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賦的起源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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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義·詩教上》中說：“今即以《文選》諸體，以征戰國之赅（gāi，完備）備。
京都諸賦，蘇（秦）張（儀）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從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蔔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曆舉輕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為創之枚乘，忘其祖矣；……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平）原（孟）嘗（春）申（信）陵之盛舉也；東方（朔）司馬（相如）侍從于西京；徐（幹）陳（琳）應（玚）劉（桢）征逐于邺下，談天雕龍（指戰國時齊國稷下先生鄒衍、鄒奭等人的談論）之奇觀也。
”此說雖然有時把曆史人物的活動和文學作品的體制混為一談而不免流于牽強，但它指出了漢賦侈陳形勢，起于蘇、張遊說；《七發》所鋪陳的享樂生活，與戰國至漢初諸王的奢侈有關，則不為無見。
事實上，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賦》在表現手法上深受枚乘《七發》的影響，而《七發》則又從《楚辭·招魂》脫胎而來。
這一情況，段熙仲先生在《漢大賦産生的曆史背景及其政治意義》中早已指出[7]。
漢代大賦的體制，到司馬相如手裡，已基本成型。
其後作者大都模仿他的手法，雖稍有發展，但總的仍無改變。
所以模仿司馬相如之作的楊雄在晚年曾悔其少作，他在《法言·吾子篇》中說：“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
’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
’”這其實是對漢賦那種歌功頌德而無益于政治的狀況表示不滿。
後來王充、班固等人對司馬相如、楊雄的批評都持類似的看法。
但不少人在非議大賦的内容時，對它們的藝術價值卻頗加贊賞。
如王充《論衡·佚文篇》就是如此。
繼司馬相如、楊雄之後，大賦仍不斷出現。
在東漢，最著名的當推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兩京賦》。
他們的賦漸趨寫實。
尤其張衡《兩京賦》較多地描述了當時的風俗人情。
其後晉代的左思、潘嶽繼之，不但寫實傾向更明顯，而且手法也更趨細緻，但基本體例仍舊，而左思，特别是潘嶽賦，似未必以大賦見長。
大賦到了晉代，較可稱道的當推木華的《海賦》。
這篇賦并非歌頌統治者功德之作，客觀上已開了六朝寫景辭賦的先聲，隻是在藝術手法上，仍有漢代大賦那種鋪陳的特點。
稍後于木華的郭璞作了《江賦》，在旨趣方面頗似《海賦》，但用生僻的字過多，顯得晦澀難讀。
大賦這種文體到東晉以後已完全沒落，盡管此後還有不少人寫它，卻再不能産生什麼名作了。
與苑獵京都大賦同時産生的還有兩類作品，雖同屬賦體，但内容與形式卻不很相同。
其中一類是詠物賦，其内容略近荀賦而形式與技巧多學屈賦，傳世之作較早的當推枚乘《柳賦》、鄒陽《酒賦》、及中山王《文木賦》等，最初見于《西京雜記》。
後人因《西京雜記》一書作者有争議，故頗疑為僞作。
這些賦很短，在藝術上也不很突出，因此不大受人重視。
在這類賦中，較著名的要推漢宣帝時王褒所作的《洞箫賦》。
《文心雕龍·诠賦篇》稱其“窮變于聲貌”，并列為“辭賦之英傑”。
繼作有傅毅《舞賦》、馬融《長笛賦》、嵇康《琴賦》和成公綏《嘯賦》等。
這些作者有的本人就擅長音樂，如馬融好吹笛，嵇康善彈琴，所以寫來都很親切，時有精彩之句。
陸機《文賦》雖然内容基本上是文藝理論，但寫法亦與這些賦相類。
除了音樂、論文以外，拟狀動植物的賦亦複不少，其中漢末祢衡的《鹦鹉賦》可算是名作。
繼之者如王粲、徐幹的一些詠物賦，據曹丕《典論·論文》說：“雖張（衡）蔡（邕）不過也。
”可惜這些賦的全文已不存，僅在類書中可以見到一些零星佚文。
這類辭賦到南朝初年仍很興盛，如謝惠連《雪賦》、顔延之《赭白馬賦》、謝莊《月賦》、鮑照《舞鶴賦》、《野鵝賦》等，均不失為佳作。
但像謝莊、鮑照之作，感情色彩很濃，已逐步與抒情小賦溶合。
辭賦中藝術價值最高、傳誦之作最多的當推抒情之作。
這類賦繼承了屈原作品的傳統。
早在西漢時期，賈誼的《吊屈原賦》、《鵩鳥賦》，司馬相如的《哀秦二世賦》都屬于這一類。
但最為人們所喜愛的一般還是魏晉以後的作品。
其中王粲《登樓賦》和曹植《洛神賦》較早，也最為人傳誦。
繼之者則為潘嶽的《秋興賦》、陶淵明的《閑情賦》和《歸去來辭》。
南朝初期鮑照的《蕪城賦》是六朝辭賦的傑作，但在文體上仍帶有漢魏作品的古氣。
稍後于鮑照的江淹賦則已有顯著的骈俪氣息，手法亦較細膩。
齊梁以後，由于骈文日趨成熟，辭賦也更講究字句的整齊和對仗的工整，特别是詩歌方面“四聲八病”說的興起，使辭賦亦講究平仄聲律，因此這時的賦，被稱作“骈賦”或“俳賦”。
特别是梁中葉以後，蕭綱、蕭繹、徐陵、庾信之作，更被視作“骈賦”的典型之作。
骈賦雖不乏名作，但由于過分講求聲律，到了唐代，就發展成為對聲律要求更嚴格，而且往往限韻的“律賦”。
律賦在很大程度上隻是為了适應科舉的需要，因此藝術成就不高，曆來讀者很少喜愛它們。
辭賦發展到律賦，已完全沒落，在文學史上不再占重要地位。
辭賦這種文體到了唐代雖已衰微，但不少作者仍在寫作，一般來說，已無傑出作品。
個别作家以散文化的形式寫過一些好作品，如韓愈的《進學解》、《送窮文》，柳宗元的《乞巧文》，杜牧的《阿房宮賦》以至宋代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轼的《赤壁賦》等，頗受論者推崇。
這類作品向被稱為文賦，但數量不多，已不屬本書論述的範圍。
除了這些文人作品外，還有一種比較通俗的辭賦流行于民間，被稱為“俗賦”。
這種俗賦起源甚早，因為從荀卿賦及睡虎地秦簡來看，賦這種文體最初亦起自民間。
但唐以前的俗賦現在都已散佚，無從知其體制。
從漢代和晉代一些文人的創作看來，确有一種用接近口語的文體寫的賦，與一般辭賦風格迥異。
如西漢楊雄的《逐貧賦》，王褒的《僮約》、《責須髯奴辭》等，都有這個特點。
至于曹植的《鹞雀賦》假托禽言，對現實有所譏諷，其文體也與他其他辭賦完全不同，倒有點像敦煌發現的唐人俗賦《燕子賦》；而左思的《白發賦》也接近口語，跟《三都賦》幾乎不像出于一人之手。
這類作品雖然不多，但多少可以推知在漢魏六朝，确有民間俗賦存在。
*** [1] 駱玉明：《論“不歌而誦謂之賦”》，見《文學遺産》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2] 如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文學史》就主此說，我前年所作的《試論漢賦和魏晉南北朝的抒情小賦》（見《文學評論叢刊》第三輯），也是這樣說的。
這種說法雖然受了《文心雕龍》等書的影響，其實根本問題還在于對漢賦的成見。
[3] 淮南王劉安受封于文帝時，死于武帝時，他和他門客的賦有些可能作于景帝時代。
[4] 非今見《文選》中所選，今《子虛賦》其實是《子虛上林賦》的一部分，說詳下。
[5] 魚豢：三國魏人，官至郎中，作有《典略》八十九卷，今佚。
這句話，見《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注引，原文為：“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俊也。
” [6] 今存司馬相如《子虛賦》和《上林賦》乃《文選》所分，在《史記》和《漢書》中本是一篇。
關于這一點，近人高步瀛在《文選李注義疏》中有詳盡的考證，說明今《子虛賦》并非《史記》、《漢書》中所稱作者在梁國時所作《子虛賦》。
今人對此也多有論述。
有人認為今本《子虛賦》和《上林賦》應合稱《天子遊獵賦》。
這裡姑從費振剛說，名之曰《子虛上林賦》。
（參看《中國曆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一卷第96—97頁，山東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 [7] 見《文學遺産》一九八○年第二期。
京都諸賦，蘇（秦）張（儀）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從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蔔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曆舉輕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為創之枚乘，忘其祖矣；……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平）原（孟）嘗（春）申（信）陵之盛舉也；東方（朔）司馬（相如）侍從于西京；徐（幹）陳（琳）應（玚）劉（桢）征逐于邺下，談天雕龍（指戰國時齊國稷下先生鄒衍、鄒奭等人的談論）之奇觀也。
”此說雖然有時把曆史人物的活動和文學作品的體制混為一談而不免流于牽強，但它指出了漢賦侈陳形勢，起于蘇、張遊說；《七發》所鋪陳的享樂生活，與戰國至漢初諸王的奢侈有關，則不為無見。
事實上，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賦》在表現手法上深受枚乘《七發》的影響，而《七發》則又從《楚辭·招魂》脫胎而來。
這一情況，段熙仲先生在《漢大賦産生的曆史背景及其政治意義》中早已指出[7]。
漢代大賦的體制，到司馬相如手裡，已基本成型。
其後作者大都模仿他的手法，雖稍有發展，但總的仍無改變。
所以模仿司馬相如之作的楊雄在晚年曾悔其少作，他在《法言·吾子篇》中說：“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
’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
’”這其實是對漢賦那種歌功頌德而無益于政治的狀況表示不滿。
後來王充、班固等人對司馬相如、楊雄的批評都持類似的看法。
但不少人在非議大賦的内容時，對它們的藝術價值卻頗加贊賞。
如王充《論衡·佚文篇》就是如此。
繼司馬相如、楊雄之後，大賦仍不斷出現。
在東漢，最著名的當推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兩京賦》。
他們的賦漸趨寫實。
尤其張衡《兩京賦》較多地描述了當時的風俗人情。
其後晉代的左思、潘嶽繼之，不但寫實傾向更明顯，而且手法也更趨細緻，但基本體例仍舊，而左思，特别是潘嶽賦，似未必以大賦見長。
大賦到了晉代，較可稱道的當推木華的《海賦》。
這篇賦并非歌頌統治者功德之作，客觀上已開了六朝寫景辭賦的先聲，隻是在藝術手法上，仍有漢代大賦那種鋪陳的特點。
稍後于木華的郭璞作了《江賦》，在旨趣方面頗似《海賦》，但用生僻的字過多，顯得晦澀難讀。
大賦這種文體到東晉以後已完全沒落，盡管此後還有不少人寫它，卻再不能産生什麼名作了。
與苑獵京都大賦同時産生的還有兩類作品，雖同屬賦體，但内容與形式卻不很相同。
其中一類是詠物賦，其内容略近荀賦而形式與技巧多學屈賦，傳世之作較早的當推枚乘《柳賦》、鄒陽《酒賦》、及中山王《文木賦》等，最初見于《西京雜記》。
後人因《西京雜記》一書作者有争議，故頗疑為僞作。
這些賦很短，在藝術上也不很突出，因此不大受人重視。
在這類賦中，較著名的要推漢宣帝時王褒所作的《洞箫賦》。
《文心雕龍·诠賦篇》稱其“窮變于聲貌”，并列為“辭賦之英傑”。
繼作有傅毅《舞賦》、馬融《長笛賦》、嵇康《琴賦》和成公綏《嘯賦》等。
這些作者有的本人就擅長音樂，如馬融好吹笛，嵇康善彈琴，所以寫來都很親切，時有精彩之句。
陸機《文賦》雖然内容基本上是文藝理論，但寫法亦與這些賦相類。
除了音樂、論文以外，拟狀動植物的賦亦複不少，其中漢末祢衡的《鹦鹉賦》可算是名作。
繼之者如王粲、徐幹的一些詠物賦，據曹丕《典論·論文》說：“雖張（衡）蔡（邕）不過也。
”可惜這些賦的全文已不存，僅在類書中可以見到一些零星佚文。
這類辭賦到南朝初年仍很興盛，如謝惠連《雪賦》、顔延之《赭白馬賦》、謝莊《月賦》、鮑照《舞鶴賦》、《野鵝賦》等，均不失為佳作。
但像謝莊、鮑照之作，感情色彩很濃，已逐步與抒情小賦溶合。
辭賦中藝術價值最高、傳誦之作最多的當推抒情之作。
這類賦繼承了屈原作品的傳統。
早在西漢時期，賈誼的《吊屈原賦》、《鵩鳥賦》，司馬相如的《哀秦二世賦》都屬于這一類。
但最為人們所喜愛的一般還是魏晉以後的作品。
其中王粲《登樓賦》和曹植《洛神賦》較早，也最為人傳誦。
繼之者則為潘嶽的《秋興賦》、陶淵明的《閑情賦》和《歸去來辭》。
南朝初期鮑照的《蕪城賦》是六朝辭賦的傑作，但在文體上仍帶有漢魏作品的古氣。
稍後于鮑照的江淹賦則已有顯著的骈俪氣息，手法亦較細膩。
齊梁以後，由于骈文日趨成熟，辭賦也更講究字句的整齊和對仗的工整，特别是詩歌方面“四聲八病”說的興起，使辭賦亦講究平仄聲律，因此這時的賦，被稱作“骈賦”或“俳賦”。
特别是梁中葉以後，蕭綱、蕭繹、徐陵、庾信之作，更被視作“骈賦”的典型之作。
骈賦雖不乏名作，但由于過分講求聲律，到了唐代，就發展成為對聲律要求更嚴格，而且往往限韻的“律賦”。
律賦在很大程度上隻是為了适應科舉的需要，因此藝術成就不高，曆來讀者很少喜愛它們。
辭賦發展到律賦，已完全沒落，在文學史上不再占重要地位。
辭賦這種文體到了唐代雖已衰微，但不少作者仍在寫作，一般來說，已無傑出作品。
個别作家以散文化的形式寫過一些好作品，如韓愈的《進學解》、《送窮文》，柳宗元的《乞巧文》，杜牧的《阿房宮賦》以至宋代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轼的《赤壁賦》等，頗受論者推崇。
這類作品向被稱為文賦，但數量不多，已不屬本書論述的範圍。
除了這些文人作品外，還有一種比較通俗的辭賦流行于民間，被稱為“俗賦”。
這種俗賦起源甚早，因為從荀卿賦及睡虎地秦簡來看，賦這種文體最初亦起自民間。
但唐以前的俗賦現在都已散佚，無從知其體制。
從漢代和晉代一些文人的創作看來，确有一種用接近口語的文體寫的賦，與一般辭賦風格迥異。
如西漢楊雄的《逐貧賦》，王褒的《僮約》、《責須髯奴辭》等，都有這個特點。
至于曹植的《鹞雀賦》假托禽言，對現實有所譏諷，其文體也與他其他辭賦完全不同，倒有點像敦煌發現的唐人俗賦《燕子賦》；而左思的《白發賦》也接近口語，跟《三都賦》幾乎不像出于一人之手。
這類作品雖然不多，但多少可以推知在漢魏六朝，确有民間俗賦存在。
*** [1] 駱玉明：《論“不歌而誦謂之賦”》，見《文學遺産》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2] 如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文學史》就主此說，我前年所作的《試論漢賦和魏晉南北朝的抒情小賦》（見《文學評論叢刊》第三輯），也是這樣說的。
這種說法雖然受了《文心雕龍》等書的影響，其實根本問題還在于對漢賦的成見。
[3] 淮南王劉安受封于文帝時，死于武帝時，他和他門客的賦有些可能作于景帝時代。
[4] 非今見《文選》中所選，今《子虛賦》其實是《子虛上林賦》的一部分，說詳下。
[5] 魚豢：三國魏人，官至郎中，作有《典略》八十九卷，今佚。
這句話，見《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注引，原文為：“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俊也。
” [6] 今存司馬相如《子虛賦》和《上林賦》乃《文選》所分，在《史記》和《漢書》中本是一篇。
關于這一點，近人高步瀛在《文選李注義疏》中有詳盡的考證，說明今《子虛賦》并非《史記》、《漢書》中所稱作者在梁國時所作《子虛賦》。
今人對此也多有論述。
有人認為今本《子虛賦》和《上林賦》應合稱《天子遊獵賦》。
這裡姑從費振剛說，名之曰《子虛上林賦》。
（參看《中國曆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一卷第96—97頁，山東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 [7] 見《文學遺産》一九八○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