉秀雖然本是漢朝宗室，但已很疏遠。
他在起兵以前，原是南陽一帶的豪紳地主，他的親戚也是當地的一些富人。
當他做了皇帝以後，一方面懾于農民起義的威力，曾對農民進行過一些讓步，使農業生産得到一定的發展，所以在光武和明、章二帝統治時期，曾顯得相當昌盛，特别是明帝永平年間，吏治号為清明，頗為史家稱道。
另一方面，光武帝在鎮壓農民起義和削平割據勢力的過程中，也深深感覺到了地方上豪紳地主的實力，因此竭力拉攏他們以擴大統治的基礎。
他的這種政策雖能奏效于一時，但地主階級在朝與在野派的矛盾并未因此消失。
由于東漢初期的政策使地主階級中一些在野派的勢力得到發展，而在中期以後朝政日趨腐敗，士人中奮起抨擊朝政之風日盛，不願與朝廷合作的隐士也日見增加。
因此反映在文學上，東漢一代的辭賦基本上可以分成兩支：一支是沿襲西漢司馬相如等人的傳統，以歌頌漢朝統治之盛為主。
這些辭賦大抵出現于中期以前，其代表作為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兩京賦》等宏篇巨制。
另一支則抒寫個人情懷，訴說仕途失意的痛苦，甚至對朝政有所非議。
這些賦較近于西漢的楊雄、劉歆之作。
這一類作品在東漢初年已經出現，而到中期以後漸盛，逐步取代了大賦的地位，如張衡《思玄賦》、蔡邕《述行賦》、趙壹《刺世疾邪賦》等。
這些作品不論思想内容或藝術風格都與西漢有别，并開了魏晉抒情小賦的先聲。
曆來評論者對東漢辭賦的評價甚高。
他們有時把班固和楊雄并稱“班楊”，是着眼于班固的大賦；有時又把張衡、蔡邕合稱“張蔡”，則着眼于他們的抒情之作。
東漢中期以前産生的一些大賦，雖然寫的也是帝王豪奢的生活，在藝術上頗取法于司馬相如、楊雄，但其用意和手法都與前人有不同之處。
如班固的《兩都賦》乃針對杜笃《論都賦》而發，雖然也是寫給皇帝看的，但用意似在建議定都洛陽而非誇耀國力及帝王的奢華生活。
其諷谕作用在于把東漢崇尚禮制與西漢之逾逸奢侈對比，有勸戒皇帝不要重蹈西漢覆轍之意。
這些賦也有誇飾，但已很少西漢辭賦那種關于神靈世界的幻想，筆法趨于寫實。
張衡《兩京賦》内容更繁富，但基本上與班固走的是同一條路。
東漢辭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抒寫個人情懷之作。
這些作品在藝術方面，一般水平都較高。
由于它們不再是專供帝王閱讀，創作思想比較自由，因此文字也比較通俗流暢。
如張衡等人的思想比較接近老莊，趙壹多憤世之語，都與正統的儒家思想不同。
而賦的形體也開始呈現出骈俪化的傾向，可以說是從西漢的古樸渾厚向魏晉的奇麗俊健過渡的重要階段。
其技巧也因此趨于多樣化，較細緻的描寫已成為必要的表現手段。
東漢辭賦的這些變化在魏晉時代得到進一步的發揚。
所以盡管過去的論者往往覺得兩漢辭賦中，似乎當以西漢為正宗的看法頗占勢力，而在今天看來，恐怕未必妥當。
從發展的觀點看來，東漢一代的辭賦，還是有其重要的地位的。
一、東漢初年的辭賦家 東漢初年的辭賦家大抵出生于西漢末年，他們目睹了王莽篡位，赤眉、綠林起義以及光武帝的建立東漢，對當時的現實往往有較清醒的認識。
但當時的朝廷因為戰亂初定，還來不及提倡文藝。
所以光武帝劉秀時代雖屬東漢盛世，産生的辭賦并不多。
其中較有名的是馮衍、班彪和杜笃。
這三個人的政治态度很不一樣。
班彪和杜笃對光武帝是擁護的；馮衍本來是更始帝劉玄的部下，歸降較晚，光武帝對他不重視，他對此亦頗感不滿。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市東南）人，大約生于西漢成帝時，卒于東漢明帝時。
他早年曾為王莽命官廉丹的僚屬，廉丹戰敗，遂投奔更始帝劉玄的部下鮑永。
劉玄敗亡後，光武帝派人招降，馮衍曾拒絕投降。
後确知劉玄已死，才歸順劉秀，因此不得信用。
他在東漢隻做了幾任小官，又常被黜免，生活貧困。
他在失意之後，曾作《顯志賦》以明心志。
這篇賦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它比楊雄《解嘲》更明顯地表現了老莊思想，而且對當時朝廷的批判也更為激烈。
作者寫道： 悲時俗之險阸（è，扼守）兮，哀好惡之無常。
棄衡石而意量兮，随風波而飛揚。
紛綸流于權利兮，親雷同而妒異。
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熹。
沮先聖之成論兮，邈（miǎo，遠離）名賢之高風。
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
這不但是指斥那些在皇帝面前說他壞話的人，像“棄衡石而意量”一語，簡直是針對光武帝本人而言。
賦中曆叙了作者遊覽各地時對曆史事件的感想，手法顯然與劉歆《遂初賦》類似；但他所指斥的大抵是一些妒賢嫉能的人，可見是借喻東漢初的大臣。
又其中寫景之句常常和幻想連在一起，如：“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
鸾回翔索其群兮，鹿哀鳴而求其友。
”這在形式上還多少帶有模仿《楚辭》的痕迹，而主旨卻是寫自己在政治上失意之後，想到山林中去，在隐士中找尋知己。
同時作者在賦中表現了較濃厚的老莊思想，這在西漢辭賦中較少見到： 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
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
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閑處兮，守寂寞而存神。
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
於（wū）陵子（於陵子，古隐士）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
蓋隐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
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王喬、赤松子，古之仙人）之妙節。
這種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已下啟魏晉名士之風，但從馮衍生平看來，他早年不但做過官，而且頗有志于做一番事業，後來光武帝不用他，他還曾上書陳情。
隻是到了仕進無望之後，才産生了隐逸思想。
他後來确有點安貧樂道，所以《後漢書》本傳稱其“不戚戚于賤貧”。
他的事迹亦頗為後人所樂道，如南朝梁劉峻和清代汪中都引以自比；而梁代江淹《恨賦》，寫馮衍失職之恨，也很感人。
年齡比馮衍小一些，但死得較早的班彪（3—54），字叔皮，祖籍北地泥陽（今陝西耀縣東南）人，祖父班況遷居長安，因此算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市東北）人。
光武帝建武元年（25），他年二十三歲，赤眉起義軍攻入長安，他逃到割據今甘肅天水一帶的隗嚣那裡，勸說隗嚣投降光武帝，隗沒有聽他，他又到了河西投奔窦融。
窦對他很尊重，後光武帝平定隗嚣，并征窦融入朝，經窦舉薦，得到光武帝任用。
但不久告病免職，專心著述史書，後任望都長，卒官。
班彪主要的貢獻在史學方面，現在的《漢書》雖大部分出于他兒子班固之手，但實由班彪草創。
他的辭賦有《北征賦》、《覽海賦》、《冀州賦》和《悼離騷》等。
其中《北征賦》全文見于《文選》，可以算是他辭賦的代表作。
其他諸賦均見于《藝文類聚》等書，都是殘缺的佚文。
《北征賦》是他從長安出發赴天水時所寫，也是記行述懷之作，與劉歆《遂初賦》、馮衍《顯志賦》有類似之處，但此賦寫得更平易而富于抒情氣息。
賦中有些句子寫戰亂中原野的蕭條和遊子悲苦的心情頗為真切。
如： 隮（jǐ，升、登）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嵯峨。
野蕭條以莽蕩，迥千裡而無家。
風猋（biāo，迅速）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
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
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雞鳴以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