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賦的起源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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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批評的正是司馬相如等賦家。
可見他心目中的“辭人”，正是作賦的人。
後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引用了楊雄此語，卻又說荀況與屈原“鹹有恻隐古詩之義”，而說司馬相如、楊雄“競為侈麗闳衍之詞，沒其風谕之義”，這更把屈原作品看成“詩人之賦”，而把司馬相如等人的作品看成“辭人之賦”。
試想賦和辭如果是兩種文體，楊雄、班固又何以稱漢賦作者為“辭人”呢？所以上溯賦的産生，還是應該推到屈原。
隻是由于時代不同，作者生活經曆也不同，所以不論從思想内容到藝術風格，屈原作品與漢代的賦又是很不一樣的。
從屈賦、荀賦到漢賦的演變，其實還有一個中間環節，這就是秦賦。
據《漢書·藝文志》載，漢代尚有“秦時雜賦九篇”，屬于“荀卿賦”一類。
這些賦現在均已散佚，其内容與形式均不可确知。
然而《漢書·藝文志》既把它們列入“荀卿賦”一類，大約和《荀子·賦篇》中的《禮》《智》等賦體裁相近。
如果考察一下秦在統一六國前的石刻《石鼓文》及統一六國後在泰山、芝罘、會稽、琅邪、碣石、繹山等地的刻石都是以四言句為主，睡虎地秦簡中也有四字句的韻文，《說文解字叙》引李斯《倉颉篇》中“幼子承诏”語，也是四字句，那麼可以推知那些“秦時雜賦”，大約也以四言句為主。
現在所見的漢賦，有的是四言句較多，有的是接近《楚辭》的“騷體”，也有的是兩種形式并用。
這說明屈賦和荀賦的形式，到漢初正在趨于溶合。
根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除了“屈原賦”和“荀卿賦”兩類之外，還有一類稱為“陸賈賦之屬”。
陸賈是漢初人，曾為漢高祖作《新語》。
他的賦現在都已散佚。
章太炎先生說：“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
”（《國故論衡·辨詩》）這個說法是很正确的。
因為在《史記》中，陸賈、朱建和郦食其（yìjī）同傳，都有些縱橫家的作風。
《史記·陸賈列傳》稱陸賈“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
他後來出使南越和促使陳平、周勃合作對付呂氏，都很像一個縱橫家的行徑。
據《史記》說，陸賈是楚人，《漢書·藝文志》把他的賦列于“屈原賦”之後、“荀卿賦”之前，這可能是從形體着眼的。
因為他是楚人，在文體上可能更接近屈賦而遠于荀賦。
《漢書·藝文志》中所舉“陸賈賦之屬”，大多已散佚，隻有“楊雄賦”和“司馬遷賦”還可以看到。
關于“楊雄賦”之被列入“陸賈賦之屬”，章太炎先生說：“楊雄賦本拟相如。
《七略》相如賦與屈原同次。
班生以楊雄賦隸陸賈下，蓋誤也。
”（同上）至于司馬遷的賦，曆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其實司馬遷有一篇《悲士不遇賦》見于《藝文類聚》卷三十中。
這篇賦既見于類書，可能有所删節，但也可以見其一斑。
其文體既非“騷體”，亦非荀賦那樣以四言為主。
前半大體是六七言一句的韻語，後半則是四字句，隔句用“兮”字。
這種形體顯然較荀賦自由活潑，内容也偏于抒情。
這種形式在其他漢賦中也曾出現，是否就代表“陸賈賦之屬”則尚難确定。
漢初的辭賦存者甚少，除上面說的“陸賈賦”之外，據《漢書·藝文志》載，還有“趙幽王賦一篇”，趙幽王是被呂後害死的，他生活的時代當與陸賈相近。
但據清人沈欽韓《漢書疏證》說“本傳作歌”，可能并非辭賦一類。
所以現存的漢代辭賦，當以賈誼的作品為最早。
賈誼的賦基本上都是抒情之作。
所以《漢書·藝文志》把他的作品列入“屈原賦之屬”應該是合理的。
漢代文、景二帝似乎對辭賦都不甚愛好。
所以文帝時代的賦家甚少，除賈誼外，幾乎很難舉出别的人來。
景帝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說是“不好辭賦”的，因此在他的朝廷中，并未出現什麼辭賦家。
據《漢書·藝文志》載，曾有“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屬于“荀卿賦”一類，這十五篇賦也已散佚，内容無從考知。
但景帝時諸侯王國裡，卻頗有些辭賦家在進行創作。
例如梁國的鄒陽、枚乘、莊忌等，又如淮南國也有辭賦家，淮南王劉安自己能作賦，他的門客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見于《楚辭》，在漢賦中藝術性甚高[3]。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專為諸侯王國的文學立章，那是很有道理的。
漢景帝時發生了“七國之亂”，這是諸侯王國和中央政權間的一次大較量。
這次戰争的結果以吳、楚等國的徹底失敗告終。
這就大大地削弱了諸侯王的力量，使中央集權制大為加強。
這種政治形勢的變化，也對辭賦的發展産生了影響。
原來的辭賦家多半在諸侯王國進行創作，此後則大半轉到了朝廷之中。
例如司馬相如等人本來都在諸侯王國，後來先後來到長安。
這是因為諸侯王國已被嚴重削弱，而景帝死後，繼立的武帝又非常喜愛辭賦。
他久聞枚乘之名，即位後就用“安車蒲輪”去迎其進京，可惜枚乘年老，在半途中就死了。
司馬相如在武帝初名聲不大，但他遊梁時所作的《子虛賦》得到武帝贊賞[4]，遂得進用。
此外，在武帝周圍還集中了一批辭賦家如枚臯、嚴助、朱買臣、主父偃等。
他們的成就遠不如司馬相如，然而也頗得武帝的重視。
辭賦家由諸侯王國進入朝廷，其作品内容也随之發生了變化。
因為在分封的列國中，原來戰國時代遺留下來的縱橫遊說之風，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
“七國之亂”平定後，情況就不同了。
諸侯王國名義上還存在，實則卻處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
正如東方朔在《答客難》中所說：“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shè），諸侯賓服，威震四夷，連四海之内以為帶，安于覆盂。
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
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将，卑之則為虜。
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
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并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
”這段話形象地說明了一些士人在諸侯割據轉變為中央集權以後的地位變化。
漢初實行分封制時，諸侯王的地位雖然已不同于戰國，但多少還保留若幹獨立性，他們還沿襲着戰國君主“養士”的餘風。
《鹽鐵論·晁錯篇》：“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鹹聚于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
然卒于背義不臣，謀叛逆，誅及宗族。
”這種情況在“七國之亂”平定以後，逐漸衰歇，諸侯王國的主要官員，已改由中央任命，後來連諸侯王也隻能衣租食稅，不能過問政事。
這時，士人想做官，除了依附中央政權已無其他途徑。
于是許多縱橫遊說之士，就轉而成為辭賦家，去皇帝那兒做文學侍從之臣。
這種情況，章太炎先生在《國故論衡·辨詩》中早已指出。
他說：“縱橫者賦之本。
古者誦詩三百，足以專對。
七國之際，行人胥附，折沖于樽俎間，其說恢張谲宇，繹無窮，解散賦體，易人心志。
魚豢稱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說，誠文辯之俊也[5]。
武帝以後，宗室削弱，藩臣無邦交之禮，縱橫既黜，然後退為賦家。
”所以漢賦的興起雖在漢初，而真正表現漢賦特色的作品，卻大抵出現于武帝以後。
這種作品既是供帝王閱讀，所以大抵為歌功頌德之作。
曆來論賦者無不以司馬相如為漢賦的代表作家，其原因也在于此。
漢代大賦的體制，基本上完成于司馬相如之手，後來楊雄、班固、張衡以至晉代的左思等人無不取法司馬相如。
然而司馬相如的大賦，在文體上恐怕也是有所憑藉的。
以其代表作《子虛上林賦》為例[6]，賦中假托“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的對話，似取法于宋玉賦中與楚王的對話及枚乘《七發》中楚太子與吳客的對話。
這種對話，本與戰國辯士之風相近。
又《漢書·藝文志》詩賦類中雜賦一目，有“《客主賦》十八篇”，今佚。
這些賦是否皆出于司馬相如之後，亦不可知。
至于鋪陳、堆砌的手法，也與前人著述有密切關系。
清人章學誠在
可見他心目中的“辭人”，正是作賦的人。
後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引用了楊雄此語，卻又說荀況與屈原“鹹有恻隐古詩之義”，而說司馬相如、楊雄“競為侈麗闳衍之詞，沒其風谕之義”，這更把屈原作品看成“詩人之賦”，而把司馬相如等人的作品看成“辭人之賦”。
試想賦和辭如果是兩種文體，楊雄、班固又何以稱漢賦作者為“辭人”呢？所以上溯賦的産生，還是應該推到屈原。
隻是由于時代不同，作者生活經曆也不同，所以不論從思想内容到藝術風格，屈原作品與漢代的賦又是很不一樣的。
從屈賦、荀賦到漢賦的演變，其實還有一個中間環節，這就是秦賦。
據《漢書·藝文志》載，漢代尚有“秦時雜賦九篇”，屬于“荀卿賦”一類。
這些賦現在均已散佚，其内容與形式均不可确知。
然而《漢書·藝文志》既把它們列入“荀卿賦”一類，大約和《荀子·賦篇》中的《禮》《智》等賦體裁相近。
如果考察一下秦在統一六國前的石刻《石鼓文》及統一六國後在泰山、芝罘、會稽、琅邪、碣石、繹山等地的刻石都是以四言句為主，睡虎地秦簡中也有四字句的韻文，《說文解字叙》引李斯《倉颉篇》中“幼子承诏”語，也是四字句，那麼可以推知那些“秦時雜賦”，大約也以四言句為主。
現在所見的漢賦，有的是四言句較多，有的是接近《楚辭》的“騷體”，也有的是兩種形式并用。
這說明屈賦和荀賦的形式，到漢初正在趨于溶合。
根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除了“屈原賦”和“荀卿賦”兩類之外，還有一類稱為“陸賈賦之屬”。
陸賈是漢初人，曾為漢高祖作《新語》。
他的賦現在都已散佚。
章太炎先生說：“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
”（《國故論衡·辨詩》）這個說法是很正确的。
因為在《史記》中，陸賈、朱建和郦食其（yìjī）同傳，都有些縱橫家的作風。
《史記·陸賈列傳》稱陸賈“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
他後來出使南越和促使陳平、周勃合作對付呂氏，都很像一個縱橫家的行徑。
據《史記》說，陸賈是楚人，《漢書·藝文志》把他的賦列于“屈原賦”之後、“荀卿賦”之前，這可能是從形體着眼的。
因為他是楚人，在文體上可能更接近屈賦而遠于荀賦。
《漢書·藝文志》中所舉“陸賈賦之屬”，大多已散佚，隻有“楊雄賦”和“司馬遷賦”還可以看到。
關于“楊雄賦”之被列入“陸賈賦之屬”，章太炎先生說：“楊雄賦本拟相如。
《七略》相如賦與屈原同次。
班生以楊雄賦隸陸賈下，蓋誤也。
”（同上）至于司馬遷的賦，曆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其實司馬遷有一篇《悲士不遇賦》見于《藝文類聚》卷三十中。
這篇賦既見于類書，可能有所删節，但也可以見其一斑。
其文體既非“騷體”，亦非荀賦那樣以四言為主。
前半大體是六七言一句的韻語，後半則是四字句，隔句用“兮”字。
這種形體顯然較荀賦自由活潑，内容也偏于抒情。
這種形式在其他漢賦中也曾出現，是否就代表“陸賈賦之屬”則尚難确定。
漢初的辭賦存者甚少，除上面說的“陸賈賦”之外，據《漢書·藝文志》載，還有“趙幽王賦一篇”，趙幽王是被呂後害死的，他生活的時代當與陸賈相近。
但據清人沈欽韓《漢書疏證》說“本傳作歌”，可能并非辭賦一類。
所以現存的漢代辭賦，當以賈誼的作品為最早。
賈誼的賦基本上都是抒情之作。
所以《漢書·藝文志》把他的作品列入“屈原賦之屬”應該是合理的。
漢代文、景二帝似乎對辭賦都不甚愛好。
所以文帝時代的賦家甚少，除賈誼外，幾乎很難舉出别的人來。
景帝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說是“不好辭賦”的，因此在他的朝廷中，并未出現什麼辭賦家。
據《漢書·藝文志》載，曾有“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屬于“荀卿賦”一類，這十五篇賦也已散佚，内容無從考知。
但景帝時諸侯王國裡，卻頗有些辭賦家在進行創作。
例如梁國的鄒陽、枚乘、莊忌等，又如淮南國也有辭賦家，淮南王劉安自己能作賦，他的門客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見于《楚辭》，在漢賦中藝術性甚高[3]。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專為諸侯王國的文學立章，那是很有道理的。
漢景帝時發生了“七國之亂”，這是諸侯王國和中央政權間的一次大較量。
這次戰争的結果以吳、楚等國的徹底失敗告終。
這就大大地削弱了諸侯王的力量，使中央集權制大為加強。
這種政治形勢的變化，也對辭賦的發展産生了影響。
原來的辭賦家多半在諸侯王國進行創作，此後則大半轉到了朝廷之中。
例如司馬相如等人本來都在諸侯王國，後來先後來到長安。
這是因為諸侯王國已被嚴重削弱，而景帝死後，繼立的武帝又非常喜愛辭賦。
他久聞枚乘之名，即位後就用“安車蒲輪”去迎其進京，可惜枚乘年老，在半途中就死了。
司馬相如在武帝初名聲不大，但他遊梁時所作的《子虛賦》得到武帝贊賞[4]，遂得進用。
此外，在武帝周圍還集中了一批辭賦家如枚臯、嚴助、朱買臣、主父偃等。
他們的成就遠不如司馬相如，然而也頗得武帝的重視。
辭賦家由諸侯王國進入朝廷，其作品内容也随之發生了變化。
因為在分封的列國中，原來戰國時代遺留下來的縱橫遊說之風，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
“七國之亂”平定後，情況就不同了。
諸侯王國名義上還存在，實則卻處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
正如東方朔在《答客難》中所說：“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shè），諸侯賓服，威震四夷，連四海之内以為帶，安于覆盂。
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
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将，卑之則為虜。
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
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并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
”這段話形象地說明了一些士人在諸侯割據轉變為中央集權以後的地位變化。
漢初實行分封制時，諸侯王的地位雖然已不同于戰國，但多少還保留若幹獨立性，他們還沿襲着戰國君主“養士”的餘風。
《鹽鐵論·晁錯篇》：“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鹹聚于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
然卒于背義不臣，謀叛逆，誅及宗族。
”這種情況在“七國之亂”平定以後，逐漸衰歇，諸侯王國的主要官員，已改由中央任命，後來連諸侯王也隻能衣租食稅，不能過問政事。
這時，士人想做官，除了依附中央政權已無其他途徑。
于是許多縱橫遊說之士，就轉而成為辭賦家，去皇帝那兒做文學侍從之臣。
這種情況，章太炎先生在《國故論衡·辨詩》中早已指出。
他說：“縱橫者賦之本。
古者誦詩三百，足以專對。
七國之際，行人胥附，折沖于樽俎間，其說恢張谲宇，繹無窮，解散賦體，易人心志。
魚豢稱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說，誠文辯之俊也[5]。
武帝以後，宗室削弱，藩臣無邦交之禮，縱橫既黜，然後退為賦家。
”所以漢賦的興起雖在漢初，而真正表現漢賦特色的作品，卻大抵出現于武帝以後。
這種作品既是供帝王閱讀，所以大抵為歌功頌德之作。
曆來論賦者無不以司馬相如為漢賦的代表作家，其原因也在于此。
漢代大賦的體制，基本上完成于司馬相如之手，後來楊雄、班固、張衡以至晉代的左思等人無不取法司馬相如。
然而司馬相如的大賦，在文體上恐怕也是有所憑藉的。
以其代表作《子虛上林賦》為例[6]，賦中假托“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的對話，似取法于宋玉賦中與楚王的對話及枚乘《七發》中楚太子與吳客的對話。
這種對話，本與戰國辯士之風相近。
又《漢書·藝文志》詩賦類中雜賦一目，有“《客主賦》十八篇”，今佚。
這些賦是否皆出于司馬相如之後，亦不可知。
至于鋪陳、堆砌的手法，也與前人著述有密切關系。
清人章學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