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從春秋到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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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民。
意思是晏嬰有民望，殺了他就得不到民心。
據近代中國的史學家範文瀾（1893—1909）考證，齊在吞并了萊夷的土地後，在漁業和鹽業上大獲其利。
此外，最初用來指代鐵的是“銕”字，一般認為這也是萊夷的地方産業。
而在讨伐萊夷中立有功績的晏氏先祖獲得了監管這些地方産業的職位。
如果是這樣，晏氏一族就可能掌握了漁業、鹽業、造鐵等團體。
崔杼所說的“民”，可以具體解釋為晏氏一族産業下的從業民。
人們開始察覺到集團的力量。
此前的集體是村落等生活性質的，後來産生的集體有了職業性質。
像史官們也有了自己的集體組織，這從崔杼的小故事裡就可以看到。
因為晏嬰是大規模産業集團的首領，所以，甚至是敢殺君主的崔杼也不敢動他。
提到職業集體化，我想說的是，孔子也帶領了這樣一個團體。
孔子的出身，按當時的觀念，是比晏嬰還要低很多的低層。
《史記·孔子世家》中也記有 ——孔子貧且賤。
著者史學家司馬遷所處的漢代，儒教已成為國教。
《史記》中天下之主為“本紀”，諸侯為“世家”，其他人為“列傳”。
既不是皇帝又不是諸侯的孔子，理應被列入“列傳”才對，然而司馬遷特别地設立《孔子世家》，這是崇高敬意的表達。
然而他對孔子的出身又絕無任何粉飾的舉動，這是繼承了賭命書寫崔杼弑君的齊國史官的傳統。
孔子幼時喪父，母親沒有告訴他墓在何處。
母親死後，他總算是從曾參加過葬禮的車夫母親那裡打聽到了父親的墓處，這才合葬了父母。
可能他的父母親并不是合法的夫妻。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如同《史記·孔子世家》中所述，孔子幼時玩過家家的時候就擺列俎豆等祭品，模仿葬禮和祭禮。
白川靜氏（1910—2006）推測孔子的母親可能屬于巫一類。
冠、婚、葬、祭的禮儀對這個時代的人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一生中隻有一次，所以人們希望能夠根據專家的指導來實施。
禮儀中一定要有音樂的伴奏。
孔子異乎尋常地重視禮樂，深信可以借此保持人類社會的秩序。
不妨視他為禮樂這一職業團體的掌門人。
而要指導禮樂，不會讀書寫字是不行的。
出身貧賤的孔子之所以能讀會寫，是因從事禮樂的職業而習得的。
他也是一邊教門人讀寫，一邊自己開始學習。
孔子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并不滿足成為區區一名禮樂的職業者，而是有自己的理念。
孔子把魯國國祖周公的追求當作是自己的理想。
周公把殷那樣誇張的神人雜居的世界分割成天上和人間，把世間變為人類的世間。
《尚書》中就記載了周公的理想，周代的禮樂也被認為是周公所定。
魯國現狀距離周公的理想相當遙遠。
周公的“禮”指的是秩序，而在魯國，君主之力衰弱，同族的三桓氏——季孫、叔孫、孟孫——壟斷了政治。
三桓最有實力的季孫氏則是臣下陽虎掌握了實權，這種下克上的現實與周公之禮不合。
孔子為君主權力的回歸和周公理想的實現，參與了實際的政治。
然而卻失敗了，他不得不離開魯國。
如前所述，孔子意識到社稷之上還有天下。
周公的理想不應局限于魯。
孔子的願望是通過更強大的晉或楚實施他的理想，把影響的範圍擴大到整個天下。
所以，被魯驅逐對他來說不算是傷筋動骨的挫折。
十四年間他在各地流浪，遊說諸侯。
而當時政治形勢很複雜，他甚至在陳、蔡等地差點遇害。
于是，孔子放棄了業已失敗的政治活動，回到了故鄉魯國，傾力于弟子的教育和整理編纂《尚書》、《詩經》等工作。
他的語錄《論語》是由弟子們收集整理的，這本著作揭示了他理念的中心是“仁”。
在解釋“仁”的時候，雖然弟子們說法各異，但這是人文主義。
怎樣以人的身份存在，這是儒家研究的問題。
如果以“仁”為中心來考量一個人，諸侯和實際當權者中會有不仁，無名庶人中也會有仁。
可能跟自己的出身有關系，孔子視人不以貧富貴賤為差别，他認為仁和不仁才是為人的衡量标準。
政治要由近仁之人主導，正是孔子的觀點，但這和他所說的秩序卻是相矛盾的。
他反對三桓的專橫，嘗試恢複君主權力就是以禮——即秩序為理念的，而不是以“仁”為标準。
不過，君主的權力恢複後，政治應由近仁之人來輔佐，這符合孔子的政治思想。
近仁之人要施行政治，就必須得到君主的信任，而并非源自血緣關系的信賴感，也是“仁”本身，是對帝王、諸侯最大的要求。
儒的“禮樂”和“仁”之間有對不上的部分，其中有理想和現實的尖銳對立，也有複古和進取的深刻矛盾。
圍繞着這些，孔子的思想逐漸伸張成為一個很大的體系。
孔子的思想在後世的中國是思想的主流，但在孔子的時代中則絕對不是。
從春秋直到戰國，人類思考的力量持續井噴，可以說孔子的“儒”是其中的先驅。
意思是晏嬰有民望，殺了他就得不到民心。
據近代中國的史學家範文瀾（1893—1909）考證，齊在吞并了萊夷的土地後，在漁業和鹽業上大獲其利。
此外，最初用來指代鐵的是“銕”字，一般認為這也是萊夷的地方産業。
而在讨伐萊夷中立有功績的晏氏先祖獲得了監管這些地方産業的職位。
如果是這樣，晏氏一族就可能掌握了漁業、鹽業、造鐵等團體。
崔杼所說的“民”，可以具體解釋為晏氏一族産業下的從業民。
人們開始察覺到集團的力量。
此前的集體是村落等生活性質的，後來産生的集體有了職業性質。
像史官們也有了自己的集體組織，這從崔杼的小故事裡就可以看到。
因為晏嬰是大規模産業集團的首領，所以，甚至是敢殺君主的崔杼也不敢動他。
提到職業集體化，我想說的是，孔子也帶領了這樣一個團體。
孔子的出身，按當時的觀念，是比晏嬰還要低很多的低層。
《史記·孔子世家》中也記有 ——孔子貧且賤。
著者史學家司馬遷所處的漢代，儒教已成為國教。
《史記》中天下之主為“本紀”，諸侯為“世家”，其他人為“列傳”。
既不是皇帝又不是諸侯的孔子，理應被列入“列傳”才對，然而司馬遷特别地設立《孔子世家》，這是崇高敬意的表達。
然而他對孔子的出身又絕無任何粉飾的舉動，這是繼承了賭命書寫崔杼弑君的齊國史官的傳統。
孔子幼時喪父，母親沒有告訴他墓在何處。
母親死後，他總算是從曾參加過葬禮的車夫母親那裡打聽到了父親的墓處，這才合葬了父母。
可能他的父母親并不是合法的夫妻。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如同《史記·孔子世家》中所述，孔子幼時玩過家家的時候就擺列俎豆等祭品，模仿葬禮和祭禮。
白川靜氏（1910—2006）推測孔子的母親可能屬于巫一類。
冠、婚、葬、祭的禮儀對這個時代的人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一生中隻有一次，所以人們希望能夠根據專家的指導來實施。
禮儀中一定要有音樂的伴奏。
孔子異乎尋常地重視禮樂，深信可以借此保持人類社會的秩序。
不妨視他為禮樂這一職業團體的掌門人。
而要指導禮樂，不會讀書寫字是不行的。
出身貧賤的孔子之所以能讀會寫，是因從事禮樂的職業而習得的。
他也是一邊教門人讀寫，一邊自己開始學習。
孔子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并不滿足成為區區一名禮樂的職業者，而是有自己的理念。
孔子把魯國國祖周公的追求當作是自己的理想。
周公把殷那樣誇張的神人雜居的世界分割成天上和人間，把世間變為人類的世間。
《
魯國現狀距離周公的理想相當遙遠。
周公的“禮”指的是秩序，而在魯國，君主之力衰弱，同族的三桓氏——季孫、叔孫、孟孫——壟斷了政治。
三桓最有實力的季孫氏則是臣下陽虎掌握了實權，這種下克上的現實與周公之禮不合。
孔子為君主權力的回歸和周公理想的實現，參與了實際的政治。
然而卻失敗了，他不得不離開魯國。
如前所述，孔子意識到社稷之上還有天下。
周公的理想不應局限于魯。
孔子的願望是通過更強大的晉或楚實施他的理想，把影響的範圍擴大到整個天下。
所以，被魯驅逐對他來說不算是傷筋動骨的挫折。
十四年間他在各地流浪，遊說諸侯。
而當時政治形勢很複雜，他甚至在陳、蔡等地差點遇害。
于是，孔子放棄了業已失敗的政治活動，回到了故鄉魯國，傾力于弟子的教育和整理編纂《尚書》、《詩經》等工作。
他的語錄《
在解釋“仁”的時候，雖然弟子們說法各異，但這是人文主義。
怎樣以人的身份存在，這是儒家研究的問題。
如果以“仁”為中心來考量一個人，諸侯和實際當權者中會有不仁，無名庶人中也會有仁。
可能跟自己的出身有關系，孔子視人不以貧富貴賤為差别，他認為仁和不仁才是為人的衡量标準。
政治要由近仁之人主導，正是孔子的觀點，但這和他所說的秩序卻是相矛盾的。
他反對三桓的專橫，嘗試恢複君主權力就是以禮——即秩序為理念的，而不是以“仁”為标準。
不過，君主的權力恢複後，政治應由近仁之人來輔佐，這符合孔子的政治思想。
近仁之人要施行政治，就必須得到君主的信任，而并非源自血緣關系的信賴感，也是“仁”本身，是對帝王、諸侯最大的要求。
儒的“禮樂”和“仁”之間有對不上的部分，其中有理想和現實的尖銳對立，也有複古和進取的深刻矛盾。
圍繞着這些，孔子的思想逐漸伸張成為一個很大的體系。
孔子的思想在後世的中國是思想的主流，但在孔子的時代中則絕對不是。
從春秋直到戰國，人類思考的力量持續井噴，可以說孔子的“儒”是其中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