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漢辭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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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生活制造理論根據，也十分牽強。
因為司馬相如作賦，始于景帝時代，他在梁國所寫的那篇《子虛賦》，寫的亦是遊獵之事，讨得了武帝的喜歡。
在他作賦時，董仲舒還沒有舉賢良，提出那套“天人三策”。
董仲舒作為一個儒家，雖然提倡谶緯學說，卻很不贊成窮奢極欲。
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賦》對皇帝和貴族的享樂生活都寫得有聲有色，從賦中也看不出他對那種生活有什麼不滿。
在賦的最後一段，他借皇帝的嘴，講一通提倡節儉的大道理，隻不過是枯燥無味的說教。
這種說教在先秦諸子的著作中差不多都有類似的意思，尤其在漢代距秦亡不到一百年，許多人都認為秦亡于不愛惜民力，因此他這些話也未必是闡述董仲舒那套學說。
他的《大人賦》據說也有諷谏之意，結果使漢武帝看了反而飄飄欲仙。
這種現象似乎不能單純說成是作者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的矛盾。
其實司馬相如作為一個“文學侍從之臣”，不管他如何“傲世”，總得适應帝王的要求。
像漢武帝其人，正如汲黯所言，“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史記·汲黯列傳》）。
司馬相如的賦正迎合了他的這種心理。
作品既寫到了天子的威風和豪奢，又讓天子自己出來講節儉，這樣就使武帝“多欲”的心理得到了滿足，又能用“仁義”來加以裝飾。
然而，司馬相如既是寫豪奢生活的能手，而現實中也确有這種生活，所以他能寫得淋漓盡緻。
至于寫“節儉”、“仁政”，則并非他思想中固有的東西，而現實中也無其事，故這部分就顯得蒼白無力。
司馬相如的創作雖有适應漢武帝心理的用意，但我們對他的作品仍須作具體的分析。
司馬相如的辭賦對漢帝國的統一和興盛，中央集權制的完成采取了熱烈歌頌的态度，這是無可非議的，是他作品中積極成分的主要方面。
但是，作者對于漢武帝的窮奢極欲，則不免津津樂道，有時還流露出贊賞态度。
盡管他在賦的末尾講一通節儉，卻又很空洞。
顯然作者創作的主要意圖并不在此，因此讀者感興趣的也往往是他誇耀帝王享樂生活的那部分。
他在歌頌漢帝國的統一和繁榮，把天子的地位淩駕于諸侯王以至一些神靈之上的同時，并沒有把國家的興盛和統治者的奢侈、荒淫加以區别，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
對這種缺點，既毋庸諱言，也不必苛責。
司馬相如賦在藝術上的成就，古人往往備加推崇，而今天的讀者似乎對它們評價不高。
這種現象恐不限于他一人，所有漢代大賦都有類似的情況。
産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比較複雜，除了社會生活、語言文字的演變外，人們的美學思想和對文學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也是重要原因。
盡管司馬相如及一些漢賦作家的大賦，在古代曾被一些人不适當地擡高了。
但是它們本身所具有的價值卻又是不容簡單地否定的。
這主要表現在這些作品通過藝術的誇張，比較形象地反映了漢代封建大帝國全盛時的繁榮、昌盛景象。
漢初統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秦代的教訓，實行了“與民休息”的政策。
從漢高祖起，經過惠、文、景三代，逐步地削平了異姓和同姓諸侯王的割據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注意農業的發展，使生産力有所提高。
據《史記·平準書》說，到了漢武帝初年，“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家給人足。
都鄙廪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财，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而不可食。
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會。
守闾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号。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绌恥辱焉。
”這段話當然有所誇大。
但司馬遷接下去又說到有人“役财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說明這個“全盛”時代，真正得利的也僅僅是地主豪紳。
不過，當時人民的生活比過去确有一定程度的改善，階級矛盾比較緩和，而社會的财富也有很大的增長。
桓寬《鹽鐵論·散不足篇》所講到的一些富人生活奢侈的情況，也多少反映了當時地主階級财力的雄厚和社會物質生産的豐足。
這種社會現實反映在當時的統治階級頭腦中就是極度樂觀而充滿自信心。
這種心理狀态也表現在各種意識形态之中。
曆來的評論者講到漢代人的文章往往說它們渾厚、氣勢壯闊，也正是這種自信心的曲折反映。
這種渾厚、壯闊的文風，在司馬相如作品中表現得頗為明顯。
例如他的代表作《子虛上林賦》，先寫到了楚國的雲夢澤，再寫到齊國的大海，最後則寫到天子的上林苑。
他把上林苑之大描寫得遠遠淩駕乎雲夢及大海之上。
這種構思似乎不很合理，因為上林苑雖是皇帝的苑囿，它的面積畢竟有限，不可能與雲夢這樣著名的大湖相比，更不用說大海了。
上林苑是當時實有的苑囿，其中山川、物産也不可能像賦中描寫的那樣衆多和齊備。
所以後來左思在《三都賦序》中就批評司馬相如寫得不真實。
其實，司馬相如寫這篇賦，遵循的是“天子以四海為家”的原則，他筆下的上林苑并非那個具體的苑囿，而是整個中國乃至整個當時人所理解的世界的縮影。
凡是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在他看來無不屬于“天子”，因此也理所當然地可以在上林苑中出現。
據《西京雜記》卷二載，司馬相如曾對他的友人盛覽說過“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等語。
《西京雜記》是東晉葛洪所作，帶有小說性質，未必可信。
但此書說到司馬相如作賦“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倒很符合《子虛上林賦》的情況。
不管此書所記司馬相如的話是否可信，但至少說明《西京雜記》的作者對司馬相如賦已有這種觀感。
司馬相如賦那種“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作品顯得氣勢宏大。
試看這個上林的範圍：“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這已經不是一個苑囿，而是囊括整個中國的西部地區。
再看下面的描寫，更可以知道此賦實際上寫的是當時人心目中的整個世界： 日出東沼，入乎西陂。
其南則隆冬生長，踴水躍波；其獸則（róng，牛的一種，頸有肉）旄（máo，即牦牛）貘（mò，同“貊”，獸名）犛（lí，牦牛），沈牛（水牛）麈（zhǔ，一種大鹿）麋，赤首（傳說中獸名）圜題（同“圓蹄”，獸名，一說即麟），窮奇（傳說中的怪獸）象犀。
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qì，提起衣服過河）河；其獸則麒麟角（duān，牛類），騊駼（táotú，一種好馬）橐（tuó）駞（tuó，即駱駝），蛩蛩（qióng）（獸名，狀如馬）驒騱（diānxī，一種野馬），駃騠（juétí，一種駿馬）驢騾。
這裡包括着太陽升起和下山的地方，又包括了炎熱的南方和寒冷的北方。
其中有些區域在當時未必屬于漢帝國的版圖，但都不妨寫進上林苑去。
作者在此表現了對天子威權的極度頌揚，對漢帝國的力量充滿了自信與驕傲。
正是基于這種思想，他筆下的各種場面一般都非常壯闊，顯得氣勢宏大。
如寫皇帝出獵時的情景： 于是背秋涉冬，天子校獵。
乘镂象（象牙雕琢的車子），六玉虯（同“虬”，指天子所駕六馬），拖蜺旌（旌旗有似虹霓），靡（斜舉）雲旗；前皮軒（蒙上虎皮的車子），後道遊（即“導遊”）。
孫叔（公孫賀）奉辔，衛公（衛青）骖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校是木制的闌校，以防禽獸出入。
“四校”指闌校的四面）之中。
鼓嚴簿（在侍從的鹵簿中擊鼓示警），縱獠者（一作“獵者”）。
江河為阹（qū，因山谷為遮羅禽獸的圍陣），泰山為橹（望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陸續分散），離散别追，淫淫裔裔（形容絡繹不絕），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這段描寫純粹是粗線勾劃，但也能給人以較深的印象。
在此皇帝的儀衛之盛，士兵之多，與其說是寫狩獵，還不如說是在炫耀帝王的威風。
在司馬相如筆下，“天子”的威嚴還不止此，他幾乎是無所不能的。
下面一段文字更充滿了離奇的幻想： 于是乎乘輿彌節裴回（徘徊），翺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将帥之變态。
然後侵淫促節（快速奔馳），鯈（同“倏”）夐（同“迥”）遠去，流離輕禽（指捕捉輕禽），蹴（cù，踐踏）履狡獸，轊（wèi，踐踏）白鹿，捷（迅速捕獲）狡兔；轶（超過）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弓名），滿白羽，射遊枭（一種似人的怪物，又名“枭羊”），栎（kuī，打擊）蜚虡（jù，蜚虡，鹿頭龍身的神獸）。
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應作“槷”，即“臬”，niè，靶子）殪（yì，殺死）仆。
然後揚節（高舉旌節）而上浮，陵驚風，曆駭飚，乘虛無，與神俱。
這裡出現了許多神話傳說中的怪物，并且把皇帝的獵騎當作一支神奇的力量來描寫，甚至于能遨遊太空，與神靈為伍。
這種極度的誇張和炫耀，表現了對帝王權力的極度贊揚，它既不同于屈原作品中的豐隆乘雲、驷駕虬龍；也不同于《莊子》中的“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
屈原作品中的想象是在現實世界中遭受打擊之後，想在非現實世界中尋找安慰，而結果仍然離不開現實；《莊子》中一些幻想隻是唯心主義者想遺世獨立，以逃避現實的痛苦。
司馬相如則不然。
在他看來，皇帝的威權是無窮的，他占有了一個大帝國，但遠遠不夠，還要統治整個宇宙。
他的這種幻想顯得壯麗、豪邁，但不免失之幼稚。
它是封建社會初期統治者的強大與自信在文學作品中的反映。
這在當時和後代的其他作品中都是少見的。
雖然這種描寫有時顯得過于誇張，而且比較粗犷，但仍具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并對後來作品在描寫大場面方面甚有影響。
《子虛上林賦》除了主要是粗線條的描寫之外，有時也能用一些較細緻的手法來摹狀具體事物。
如： 于是玄猿素雌，蜼（yí，大狝猴）玃（jué，老猿）飛蠝（lěi，能飛的鼯鼠），蛭（zhì，傳說中的飛獸）蜩（即“”，zhǒu，傳說中獸名）蠼（zhuó，猿類）猱，獑（jiān）胡（傳說中動物，似猿，足短，善騰躍）豰（hù，一種能吃猴的狗）蛫（guǐ，猿類），栖息乎其間。
長嘯哀鳴，翩幡（鳥飛輕快貌）互經，夭蟜（jiǎo，蹲着，挂着遊戲之狀）枝格（同“柯”，樹枝），偃蹇（亦遊戲狀）杪颠。
逾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chuō，跳躍）稀間（樹葉稀疏之處），牢落（散漫）陸離（參差不齊），爛曼（紛亂而迅速）遠遷。
在司馬相如辭賦中這段描寫頗為突出。
它将山林中猿猴等動物騰躍、嘯鳴、戲嬉等各種情狀描繪得十分生動逼真。
在大段大場面的粗線勾勒中，間或嵌入一些細緻的刻畫，使作品顯得富于變化而不闆滞，并增加了逸趣雅興。
在漢代大賦中，像這樣較細緻、較具體的描寫不很多見，然而偶一出現
因為司馬相如作賦，始于景帝時代，他在梁國所寫的那篇《子虛賦》，寫的亦是遊獵之事，讨得了武帝的喜歡。
在他作賦時，董仲舒還沒有舉賢良，提出那套“天人三策”。
董仲舒作為一個儒家，雖然提倡谶緯學說，卻很不贊成窮奢極欲。
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賦》對皇帝和貴族的享樂生活都寫得有聲有色，從賦中也看不出他對那種生活有什麼不滿。
在賦的最後一段，他借皇帝的嘴，講一通提倡節儉的大道理，隻不過是枯燥無味的說教。
這種說教在先秦諸子的著作中差不多都有類似的意思，尤其在漢代距秦亡不到一百年，許多人都認為秦亡于不愛惜民力，因此他這些話也未必是闡述董仲舒那套學說。
他的《大人賦》據說也有諷谏之意，結果使漢武帝看了反而飄飄欲仙。
這種現象似乎不能單純說成是作者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的矛盾。
其實司馬相如作為一個“文學侍從之臣”，不管他如何“傲世”，總得适應帝王的要求。
像漢武帝其人，正如汲黯所言，“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史記·汲黯列傳》）。
司馬相如的賦正迎合了他的這種心理。
作品既寫到了天子的威風和豪奢，又讓天子自己出來講節儉，這樣就使武帝“多欲”的心理得到了滿足，又能用“仁義”來加以裝飾。
然而，司馬相如既是寫豪奢生活的能手，而現實中也确有這種生活，所以他能寫得淋漓盡緻。
至于寫“節儉”、“仁政”，則并非他思想中固有的東西，而現實中也無其事，故這部分就顯得蒼白無力。
司馬相如的創作雖有适應漢武帝心理的用意，但我們對他的作品仍須作具體的分析。
司馬相如的辭賦對漢帝國的統一和興盛，中央集權制的完成采取了熱烈歌頌的态度，這是無可非議的，是他作品中積極成分的主要方面。
但是，作者對于漢武帝的窮奢極欲，則不免津津樂道，有時還流露出贊賞态度。
盡管他在賦的末尾講一通節儉，卻又很空洞。
顯然作者創作的主要意圖并不在此，因此讀者感興趣的也往往是他誇耀帝王享樂生活的那部分。
他在歌頌漢帝國的統一和繁榮，把天子的地位淩駕于諸侯王以至一些神靈之上的同時，并沒有把國家的興盛和統治者的奢侈、荒淫加以區别，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
對這種缺點，既毋庸諱言，也不必苛責。
司馬相如賦在藝術上的成就，古人往往備加推崇，而今天的讀者似乎對它們評價不高。
這種現象恐不限于他一人，所有漢代大賦都有類似的情況。
産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比較複雜，除了社會生活、語言文字的演變外，人們的美學思想和對文學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也是重要原因。
盡管司馬相如及一些漢賦作家的大賦，在古代曾被一些人不适當地擡高了。
但是它們本身所具有的價值卻又是不容簡單地否定的。
這主要表現在這些作品通過藝術的誇張，比較形象地反映了漢代封建大帝國全盛時的繁榮、昌盛景象。
漢初統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秦代的教訓，實行了“與民休息”的政策。
從漢高祖起，經過惠、文、景三代，逐步地削平了異姓和同姓諸侯王的割據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注意農業的發展，使生産力有所提高。
據《史記·平準書》說，到了漢武帝初年，“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家給人足。
都鄙廪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财，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而不可食。
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會。
守闾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号。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绌恥辱焉。
”這段話當然有所誇大。
但司馬遷接下去又說到有人“役财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說明這個“全盛”時代，真正得利的也僅僅是地主豪紳。
不過，當時人民的生活比過去确有一定程度的改善，階級矛盾比較緩和，而社會的财富也有很大的增長。
桓寬《鹽鐵論·散不足篇》所講到的一些富人生活奢侈的情況，也多少反映了當時地主階級财力的雄厚和社會物質生産的豐足。
這種社會現實反映在當時的統治階級頭腦中就是極度樂觀而充滿自信心。
這種心理狀态也表現在各種意識形态之中。
曆來的評論者講到漢代人的文章往往說它們渾厚、氣勢壯闊，也正是這種自信心的曲折反映。
這種渾厚、壯闊的文風，在司馬相如作品中表現得頗為明顯。
例如他的代表作《子虛上林賦》，先寫到了楚國的雲夢澤，再寫到齊國的大海，最後則寫到天子的上林苑。
他把上林苑之大描寫得遠遠淩駕乎雲夢及大海之上。
這種構思似乎不很合理，因為上林苑雖是皇帝的苑囿，它的面積畢竟有限，不可能與雲夢這樣著名的大湖相比，更不用說大海了。
上林苑是當時實有的苑囿，其中山川、物産也不可能像賦中描寫的那樣衆多和齊備。
所以後來左思在《三都賦序》中就批評司馬相如寫得不真實。
其實，司馬相如寫這篇賦，遵循的是“天子以四海為家”的原則，他筆下的上林苑并非那個具體的苑囿，而是整個中國乃至整個當時人所理解的世界的縮影。
凡是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在他看來無不屬于“天子”，因此也理所當然地可以在上林苑中出現。
據《西京雜記》卷二載，司馬相如曾對他的友人盛覽說過“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等語。
《西京雜記》是東晉葛洪所作，帶有小說性質，未必可信。
但此書說到司馬相如作賦“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倒很符合《子虛上林賦》的情況。
不管此書所記司馬相如的話是否可信，但至少說明《西京雜記》的作者對司馬相如賦已有這種觀感。
司馬相如賦那種“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作品顯得氣勢宏大。
試看這個上林的範圍：“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這已經不是一個苑囿，而是囊括整個中國的西部地區。
再看下面的描寫，更可以知道此賦實際上寫的是當時人心目中的整個世界： 日出東沼，入乎西陂。
其南則隆冬生長，踴水躍波；其獸則（róng，牛的一種，頸有肉）旄（máo，即牦牛）貘（mò，同“貊”，獸名）犛（lí，牦牛），沈牛（水牛）麈（zhǔ，一種大鹿）麋，赤首（傳說中獸名）圜題（同“圓蹄”，獸名，一說即麟），窮奇（傳說中的怪獸）象犀。
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qì，提起衣服過河）河；其獸則麒麟角（duān，牛類），騊駼（táotú，一種好馬）橐（tuó）駞（tuó，即駱駝），蛩蛩（qióng）（獸名，狀如馬）驒騱（diānxī，一種野馬），駃騠（juétí，一種駿馬）驢騾。
這裡包括着太陽升起和下山的地方，又包括了炎熱的南方和寒冷的北方。
其中有些區域在當時未必屬于漢帝國的版圖，但都不妨寫進上林苑去。
作者在此表現了對天子威權的極度頌揚，對漢帝國的力量充滿了自信與驕傲。
正是基于這種思想，他筆下的各種場面一般都非常壯闊，顯得氣勢宏大。
如寫皇帝出獵時的情景： 于是背秋涉冬，天子校獵。
乘镂象（象牙雕琢的車子），六玉虯（同“虬”，指天子所駕六馬），拖蜺旌（旌旗有似虹霓），靡（斜舉）雲旗；前皮軒（蒙上虎皮的車子），後道遊（即“導遊”）。
孫叔（公孫賀）奉辔，衛公（衛青）骖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校是木制的闌校，以防禽獸出入。
“四校”指闌校的四面）之中。
鼓嚴簿（在侍從的鹵簿中擊鼓示警），縱獠者（一作“獵者”）。
江河為阹（qū，因山谷為遮羅禽獸的圍陣），泰山為橹（望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陸續分散），離散别追，淫淫裔裔（形容絡繹不絕），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這段描寫純粹是粗線勾劃，但也能給人以較深的印象。
在此皇帝的儀衛之盛，士兵之多，與其說是寫狩獵，還不如說是在炫耀帝王的威風。
在司馬相如筆下，“天子”的威嚴還不止此，他幾乎是無所不能的。
下面一段文字更充滿了離奇的幻想： 于是乎乘輿彌節裴回（徘徊），翺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将帥之變态。
然後侵淫促節（快速奔馳），鯈（同“倏”）夐（同“迥”）遠去，流離輕禽（指捕捉輕禽），蹴（cù，踐踏）履狡獸，轊（wèi，踐踏）白鹿，捷（迅速捕獲）狡兔；轶（超過）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弓名），滿白羽，射遊枭（一種似人的怪物，又名“枭羊”），栎（kuī，打擊）蜚虡（jù，蜚虡，鹿頭龍身的神獸）。
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應作“槷”，即“臬”，niè，靶子）殪（yì，殺死）仆。
然後揚節（高舉旌節）而上浮，陵驚風，曆駭飚，乘虛無，與神俱。
這裡出現了許多神話傳說中的怪物，并且把皇帝的獵騎當作一支神奇的力量來描寫，甚至于能遨遊太空，與神靈為伍。
這種極度的誇張和炫耀，表現了對帝王權力的極度贊揚，它既不同于屈原作品中的豐隆乘雲、驷駕虬龍；也不同于《莊子》中的“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
屈原作品中的想象是在現實世界中遭受打擊之後，想在非現實世界中尋找安慰，而結果仍然離不開現實；《莊子》中一些幻想隻是唯心主義者想遺世獨立，以逃避現實的痛苦。
司馬相如則不然。
在他看來，皇帝的威權是無窮的，他占有了一個大帝國，但遠遠不夠，還要統治整個宇宙。
他的這種幻想顯得壯麗、豪邁，但不免失之幼稚。
它是封建社會初期統治者的強大與自信在文學作品中的反映。
這在當時和後代的其他作品中都是少見的。
雖然這種描寫有時顯得過于誇張，而且比較粗犷，但仍具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并對後來作品在描寫大場面方面甚有影響。
《子虛上林賦》除了主要是粗線條的描寫之外，有時也能用一些較細緻的手法來摹狀具體事物。
如： 于是玄猿素雌，蜼（yí，大狝猴）玃（jué，老猿）飛蠝（lěi，能飛的鼯鼠），蛭（zhì，傳說中的飛獸）蜩（即“”，zhǒu，傳說中獸名）蠼（zhuó，猿類）猱，獑（jiān）胡（傳說中動物，似猿，足短，善騰躍）豰（hù，一種能吃猴的狗）蛫（guǐ，猿類），栖息乎其間。
長嘯哀鳴，翩幡（鳥飛輕快貌）互經，夭蟜（jiǎo，蹲着，挂着遊戲之狀）枝格（同“柯”，樹枝），偃蹇（亦遊戲狀）杪颠。
逾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chuō，跳躍）稀間（樹葉稀疏之處），牢落（散漫）陸離（參差不齊），爛曼（紛亂而迅速）遠遷。
在司馬相如辭賦中這段描寫頗為突出。
它将山林中猿猴等動物騰躍、嘯鳴、戲嬉等各種情狀描繪得十分生動逼真。
在大段大場面的粗線勾勒中，間或嵌入一些細緻的刻畫，使作品顯得富于變化而不闆滞，并增加了逸趣雅興。
在漢代大賦中，像這樣較細緻、較具體的描寫不很多見，然而偶一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