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讀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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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回答。
宗教是人的荒唐的一種模式，而荒唐是人的基本屬性。
既然認為人的核心不是自我滿足的知性，而是對自我感到驚奇的意識，那麼人怎會不夢想認識萬物被掩蓋的一面呢？怎能壓抑住他對彼世的無言祈求呢？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存在什麼宇宙理性，至少我們不了解個中奧秘，而我們隻能按自己的意願和辦法管理生活&hellip&hellip&ldquo我不求甚解地、漫不經心地聽任人世一般法則的擺布，當我感覺到這一法則時，自會充分認識它。
&rdquo誰能責備我們利用構成我們活動境域的這種生活和這個世界呢？ 然而，既然摒棄了宗教狂熱，不也該摒棄其他一切狂熱嗎？可是蒙田時常談到斯多葛主義者，而且帶着贊許。
是他曾寫了那麼多文字反對理性，是他曾如此雄辯地指出，我們絕對無法擺脫輿論以求正面對待一種思想，然而他卻&ldquo求助于留在任何天性未被扭曲者身上的普遍理性的種子&rdquo。
正如他祈求一個未知的上帝，他也祈求一種不可能存在的理性。
即使沒有任何東西完全在&ldquo我們能力範圍以内&rdquo，即使我們不可能完全自決自主，至少我們應該退避三舍，為自己營造一個冷眼旁觀的角落，由那裡觀察我們的行為，我們的生活，就像舞台上的次要&ldquo角色&rdquo，不是嗎？ 這正是蒙田作品的要旨之一。
&ldquo我們把自己出借給他人，而隻把自己給予自我。
&rdquo舉例說，婚姻是一種機制，自有其規律及平衡條件。
在婚姻裡摻入激情便是荒唐。
愛情使我們盲目服從他人，故而隻能作為自由和自願的行為來接受。
蒙田有時談論婚姻如同談論一種身體功能，仿佛那是健康方面的問題，他有時對待身體如同對待一部機器，跟機器我們沒有什麼好商量的。
不用說，他更是把國家列入那些外部機器，我們和這些機器發生聯系完全出于偶然，我們應當按其規律使用它們，卻不應投入分毫的自我。
在我們與他人的交往中，想象和幻覺總是占着主導地位。
社會生活中更是如此。
社會生活讓我們和那些并非我們選擇的人，甚至和很多蠢人合作。
而&ldquo和蠢人是不可能真誠商談的。
在一個剛愎自用的上司手下工作，不僅敗壞我的判斷力，還會敗壞我的良心。
&rdquo在社會生活中，和瘋子在一起我們自己也會變瘋。
蒙田強烈感到社會有一種魔法：在社會中，每個人拿出來的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思想在别人眼晴裡和言談裡的反光。
真理不複存在，帕斯卡爾所說的自我贊同也不複存在。
每個人都實實在在地異化了。
讓我們退出社會生活吧！&ldquo公共利益要求人背信棄義、颠倒黑白、互相殺戳，我們把這類差事讓給那些更聽話、更機靈的人去幹吧。
&rdquo誠然，我們不能一味地棄權，因為棄權就是聽别人擺布；何況，總得有國務活動家和君主。
他們能做什麼呢？君王不得不撒謊、屠殺、欺騙。
他這樣幹也便罷了，隻是他應該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為，别把罪行粉飾成德行。
&ldquo有什麼補救辦法嗎？沒有，倘若他确實在幹與不幹之間進退維谷，左右為難，那麼他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倘若他這樣幹而毫不内疚，毫不感到于心不安，這表明他的良心已壞。
&rdquo我們這些旁觀者怎麼辦？正如後來有人說，我們隻能一邊服從他，一邊鄙視他。
應當鄙視，因為國家是對付自由、良心等世上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的機構；但又應當服從，因為荒唐是社會生活的法則，而且不按國家的法則對待國家将是另一種荒唐。
然而柏拉圖主張哲學家進入政府，他構想了一個公正的城邦，并試圖建造這樣一個城邦。
&ldquo但是，在一個社會裡，什麼弊病需得用如此緻命的藥去醫治呢?&hellip&hellip柏拉圖&hellip&hellip不贊成用破壞國家安甯的辦法來治療國家的弊病，也不同意以公民的生命和财産為代價實行改良，&rdquo這就無異于确立了賢人理政無為而治的原則&hellip&hellip想用理性來解決一件充滿偶然的事，豈不荒謬&hellip&hellip&ldquo我曾看到國家的志士仁人鄭重其事地聚集一堂，花費國家大量錢财來讨論一些條約和協定，而這些條約和協定的決定卻完全取決于貴婦們的意願或某個儒弱的男人的好惡。
&rdquo預見和法律永遠跟不上客觀情況的多變，理性永遠無法設計社會生活。
在社會生活分裂為無數個人沖突的時代，蒙田甚至不願考慮它有什麼意義。
我們不可能與這亂七八糟的社會達成和解。
在公衆事務之中生活，就意味着&ldquo按照他人的意思生活&rdquo。
而蒙田顯然想按自己的意願生活&hellip&hellip 然而，這是他的最後決定嗎？須知，關于愛情、友誼，乃至政治，他有時也發表過不同的言論。
并非是他在這些問題上自相矛盾，而是因為斯多葛主義把内與外，必要與自由分割開來的主張是抽象的，或者說是不攻自破的，也因為我們的外表和内裡是密不可分的。
假如你蔑視某人，你就不可能始終服從他；假如你服從某人，你就不可能始終蔑視他。
在某些情況下，服從即接受，蔑視即拒絕，雙重生活不再可能，外表和内裡不再能區分。
那時，我們就必須投身于世界的瘋狂，并且需要一條适用于這些場合的規則。
蒙田深知這一點，而且他沒有逃避。
他怎麼會逃避呢？他早就描寫過：意識，即使在獨處時，已經與荒謬混合在一起，而且它從本源上就是非理性的。
他又怎麼會要求意識固守住自我呢，既然他認為意識完全在自我之外？斯多葛主義隻能是一個過渡。
它教我們如何無視外界而生活，而判斷，但它不能使我們擺脫外界。
蒙田的獨特之處也許在于：有關我們回歸世界的條件和動機，他談的很少，很少。
問題不在于要不顧一切地得到一個令人放心的結論，也不在于要最終忘掉前進路途上的發現。
确信來自懷疑。
更進一步說，懷疑将揭示它本身就是确信。
因此必須充分估量其廣度。
讓我們重複一遍：任何信仰都是一種狂熱，它使我們離開自我；一個人一旦信仰什麼，就必然停止思想，哲理是一種不下決心的決心，它注定要否定友誼、愛情和社會生活。
于是我們回歸到自我，然而我們在自我中看到的仍是一片混沌，而在這片混沌的盡頭是死亡&mdash&mdash一切混亂的标志。
人們可能以為，蒙田描寫的智者既然與世隔離，與他人隔離，不能像斯多葛式的智者那樣在自身以及自身與上帝的内在關系中找到解釋人世喜劇的途徑，那麼除了與在他體内還會瘋狂噴湧一段時間的生命作對話，他别無聯系；除了最空泛的嘲諷，他别無手段，
宗教是人的荒唐的一種模式，而荒唐是人的基本屬性。
既然認為人的核心不是自我滿足的知性，而是對自我感到驚奇的意識，那麼人怎會不夢想認識萬物被掩蓋的一面呢？怎能壓抑住他對彼世的無言祈求呢？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存在什麼宇宙理性，至少我們不了解個中奧秘，而我們隻能按自己的意願和辦法管理生活&hellip&hellip&ldquo我不求甚解地、漫不經心地聽任人世一般法則的擺布，當我感覺到這一法則時，自會充分認識它。
&rdquo誰能責備我們利用構成我們活動境域的這種生活和這個世界呢？ 然而，既然摒棄了宗教狂熱，不也該摒棄其他一切狂熱嗎？可是蒙田時常談到斯多葛主義者，而且帶着贊許。
是他曾寫了那麼多文字反對理性，是他曾如此雄辯地指出，我們絕對無法擺脫輿論以求正面對待一種思想，然而他卻&ldquo求助于留在任何天性未被扭曲者身上的普遍理性的種子&rdquo。
正如他祈求一個未知的上帝，他也祈求一種不可能存在的理性。
即使沒有任何東西完全在&ldquo我們能力範圍以内&rdquo，即使我們不可能完全自決自主，至少我們應該退避三舍，為自己營造一個冷眼旁觀的角落，由那裡觀察我們的行為，我們的生活，就像舞台上的次要&ldquo角色&rdquo，不是嗎？ 這正是蒙田作品的要旨之一。
&ldquo我們把自己出借給他人，而隻把自己給予自我。
&rdquo舉例說，婚姻是一種機制，自有其規律及平衡條件。
在婚姻裡摻入激情便是荒唐。
愛情使我們盲目服從他人，故而隻能作為自由和自願的行為來接受。
蒙田有時談論婚姻如同談論一種身體功能，仿佛那是健康方面的問題，他有時對待身體如同對待一部機器，跟機器我們沒有什麼好商量的。
不用說，他更是把國家列入那些外部機器，我們和這些機器發生聯系完全出于偶然，我們應當按其規律使用它們，卻不應投入分毫的自我。
在我們與他人的交往中，想象和幻覺總是占着主導地位。
社會生活中更是如此。
社會生活讓我們和那些并非我們選擇的人，甚至和很多蠢人合作。
而&ldquo和蠢人是不可能真誠商談的。
在一個剛愎自用的上司手下工作，不僅敗壞我的判斷力，還會敗壞我的良心。
&rdquo在社會生活中，和瘋子在一起我們自己也會變瘋。
蒙田強烈感到社會有一種魔法：在社會中，每個人拿出來的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思想在别人眼晴裡和言談裡的反光。
真理不複存在，帕斯卡爾所說的自我贊同也不複存在。
每個人都實實在在地異化了。
讓我們退出社會生活吧！&ldquo公共利益要求人背信棄義、颠倒黑白、互相殺戳，我們把這類差事讓給那些更聽話、更機靈的人去幹吧。
&rdquo誠然，我們不能一味地棄權，因為棄權就是聽别人擺布；何況，總得有國務活動家和君主。
他們能做什麼呢？君王不得不撒謊、屠殺、欺騙。
他這樣幹也便罷了，隻是他應該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為，别把罪行粉飾成德行。
&ldquo有什麼補救辦法嗎？沒有，倘若他确實在幹與不幹之間進退維谷，左右為難，那麼他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倘若他這樣幹而毫不内疚，毫不感到于心不安，這表明他的良心已壞。
&rdquo我們這些旁觀者怎麼辦？正如後來有人說，我們隻能一邊服從他，一邊鄙視他。
應當鄙視，因為國家是對付自由、良心等世上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的機構；但又應當服從，因為荒唐是社會生活的法則，而且不按國家的法則對待國家将是另一種荒唐。
然而柏拉圖主張哲學家進入政府，他構想了一個公正的城邦，并試圖建造這樣一個城邦。
&ldquo但是，在一個社會裡，什麼弊病需得用如此緻命的藥去醫治呢?&hellip&hellip柏拉圖&hellip&hellip不贊成用破壞國家安甯的辦法來治療國家的弊病，也不同意以公民的生命和财産為代價實行改良，&rdquo這就無異于确立了賢人理政無為而治的原則&hellip&hellip想用理性來解決一件充滿偶然的事，豈不荒謬&hellip&hellip&ldquo我曾看到國家的志士仁人鄭重其事地聚集一堂，花費國家大量錢财來讨論一些條約和協定，而這些條約和協定的決定卻完全取決于貴婦們的意願或某個儒弱的男人的好惡。
&rdquo預見和法律永遠跟不上客觀情況的多變，理性永遠無法設計社會生活。
在社會生活分裂為無數個人沖突的時代，蒙田甚至不願考慮它有什麼意義。
我們不可能與這亂七八糟的社會達成和解。
在公衆事務之中生活，就意味着&ldquo按照他人的意思生活&rdquo。
而蒙田顯然想按自己的意願生活&hellip&hellip 然而，這是他的最後決定嗎？須知，關于愛情、友誼，乃至政治，他有時也發表過不同的言論。
并非是他在這些問題上自相矛盾，而是因為斯多葛主義把内與外，必要與自由分割開來的主張是抽象的，或者說是不攻自破的，也因為我們的外表和内裡是密不可分的。
假如你蔑視某人，你就不可能始終服從他；假如你服從某人，你就不可能始終蔑視他。
在某些情況下，服從即接受，蔑視即拒絕，雙重生活不再可能，外表和内裡不再能區分。
那時，我們就必須投身于世界的瘋狂，并且需要一條适用于這些場合的規則。
蒙田深知這一點，而且他沒有逃避。
他怎麼會逃避呢？他早就描寫過：意識，即使在獨處時，已經與荒謬混合在一起，而且它從本源上就是非理性的。
他又怎麼會要求意識固守住自我呢，既然他認為意識完全在自我之外？斯多葛主義隻能是一個過渡。
它教我們如何無視外界而生活，而判斷，但它不能使我們擺脫外界。
蒙田的獨特之處也許在于：有關我們回歸世界的條件和動機，他談的很少，很少。
問題不在于要不顧一切地得到一個令人放心的結論，也不在于要最終忘掉前進路途上的發現。
确信來自懷疑。
更進一步說，懷疑将揭示它本身就是确信。
因此必須充分估量其廣度。
讓我們重複一遍：任何信仰都是一種狂熱，它使我們離開自我；一個人一旦信仰什麼，就必然停止思想，哲理是一種不下決心的決心，它注定要否定友誼、愛情和社會生活。
于是我們回歸到自我，然而我們在自我中看到的仍是一片混沌，而在這片混沌的盡頭是死亡&mdash&mdash一切混亂的标志。
人們可能以為，蒙田描寫的智者既然與世隔離，與他人隔離，不能像斯多葛式的智者那樣在自身以及自身與上帝的内在關系中找到解釋人世喜劇的途徑，那麼除了與在他體内還會瘋狂噴湧一段時間的生命作對話，他别無聯系；除了最空泛的嘲諷，他别無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