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漢辭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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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與道俱。
他這種思想最後歸結為“縱軀委命”、“知命不憂”的消極态度，陷于宿命論。
所以司馬遷讀後有“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之感。
但從賈誼的一生看來，他始終沒有消極退隐，而是堅持着改革政治的理想。
可能他所信奉的正是“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即不管世态如何變化，隻要自己的主張是正義的，他就始終不動搖。
這種精神是很可貴的。
賈誼的《旱雲賦》始見于《古文苑》；《史記》、《漢書》、《文選》及唐代類書中均不載，所以不大為人們重視。
因為《古文苑》乃晚出之書，其中有些顯系僞作。
但這篇《旱雲賦》似乎尚難斷定是僞作。
此賦大約作于漢文帝九年（前171）。
賦中寫到當時災情的嚴重： 陽風吸習（不斷地浮動）而熇熇（hù，熾熱），群生悶懑而愁愦。
壟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為害。
農夫垂拱而無事兮，釋其耰耝而下涕。
悲疆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惠。
惜稚稼之早夭兮，罹天災而不遂。
根據《漢書·文帝紀》記載，那年的旱災确實很重。
作者在這篇賦裡不但對受災農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而且把受災的原因歸之執政者，他說：“懷怨心而不能已矣，竊托咎于在位。
”這在漢賦中較為少見。
此外，見于《楚辭》的《惜誓》，一說亦為賈誼所作，但東漢王逸注《楚辭》就認為“疑不能明也”。
現在國内外學者也都對它表示懷疑。
就這篇作品本身而論，則純系模仿《楚辭》，連口吻也多承襲之迹，不像前三篇賦那樣能反映出賈誼的某些思想，所以在這裡不作論述。
根據《漢書·藝文志》，賈誼賦共七篇，現存隻有這四篇，其餘均已散佚。
賈誼這些賦在形式上還接近《楚辭》，但已初步顯出了漢賦的某些特點。
在漢賦形成的過程中，他顯然有一定的地位。
稍後于賈誼的枚乘（？—前140）在漢賦的成熟過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枚乘，字叔，淮陰（今屬江蘇）人，漢文帝時曾為吳王劉濞（pì）的郎中。
劉濞有叛亂的打算，他曾上書切谏，劉濞不聽。
于是枚乘就離吳至梁，做了梁孝王劉武的賓客。
景帝時，劉濞發動“七國之亂”，枚乘又一次寫信谏勸，叛亂平定後，朝廷因枚乘曾一再谏勸劉濞，因此委任他為弘農都尉。
但他長期做諸侯王的賓客，不願做地方官，又回到了梁國。
當時梁國的賓客都善于作辭賦，枚乘的辭賦尤為出色。
漢武帝即位後，久聞枚乘之名，派安車蒲輪接他去長安，不料枚乘年事已高，不幸于中途死去。
枚乘賦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有九篇，現存主要是一篇《七發》；此外，相傳為他所作的《柳賦》、《梁王菟園賦》等，不少學者疑為僞作，它們的藝術價值也遠不如《七發》。
枚乘是淮陰人，其地在戰國時屬楚，所以他受《楚辭》的影響很深，這完全可以理解。
此外，戰國縱橫家的文風對他似亦頗有影響。
這種遊說的習氣，在他上書劉濞時表現得很清楚，在《七發》中亦有顯露。
《七發》寫“楚太子”有病，有位“吳客”去看望他。
吳客認為太子的病是長期養尊處優造成的，這種病決非藥石所能治愈，卻可以用“要言妙道”來袪除。
于是吳客就列舉音樂、飲食、車馬、遊樂、畋獵、觀濤等種種享樂之事，使太子聽得逐漸入神，稍見起色。
最後吳客講到了請許多“方術之士”，其中包括先秦的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莊子等思想家來論辯萬物之理。
太子聽後出了一身大汗，病竟痊愈了。
這裡所說的“楚太子”和“吳客”顯系虛構的人物，至于通過一場談話就使對方的沉疴頓去，也未必真有其事。
但《七發》中寫吳客如何察顔觀色，一步步地打動楚太子的心理，使之信服自己的言論，則十分真實地寫出了遊說之士用他們三寸不爛之舌博取統治者信任的情狀。
從這個意義上說，自清代章學誠以來，許多研究者認為漢代辭賦的興起與戰國縱橫家有密切關系之說，在《七發》中可以得到強有力的例證。
後來的賦家往往設賓主對答之辭，這與《七發》的影響也有很大關系。
《七發》在形式和技巧方面與賈誼作品有很大差别。
賈誼那幾篇賦基本上取法于《楚辭》中的《離騷》、《九章》，雖有時稍變其體，略有散文化的迹象，但仍不失為騷體。
這恐怕和那些賦主要是抒情之作有關。
枚乘的《七發》當然也受《楚辭》的影響，但它主要是從《招魂》等作品演化而來，這一點段熙仲先生早已談到。
不過《七發》在文體上比《招魂》更進一步散文化了。
在《招魂》中，大部分句子都用“些”字結尾，而《七發》中已經沒有這現象。
《招魂》還有“亂曰”，《七發》則叙述到太子病愈，就告結束。
《七發》受《招魂》影響最明顯的是排比鋪張的手法。
從列舉各種生活享受的情節看，《七發》基本上模仿《招魂》，所不同的是《招魂》有較強的抒情意味，它在竭力描寫飲食起居的豪華時，用意在以故鄉的可愛可戀，來勸導所招之魂回歸故宇。
這是因為《招魂》這種文體，可能借鑒于楚地巫祝為人招魂的禱詞。
《七發》則偏于說理，那個“吳客”實際上是一位縱橫家，目的在用享樂打動“楚太子”之心，使其接受他的勸告。
因此兩者雖都有較細緻真切的描繪和較明顯的誇張，而《七發》多少顯得冷靜、客觀，不像《招魂》那樣筆鋒常帶感情。
《七發》的排比鋪張盡管已開漢代大賦的風氣，然而它與後來那些大賦還不太一樣。
它雖然也好誇張與羅列，但總的來說還顯得真實而不失之繁冗，也沒有使用過多的僻字而使作品陷于艱澀。
《七發》中最精彩的片段，曆來公認是關于觀濤的部分，其中如：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形容波浪湧起，水花濺落），若白鹭之下翔。
其少進也，浩浩溰溰（yì，白色），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
其波湧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
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
這段文字在一些講到枚乘《七發》的論著中，差不多都加以引用。
确實，它描寫潮水由剛來一直發展到極盛的各個階段，都用了十分形象而貼切的比喻。
如“白鹭下翔”形容浪花飛舞，“素車白馬”形容潮水進一步上升，用軍隊的昂揚奮進形容波濤洶湧。
這不但形象地呈現出波濤的形态、顔色和聲勢，同時也展示了潮水的由遠而近、由弱至強的不斷變化。
這段描寫确是有聲有色，在漢賦寫景的文字中，無疑是罕有其匹的。
其實《七發》中生動的描寫還遠不止這一段。
作者不光善于實寫，而且也善于使用虛寫的手法。
如在同一部分中寫到“水力之所到”時，用的手法就與此完全不同： 觀其所駕轶者（超越，指後浪高過前浪），所濯拔者（指高聳的激浪），所揚汩（gǔ）者（激蕩），所溫汾者（指波濤凝聚），所滌汔（qì）者（沖刷），雖有心略辭給（指即使心中素有印象而口才又很好的人），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
這裡不像上引那段文字那樣使用比喻，也沒有把人們視覺和聽覺中所感受到的形象細加刻畫，隻是形容了那些浪濤的動态，就給人以深刻印象，使人如見其形，如聞其聲。
這段描寫連用五個“者”字，顯然取法《莊子·齊物論》中寫風的部分。
這說明枚乘善于将諸子散文的某些筆法用于辭賦創作，以增加作品鋪述的氣勢。
後來韓愈《南山詩》等作的排比鋪張在一定程度上即受其影響。
賦中“秉意乎南山（指江水發源于南山），通望乎東海。
虹洞（hǒngdǒng，水天相連）乎蒼天，極慮乎涯涘（sì，水邊，此句寫人欲竭盡目力，看到水的盡頭）。
流攬無窮，歸神日母（太陽）”諸句，寫波濤之浩瀚，江海之寥廓，對後來司馬相如等人的大賦多以壯闊宏麗著稱有直接的啟示。
此外如寫畋獵等部分，也都有精彩的片段。
在漢賦中，《七發》的藝術成就是很突出的。
枚乘《七發》不但在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它的思想内容也頗可稱道。
在這篇賦的開始部分，作者即開宗明義地指出：“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
且夫出輿入辇，命曰蹷（jué，因受寒而得的腿病）痿（wěi，癱瘓）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同“醲”，酒味淳厚），命曰腐腸之藥。
”這段話雖本于《呂氏春秋·本生篇》，但既符合事實，又能深刻地揭露出統治者窮奢極侈的生活狀況。
枚乘在賦的最後部分，要請那些古代思想家以“要言妙道”來開導太子，就包含着訓誡之意。
因此與後來那些大賦在竭力鋪陳統治者的享樂生活之後，來幾句空洞的說教，而且總是假稱帝王自己覺悟，要崇尚節儉的情節大不一樣。
後者往往流于“勸百諷一”，而《七發》畢竟要激切得多。
這大約是因為枚乘那時代還沒有“罷黜百家”，思想仍比較自由；同時這篇作品當時也許并非直接寫給諸侯王或皇帝看，所以諷谏的鋒芒無須多加掩飾和隐藏的緣故。
和枚乘同時或稍後的淮南小山，其生平已無可考。
他《招隐士》究竟作于文、景時代還是武帝時代亦不可知。
這篇賦收在《楚辭》中，基本上沿襲屈、宋的抒情特色。
此賦用意大約是号召那些山林隐逸之士到淮南國去做劉安的賓客。
與賈誼、枚乘之作漸趨散文化不同，《招隐士》保存了抒情詩的特點。
但其中也有近于荀賦的句法，如“坱（yǎng，山谷幽深）兮軋（無涯際之意），山曲（fú，山深貌），心淹留兮洞荒忽”，句法即頗類《荀子·成相篇》。
對後來漢樂府中某些雜言詩也可能有所啟發。
至賦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等句，更為人們所傳誦。
後來一些詩詞作品也經常化用這些名句的意境。
淮南王劉安的養士，一直延續到漢武帝時，可以說是諸侯王養士的餘波。
總的來說，到武帝時，辭賦的寫作已由諸侯王國移到了中央政府所在地長安。
二、司馬相如 漢賦的代表作家司馬相如（？—前118），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早年曾到梁國遊曆，和枚乘等人相處有數年之久。
在梁國時，他曾寫過一篇《子虛賦》。
後來這篇賦傳入宮廷，深受漢武帝的賞識。
這時蜀人楊得意正在為漢武帝養獵犬，就向武帝舉薦司馬相如。
相如于是受到了漢武帝的召見。
他對武帝說：“這隻是寫諸侯的事，我能再寫一篇關于天子遊獵的賦。
”于是就寫了現在的《子虛上林賦》。
漢武帝因此任他為郎。
在此期間，相如曾多次随武帝出獵，先後寫了《谏獵疏》和《哀二世賦》，他又曾奉命出使蜀地，并去過西南少數民族地區。
當時，漢武帝頗迷信神仙長生之術，重用方士。
司馬相如就作了一篇《大人賦》，使武帝讀後，飄飄然有“淩雲之感”。
此後不久，他就因病免官。
漢武帝料到他不久會死去，就派人到他家去訪求他寫的書。
這時他已死，他妻子獻上了一卷書，這就是著名的《封禅文》。
從司馬相如的一生看來，他是一個放蕩不羁的才子。
曆來一些論者說他的一些辭賦意在諷谏，這未必合乎事實。
近來還有人說他寫那些賦是用經學和谶緯學說為漢武帝的享
他這種思想最後歸結為“縱軀委命”、“知命不憂”的消極态度，陷于宿命論。
所以司馬遷讀後有“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之感。
但從賈誼的一生看來，他始終沒有消極退隐，而是堅持着改革政治的理想。
可能他所信奉的正是“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即不管世态如何變化，隻要自己的主張是正義的，他就始終不動搖。
這種精神是很可貴的。
賈誼的《旱雲賦》始見于《古文苑》；《史記》、《漢書》、《文選》及唐代類書中均不載，所以不大為人們重視。
因為《古文苑》乃晚出之書，其中有些顯系僞作。
但這篇《旱雲賦》似乎尚難斷定是僞作。
此賦大約作于漢文帝九年（前171）。
賦中寫到當時災情的嚴重： 陽風吸習（不斷地浮動）而熇熇（hù，熾熱），群生悶懑而愁愦。
壟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為害。
農夫垂拱而無事兮，釋其耰耝而下涕。
悲疆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惠。
惜稚稼之早夭兮，罹天災而不遂。
根據《漢書·文帝紀》記載，那年的旱災确實很重。
作者在這篇賦裡不但對受災農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而且把受災的原因歸之執政者，他說：“懷怨心而不能已矣，竊托咎于在位。
”這在漢賦中較為少見。
此外，見于《楚辭》的《惜誓》，一說亦為賈誼所作，但東漢王逸注《楚辭》就認為“疑不能明也”。
現在國内外學者也都對它表示懷疑。
就這篇作品本身而論，則純系模仿《楚辭》，連口吻也多承襲之迹，不像前三篇賦那樣能反映出賈誼的某些思想，所以在這裡不作論述。
根據《漢書·藝文志》，賈誼賦共七篇，現存隻有這四篇，其餘均已散佚。
賈誼這些賦在形式上還接近《楚辭》，但已初步顯出了漢賦的某些特點。
在漢賦形成的過程中，他顯然有一定的地位。
稍後于賈誼的枚乘（？—前140）在漢賦的成熟過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枚乘，字叔，淮陰（今屬江蘇）人，漢文帝時曾為吳王劉濞（pì）的郎中。
劉濞有叛亂的打算，他曾上書切谏，劉濞不聽。
于是枚乘就離吳至梁，做了梁孝王劉武的賓客。
景帝時，劉濞發動“七國之亂”，枚乘又一次寫信谏勸，叛亂平定後，朝廷因枚乘曾一再谏勸劉濞，因此委任他為弘農都尉。
但他長期做諸侯王的賓客，不願做地方官，又回到了梁國。
當時梁國的賓客都善于作辭賦，枚乘的辭賦尤為出色。
漢武帝即位後，久聞枚乘之名，派安車蒲輪接他去長安，不料枚乘年事已高，不幸于中途死去。
枚乘賦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有九篇，現存主要是一篇《七發》；此外，相傳為他所作的《柳賦》、《梁王菟園賦》等，不少學者疑為僞作，它們的藝術價值也遠不如《七發》。
枚乘是淮陰人，其地在戰國時屬楚，所以他受《楚辭》的影響很深，這完全可以理解。
此外，戰國縱橫家的文風對他似亦頗有影響。
這種遊說的習氣，在他上書劉濞時表現得很清楚，在《七發》中亦有顯露。
《七發》寫“楚太子”有病，有位“吳客”去看望他。
吳客認為太子的病是長期養尊處優造成的，這種病決非藥石所能治愈，卻可以用“要言妙道”來袪除。
于是吳客就列舉音樂、飲食、車馬、遊樂、畋獵、觀濤等種種享樂之事，使太子聽得逐漸入神，稍見起色。
最後吳客講到了請許多“方術之士”，其中包括先秦的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莊子等思想家來論辯萬物之理。
太子聽後出了一身大汗，病竟痊愈了。
這裡所說的“楚太子”和“吳客”顯系虛構的人物，至于通過一場談話就使對方的沉疴頓去，也未必真有其事。
但《七發》中寫吳客如何察顔觀色，一步步地打動楚太子的心理，使之信服自己的言論，則十分真實地寫出了遊說之士用他們三寸不爛之舌博取統治者信任的情狀。
從這個意義上說，自清代章學誠以來，許多研究者認為漢代辭賦的興起與戰國縱橫家有密切關系之說，在《七發》中可以得到強有力的例證。
後來的賦家往往設賓主對答之辭，這與《七發》的影響也有很大關系。
《七發》在形式和技巧方面與賈誼作品有很大差别。
賈誼那幾篇賦基本上取法于《楚辭》中的《離騷》、《九章》，雖有時稍變其體，略有散文化的迹象，但仍不失為騷體。
這恐怕和那些賦主要是抒情之作有關。
枚乘的《七發》當然也受《楚辭》的影響，但它主要是從《招魂》等作品演化而來，這一點段熙仲先生早已談到。
不過《七發》在文體上比《招魂》更進一步散文化了。
在《招魂》中，大部分句子都用“些”字結尾，而《七發》中已經沒有這現象。
《招魂》還有“亂曰”，《七發》則叙述到太子病愈，就告結束。
《七發》受《招魂》影響最明顯的是排比鋪張的手法。
從列舉各種生活享受的情節看，《七發》基本上模仿《招魂》，所不同的是《招魂》有較強的抒情意味，它在竭力描寫飲食起居的豪華時，用意在以故鄉的可愛可戀，來勸導所招之魂回歸故宇。
這是因為《招魂》這種文體，可能借鑒于楚地巫祝為人招魂的禱詞。
《七發》則偏于說理，那個“吳客”實際上是一位縱橫家，目的在用享樂打動“楚太子”之心，使其接受他的勸告。
因此兩者雖都有較細緻真切的描繪和較明顯的誇張，而《七發》多少顯得冷靜、客觀，不像《招魂》那樣筆鋒常帶感情。
《七發》的排比鋪張盡管已開漢代大賦的風氣，然而它與後來那些大賦還不太一樣。
它雖然也好誇張與羅列，但總的來說還顯得真實而不失之繁冗，也沒有使用過多的僻字而使作品陷于艱澀。
《七發》中最精彩的片段，曆來公認是關于觀濤的部分，其中如：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形容波浪湧起，水花濺落），若白鹭之下翔。
其少進也，浩浩溰溰（yì，白色），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
其波湧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
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
這段文字在一些講到枚乘《七發》的論著中，差不多都加以引用。
确實，它描寫潮水由剛來一直發展到極盛的各個階段，都用了十分形象而貼切的比喻。
如“白鹭下翔”形容浪花飛舞，“素車白馬”形容潮水進一步上升，用軍隊的昂揚奮進形容波濤洶湧。
這不但形象地呈現出波濤的形态、顔色和聲勢，同時也展示了潮水的由遠而近、由弱至強的不斷變化。
這段描寫确是有聲有色，在漢賦寫景的文字中，無疑是罕有其匹的。
其實《七發》中生動的描寫還遠不止這一段。
作者不光善于實寫，而且也善于使用虛寫的手法。
如在同一部分中寫到“水力之所到”時，用的手法就與此完全不同： 觀其所駕轶者（超越，指後浪高過前浪），所濯拔者（指高聳的激浪），所揚汩（gǔ）者（激蕩），所溫汾者（指波濤凝聚），所滌汔（qì）者（沖刷），雖有心略辭給（指即使心中素有印象而口才又很好的人），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
這裡不像上引那段文字那樣使用比喻，也沒有把人們視覺和聽覺中所感受到的形象細加刻畫，隻是形容了那些浪濤的動态，就給人以深刻印象，使人如見其形，如聞其聲。
這段描寫連用五個“者”字，顯然取法《莊子·齊物論》中寫風的部分。
這說明枚乘善于将諸子散文的某些筆法用于辭賦創作，以增加作品鋪述的氣勢。
後來韓愈《南山詩》等作的排比鋪張在一定程度上即受其影響。
賦中“秉意乎南山（指江水發源于南山），通望乎東海。
虹洞（hǒngdǒng，水天相連）乎蒼天，極慮乎涯涘（sì，水邊，此句寫人欲竭盡目力，看到水的盡頭）。
流攬無窮，歸神日母（太陽）”諸句，寫波濤之浩瀚，江海之寥廓，對後來司馬相如等人的大賦多以壯闊宏麗著稱有直接的啟示。
此外如寫畋獵等部分，也都有精彩的片段。
在漢賦中，《七發》的藝術成就是很突出的。
枚乘《七發》不但在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它的思想内容也頗可稱道。
在這篇賦的開始部分，作者即開宗明義地指出：“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
且夫出輿入辇，命曰蹷（jué，因受寒而得的腿病）痿（wěi，癱瘓）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同“醲”，酒味淳厚），命曰腐腸之藥。
”這段話雖本于《呂氏春秋·本生篇》，但既符合事實，又能深刻地揭露出統治者窮奢極侈的生活狀況。
枚乘在賦的最後部分，要請那些古代思想家以“要言妙道”來開導太子，就包含着訓誡之意。
因此與後來那些大賦在竭力鋪陳統治者的享樂生活之後，來幾句空洞的說教，而且總是假稱帝王自己覺悟，要崇尚節儉的情節大不一樣。
後者往往流于“勸百諷一”，而《七發》畢竟要激切得多。
這大約是因為枚乘那時代還沒有“罷黜百家”，思想仍比較自由；同時這篇作品當時也許并非直接寫給諸侯王或皇帝看，所以諷谏的鋒芒無須多加掩飾和隐藏的緣故。
和枚乘同時或稍後的淮南小山，其生平已無可考。
他《招隐士》究竟作于文、景時代還是武帝時代亦不可知。
這篇賦收在《楚辭》中，基本上沿襲屈、宋的抒情特色。
此賦用意大約是号召那些山林隐逸之士到淮南國去做劉安的賓客。
與賈誼、枚乘之作漸趨散文化不同，《招隐士》保存了抒情詩的特點。
但其中也有近于荀賦的句法，如“坱（yǎng，山谷幽深）兮軋（無涯際之意），山曲（fú，山深貌），心淹留兮洞荒忽”，句法即頗類《荀子·成相篇》。
對後來漢樂府中某些雜言詩也可能有所啟發。
至賦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等句，更為人們所傳誦。
後來一些詩詞作品也經常化用這些名句的意境。
淮南王劉安的養士，一直延續到漢武帝時，可以說是諸侯王養士的餘波。
總的來說，到武帝時，辭賦的寫作已由諸侯王國移到了中央政府所在地長安。
二、司馬相如 漢賦的代表作家司馬相如（？—前118），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早年曾到梁國遊曆，和枚乘等人相處有數年之久。
在梁國時，他曾寫過一篇《子虛賦》。
後來這篇賦傳入宮廷，深受漢武帝的賞識。
這時蜀人楊得意正在為漢武帝養獵犬，就向武帝舉薦司馬相如。
相如于是受到了漢武帝的召見。
他對武帝說：“這隻是寫諸侯的事，我能再寫一篇關于天子遊獵的賦。
”于是就寫了現在的《子虛上林賦》。
漢武帝因此任他為郎。
在此期間，相如曾多次随武帝出獵，先後寫了《谏獵疏》和《哀二世賦》，他又曾奉命出使蜀地，并去過西南少數民族地區。
當時，漢武帝頗迷信神仙長生之術，重用方士。
司馬相如就作了一篇《大人賦》，使武帝讀後，飄飄然有“淩雲之感”。
此後不久，他就因病免官。
漢武帝料到他不久會死去，就派人到他家去訪求他寫的書。
這時他已死，他妻子獻上了一卷書，這就是著名的《封禅文》。
從司馬相如的一生看來，他是一個放蕩不羁的才子。
曆來一些論者說他的一些辭賦意在諷谏，這未必合乎事實。
近來還有人說他寫那些賦是用經學和谶緯學說為漢武帝的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