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我的幾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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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使當作人也是次等的人。
女人有所謂貞操，而男人無。
水浒為人抱不平，而沒有為女人抱不平。
這雖不足為水浒病，但是水浒對于欣賞其不平之鳴的讀者在影響上不能不打一點折扣。
第二部書該數《胡适文存》。
胡先生生在我們同一時代，長我十一歲，我們很容易忽略其偉大，其實他是我們這一代人在思想學術道德人品上最為傑出的一個。
我讀他的文存的時候，我尚在清華沒有卒業。
他影響我的地方有三： 一是他的明白清楚的白話文。
明白清楚并不是散文藝術的極緻，卻是一切散文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
他的文學改良刍議，現在看起來似嫌過簡，在當時是震聾發膭的巨著。
他的白話文學史的看法，他對于文學（尤其是詩）的藝術的觀念，現在看來都有問題。
例如他直到晚年還堅持的說律詩是“下流”的東西，骈四俪六當然更不在他眼裡。
這是他的偏頗的見解。
可是在五四前後，文章寫得像他那樣明白曉暢不枝不蔓的能有幾人？我早年寫作，都是以他的文字作為模仿的榜樣。
不過我的文字比較雜亂，不及他的純正。
二是他的思想方法。
胡先生起初倡導杜威的實驗主義，後來他就不彈此調。
胡先生有一句話，“不要被别人牽著鼻子走！”像是給人的當頭棒喝。
我從此不敢輕信人言。
别人說的話，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心目中不存有偶像。
胡先生曾為文批評時政，也曾為文對什麼主義質疑，他的幾位老朋友勸他不要發表，甚至要把已經發排的稿件擅自抽回，胡先生說：“上帝尚且可以批評，什麼人什麼事不可批評？”他的這種批評态度是可佩服的。
從大體上看，胡先生從不侈言革命，他還是一個“儒雅為業”的人，不過他對于往昔之不合理的禮教是不惜加以批評的。
曾有人家裡辦喪事，求胡先生“點主”，胡先生斷然拒絕，并且請他閱看《胡适文存》裡有關“點主”的一篇文章，其人讀了之後翕然誠服。
胡先生對于任何一件事都要尋根問底，不肯盲從。
他常說他有考據癖，其實也就是獨立思考的習慣。
三是他的認真嚴肅的态度。
胡先生說他一生沒寫過一篇不用心寫的文章，看他的文存就可以知道确是如此，無論多小的題目，甚至一封短劄，他也是像獅子搏兔似的全力以赴。
他在廬山偶然看到一個和尚的塔，他作了八千多字的考證。
他對于水經注所下的功夫是驚人的。
曾有人勸他移考證水經注的功夫去做更有意義的事，他說不，他說他這樣做是為了要把研究學問的方法傳給後人。
我對于水經注沒有興趣，胡先生的著作我沒有不曾讀過的，唯水經注是例外。
可是他治學為文之認真的态度，是我認為應該取法的。
有一次他對幾個朋友說，寫信一定要注明年、月、日，以便查考。
我們明知我們的函件将來沒有人會來研究考證，何必多此一舉？他說不，要養成這個習慣。
我接受他的看法，年、月、日都随時注明。
有人寫信謹注月日而無年分，我看了便覺得缺憾。
我譯莎士比亞，大家知道，是由于胡先生的倡導。
當初約定一年譯兩本，二十年完成，可是我拖了三十年。
胡先生一直關注這件工作，有一次他由台灣飛到美國，他随身攜帶在飛機上閱讀的書包括《亨利四世下篇》的譯本。
他對我說他要看看中譯的莎士比亞能否令人看得下去。
我告訴他，能否看得下去我不知道，不過我是認真翻譯的，沒有随意删略，沒敢潦草。
他說俟全集譯完之日為我舉行慶祝，可惜那時他已經不在了。
第三本書是白璧德的《盧梭與浪漫主義》。
白璧德（Irving Babbitt）是哈佛大學教授，是一位與時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義學者，我選過他的《英國十六世紀以後的文學批評》一課，覺得他很有見解，不但有我們前所未聞的見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見解背道而馳。
于是我對他發生了興趣。
我到書店把他的著作五種一古腦兒買回來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這一本《盧梭與浪漫主義》。
他畢生緻力于批判盧梭及其代表的浪漫主義，他針砭流行的偏頗的思想，總是歸根到盧梭的自然主義。
有一幅漫畫諷刺他，畫他匍匐地面揭開被單窺探床下有無盧梭藏在底下。
白璧德的思想主張，我在“學衡”雜志所刊吳宓、梅光迪幾位介紹文字中已略為知其一二，隻是《學衡》固執的使用文言，對于一般受了五四洗禮的青年很難引起共鳴。
我讀了他的書，上了他的課，突然感到他的見解平正通達而且切中時弊。
我平夙心中蘊結的一些浪漫情操幾為之一掃而空。
我開始省悟，五四以來的文藝思潮應該根據曆史的透視而加以重估。
我在學生時代寫的
女人有所謂貞操，而男人無。
水浒為人抱不平，而沒有為女人抱不平。
這雖不足為水浒病，但是水浒對于欣賞其不平之鳴的讀者在影響上不能不打一點折扣。
第二部書該數《胡适文存》。
胡先生生在我們同一時代，長我十一歲，我們很容易忽略其偉大，其實他是我們這一代人在思想學術道德人品上最為傑出的一個。
我讀他的文存的時候，我尚在清華沒有卒業。
他影響我的地方有三： 一是他的明白清楚的白話文。
明白清楚并不是散文藝術的極緻，卻是一切散文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
他的文學改良刍議，現在看起來似嫌過簡，在當時是震聾發膭的巨著。
他的白話文學史的看法，他對于文學（尤其是詩）的藝術的觀念，現在看來都有問題。
例如他直到晚年還堅持的說律詩是“下流”的東西，骈四俪六當然更不在他眼裡。
這是他的偏頗的見解。
可是在五四前後，文章寫得像他那樣明白曉暢不枝不蔓的能有幾人？我早年寫作，都是以他的文字作為模仿的榜樣。
不過我的文字比較雜亂，不及他的純正。
二是他的思想方法。
胡先生起初倡導杜威的實驗主義，後來他就不彈此調。
胡先生有一句話，“不要被别人牽著鼻子走！”像是給人的當頭棒喝。
我從此不敢輕信人言。
别人說的話，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心目中不存有偶像。
胡先生曾為文批評時政，也曾為文對什麼主義質疑，他的幾位老朋友勸他不要發表，甚至要把已經發排的稿件擅自抽回，胡先生說：“上帝尚且可以批評，什麼人什麼事不可批評？”他的這種批評态度是可佩服的。
從大體上看，胡先生從不侈言革命，他還是一個“儒雅為業”的人，不過他對于往昔之不合理的禮教是不惜加以批評的。
曾有人家裡辦喪事，求胡先生“點主”，胡先生斷然拒絕，并且請他閱看《胡适文存》裡有關“點主”的一篇文章，其人讀了之後翕然誠服。
胡先生對于任何一件事都要尋根問底，不肯盲從。
他常說他有考據癖，其實也就是獨立思考的習慣。
三是他的認真嚴肅的态度。
胡先生說他一生沒寫過一篇不用心寫的文章，看他的文存就可以知道确是如此，無論多小的題目，甚至一封短劄，他也是像獅子搏兔似的全力以赴。
他在廬山偶然看到一個和尚的塔，他作了八千多字的考證。
他對于水經注所下的功夫是驚人的。
曾有人勸他移考證水經注的功夫去做更有意義的事，他說不，他說他這樣做是為了要把研究學問的方法傳給後人。
我對于水經注沒有興趣，胡先生的著作我沒有不曾讀過的，唯水經注是例外。
可是他治學為文之認真的态度，是我認為應該取法的。
有一次他對幾個朋友說，寫信一定要注明年、月、日，以便查考。
我們明知我們的函件将來沒有人會來研究考證，何必多此一舉？他說不，要養成這個習慣。
我接受他的看法，年、月、日都随時注明。
有人寫信謹注月日而無年分，我看了便覺得缺憾。
我譯莎士比亞，大家知道，是由于胡先生的倡導。
當初約定一年譯兩本，二十年完成，可是我拖了三十年。
胡先生一直關注這件工作，有一次他由台灣飛到美國，他随身攜帶在飛機上閱讀的書包括《亨利四世下篇》的譯本。
他對我說他要看看中譯的莎士比亞能否令人看得下去。
我告訴他，能否看得下去我不知道，不過我是認真翻譯的，沒有随意删略，沒敢潦草。
他說俟全集譯完之日為我舉行慶祝，可惜那時他已經不在了。
第三本書是白璧德的《盧梭與浪漫主義》。
白璧德（Irving Babbitt）是哈佛大學教授，是一位與時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義學者，我選過他的《英國十六世紀以後的文學批評》一課，覺得他很有見解，不但有我們前所未聞的見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見解背道而馳。
于是我對他發生了興趣。
我到書店把他的著作五種一古腦兒買回來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這一本《盧梭與浪漫主義》。
他畢生緻力于批判盧梭及其代表的浪漫主義，他針砭流行的偏頗的思想，總是歸根到盧梭的自然主義。
有一幅漫畫諷刺他，畫他匍匐地面揭開被單窺探床下有無盧梭藏在底下。
白璧德的思想主張，我在“學衡”雜志所刊吳宓、梅光迪幾位介紹文字中已略為知其一二，隻是《學衡》固執的使用文言，對于一般受了五四洗禮的青年很難引起共鳴。
我讀了他的書，上了他的課，突然感到他的見解平正通達而且切中時弊。
我平夙心中蘊結的一些浪漫情操幾為之一掃而空。
我開始省悟，五四以來的文藝思潮應該根據曆史的透視而加以重估。
我在學生時代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