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應該”之暴行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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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我們主要讨論了神經症患者是如何實現與外部世界有關的理想化自我的：通過取得各種成就，通過追求成功、權力或勝利。
神經症要求也涉及患者自身之外的世界：他竭力堅稱自己擁有特殊的權利，他的獨特性使得他随時随地能以他所能采取的方式享受特權。
他覺得自己有權利超越各種必然性和法則，這種感覺使他得以生活在一個虛構的世界裡，仿佛他真的超越了這些必然性和法則似的。
無論何時，隻要他察覺到自己實現不了理想化自我，他的神經症要求就會使他将&ldquo失敗&rdquo歸咎于那些外在的因素。
接下來，我們将讨論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方面的一些問題，在第一章，我們曾簡要提到過自我實現，不過當時關注的焦點是個體内部。
皮格馬利翁（Pygmalion）曾試圖創造另一個人來實現其美的概念，但與皮格馬利翁不同，神經症患者努力按照自己的設計将自己塑造成一個至高無上的存在。
在自己的靈魂面前，他堅稱自己的形象是完美的。
他還在無意識中告訴自己：&ldquo忘掉你實際上是一個可恥的家夥，這才是你應該成為的樣子，成為這種理想化自我才是最為重要的事情。
你應該能夠忍受一切事情，65理解一切事情，喜歡每一個人，且始終保持富有成效的狀态。
&rdquo&mdash&mdash這些内心指令有很多，這裡僅提及少數幾個。
由于這些指令鐵面無情，因此，我稱它們為&ldquo&lsquo應該&rsquo之暴行&rdquo。
這些内心的指令通常包括神經症患者應該能夠做的、應該能夠成為的、應該能夠感受到的、應該能夠知道的一切&mdash&mdash以及一切關于他不應該怎麼做、不應該做什麼的禁忌。
為了做一簡要概述，我将先列舉一些與上下文沒有關聯的内心指令的例子。
（更為詳細的例子将在下文我們讨論應該的特征時再列舉。
） 他應該是最為誠實、最慷慨大方、最體貼入微、最有正義感、最有尊嚴、最為勇敢、最大公無私的人。
他應該是完美的情人、丈夫、教師。
他應該能夠忍受一切事情，應該喜歡每一個人，應該愛他的父母、妻子和國家；或者，他不應該依附于任何事物或任何人，他不應該在乎任何事情，他應該永遠都不會感覺受到傷害，他應該總是安詳而甯靜。
他應該一直享受生活；或者，他應該超越一切快樂和享受。
他應該是自主的，他應該總能控制自己的情感。
他應該能夠知道、理解、預見一切事情。
他應該能夠立刻解決他自己以及他人遇到的每一個問題。
他應該一遇到困難就能立刻解決。
他應該永遠都不會感到疲憊或生病。
他應該随時能夠找到一份工作。
他應該能夠在一個小時内完成兩三個小時才能做完的事情。
這裡的概述大緻表明了内心指令的範圍，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即這些對自我的要求雖然可以理解，但太過困難和嚴格。
如果我們告訴一個患者，他對自己的期望太多了，他常常會毫不猶豫地承認這一點，他甚至可能早就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
通常情況下，他會或隐晦或明确地補充說，對自己期望多一點總比對自己期望少要好。
但是，說他對自己的要求太高并不能揭示内心指令的特征。
隻要進行更進一步的考察，這些特征就會清楚地顯現出來。
它們是重疊的，因為它們都是來源于一個人覺得要成為其理想化自我的必要性，來源于其相信自己能實現其理想化自我的信念。
首先給我們留下印象的是它們都無視可行性（disregardforfeasibility）66，在追求自我實現的所有驅力中都表現出了這一點。
這些要求中有許多都是人類無法實現的。
它們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盡管患者本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不過，一旦他的期望暴露在批判性思維的亮光下，他就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但是，這樣一種理性的認識即使能改變什麼的話，通常也不會改變太多。
舉例來說，一個醫生可能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在九個小時的工作和廣泛的社交生活之外，他不可能再進行深入的科研工作了；但在他減少一兩項活動的嘗試失敗後，他又回到了原來的生活。
他的要求是對他來說不應該有時間和精力上的限制，這些要求比理性更為強烈。
或者，再舉一個更為微妙的例子。
在一次分析面詢的過程中，有位患者非常沮喪。
她曾與一位朋友談論這位朋友的婚姻問題，其婚姻問題極為複雜。
我的這位患者隻是在社交場合中見過這位朋友的丈夫。
然而，盡管她已經接受了好幾年的精神分析，而且對于兩個想更好地認識對方的人之間的關系中所涉及的心理複雜性已有足夠多的理解，但她還是覺得她本應該告訴她的朋友其婚姻是不是穩固。
我告訴她，她期待自己做到的某些事情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我向她指出，一個人在開始更為清楚地了解在某個具體情境中起作用的各種因素之前，必須先澄清許多問題。
結果，我向她指出的那些困難中，大多數她早已意識到了。
但是，她依然覺得，她應該具有可以洞悉一切的第六感。
對自我的其他要求從本質上說可能并非荒誕不切實際，但卻完全無視了實現這些要求的條件。
因此，很多患者都因為覺得自己非常聰明，從而希望立刻完成他們的精神分析。
但是，精神分析的進展與聰不聰明沒什麼關系。
事實上，這些患者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可能會阻礙分析的進展。
而真正重要的是在患者身上起作用的情感力量，是患者正直坦率的能力和為自己承擔責任的能力。
這種想輕易取得成功的期望不僅在整個分析過程中起作用，而且也同樣在個體獲得洞見的過程中起作用。
例如，承認自己的一67些神經症要求對他們來說就好像是要把他們徹底推翻一樣。
因此需要耐心的工作。
隻要患者覺得自己情感上必須擁有它們這一點不改變，這些要求就會持續下去&mdash&mdash所有這一切都被他們忽視了。
他們相信，他們的聰明才智應該是一種至高無上的驅動力。
自然，這樣一來，他們随後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失望和沮喪。
同樣，一位教師可能會期望，因為她擁有長期的教學經驗，因此，寫一篇有關教學法的文章對她來說應該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如果她才思枯竭無從下筆，那她就會對自己感到非常厭惡。
她忽視或抛棄了這樣一些與此相關的問題，如：她有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寫？她有沒有一些教學經驗可以提煉為有用的思想？而且，即使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要構思和表達出這些思想，把它們寫成一篇文章也仍然隻是一件平凡的工作。
這些内心指令就像一個極權國家的政治暴行一樣，完全無視個體自身的心理狀況&mdash&mdash無視他當前所感受到的或所做的一切。
例如，在那些常見的&ldquo應該&rdquo中，有一個&ldquo應該&rdquo是個體永遠都不應該受到傷害。
作為一種絕對的狀況（&ldquo永遠都不&rdquo［never］這個詞就暗含了這一點），任何人都将發現這種狀況很難達成。
曾經或者現在，有多少人要保證自己的安全，保證自己的安甯，以至于從來都不會感覺受到傷害？這充其量隻是我們努力追求的一種理想狀态。
認真對待這樣一個計劃，必定意味着要積極而又耐心地解決我們無意識中的防禦要求，解決我們虛僞的自負&mdash&mdash或者，簡言之，解決我們人格中使得我們脆弱不堪的每一種因素。
但是，那個覺得自己永遠都不應該受到傷害的人，其内心通常沒有如此具體的計劃。
他隻是簡單地向自己發出一個絕對的命令：否認或無視他身上存在脆弱一面的事實。
下面，我們來考慮一下另一種需求：我應該總能理解他人、同情他人、幫助他人。
我應該能夠感化一名罪犯的心。
同樣，這也不完全不切實際。
有極少數的人就擁有這種精神力量，如維克多·雨果（VictorHugo）《悲慘世界》（LesMiserables）中的主教。
我曾有一名患者，在她看來，主教的形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征。
她覺得她應該像主教一樣。
68但在這個時候，她并不具備像主教對待罪犯那樣的态度或品質。
她有時候會表現出慷慨仁慈的行為，因為她覺得她應該慷慨仁慈，但她并沒有感受到慷慨仁慈。
事實上，她對于任何人都不能感受到太多的東西。
她經常感到害怕，唯恐他人利用她。
無論什麼時候，隻要她找不到一篇文章，她就會認為被别人偷了。
由于意識不到這一點，她的神經症使得她總是以自我為中心，一心隻想着自己的利益&mdash&mdash而這一切都被掩蓋在了表面上的強迫性謙卑和善良之下。
那個時候，她願意看到自己身上的困難并緻力于解決這些困難嗎？當然不願意。
這裡同樣也是一個盲目發布命令的問題，盲目發布命令隻會導緻自我欺騙和不公平的自我批評。
在試圖解釋各種&ldquo應該&rdquo所具有的讓人感到驚異的盲目性時，我們不得不再一次略去許多不太重要的内容。
不過，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們的出發點是追求榮譽，它們的功能是使個體成為其理想化自我：它們發揮功能的前提是，對個體來說沒有什麼事情是應該的，或者說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便無須在邏輯上考察其存在的條件。
當這些需求指向過去時，這一傾向最為明顯。
就神經症患者的童年而言，它不僅對于闡釋其神經症發展的各種影響因素來說非常重要，而且對于認識他當前對過去所經曆的各種逆境的态度也很重要。
這些與他人對待他的态度是好還是不好沒有多大關系，而是由他當前的需要決定的。
例如，如果他發展出了追求所有甜蜜和光明的一般需要，那麼，他就會使他的童年籠罩上一層金色的薄霧。
如果他
神經症要求也涉及患者自身之外的世界：他竭力堅稱自己擁有特殊的權利，他的獨特性使得他随時随地能以他所能采取的方式享受特權。
他覺得自己有權利超越各種必然性和法則，這種感覺使他得以生活在一個虛構的世界裡，仿佛他真的超越了這些必然性和法則似的。
無論何時，隻要他察覺到自己實現不了理想化自我，他的神經症要求就會使他将&ldquo失敗&rdquo歸咎于那些外在的因素。
接下來，我們将讨論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方面的一些問題，在第一章，我們曾簡要提到過自我實現，不過當時關注的焦點是個體内部。
皮格馬利翁（Pygmalion）曾試圖創造另一個人來實現其美的概念，但與皮格馬利翁不同，神經症患者努力按照自己的設計将自己塑造成一個至高無上的存在。
在自己的靈魂面前，他堅稱自己的形象是完美的。
他還在無意識中告訴自己：&ldquo忘掉你實際上是一個可恥的家夥，這才是你應該成為的樣子，成為這種理想化自我才是最為重要的事情。
你應該能夠忍受一切事情，65理解一切事情，喜歡每一個人，且始終保持富有成效的狀态。
&rdquo&mdash&mdash這些内心指令有很多，這裡僅提及少數幾個。
由于這些指令鐵面無情，因此，我稱它們為&ldquo&lsquo應該&rsquo之暴行&rdquo。
這些内心的指令通常包括神經症患者應該能夠做的、應該能夠成為的、應該能夠感受到的、應該能夠知道的一切&mdash&mdash以及一切關于他不應該怎麼做、不應該做什麼的禁忌。
為了做一簡要概述，我将先列舉一些與上下文沒有關聯的内心指令的例子。
（更為詳細的例子将在下文我們讨論應該的特征時再列舉。
） 他應該是最為誠實、最慷慨大方、最體貼入微、最有正義感、最有尊嚴、最為勇敢、最大公無私的人。
他應該是完美的情人、丈夫、教師。
他應該能夠忍受一切事情，應該喜歡每一個人，應該愛他的父母、妻子和國家；或者，他不應該依附于任何事物或任何人，他不應該在乎任何事情，他應該永遠都不會感覺受到傷害，他應該總是安詳而甯靜。
他應該一直享受生活；或者，他應該超越一切快樂和享受。
他應該是自主的，他應該總能控制自己的情感。
他應該能夠知道、理解、預見一切事情。
他應該能夠立刻解決他自己以及他人遇到的每一個問題。
他應該一遇到困難就能立刻解決。
他應該永遠都不會感到疲憊或生病。
他應該随時能夠找到一份工作。
他應該能夠在一個小時内完成兩三個小時才能做完的事情。
這裡的概述大緻表明了内心指令的範圍，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即這些對自我的要求雖然可以理解，但太過困難和嚴格。
如果我們告訴一個患者，他對自己的期望太多了，他常常會毫不猶豫地承認這一點，他甚至可能早就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
通常情況下，他會或隐晦或明确地補充說，對自己期望多一點總比對自己期望少要好。
但是，說他對自己的要求太高并不能揭示内心指令的特征。
隻要進行更進一步的考察，這些特征就會清楚地顯現出來。
它們是重疊的，因為它們都是來源于一個人覺得要成為其理想化自我的必要性，來源于其相信自己能實現其理想化自我的信念。
首先給我們留下印象的是它們都無視可行性（disregardforfeasibility）66，在追求自我實現的所有驅力中都表現出了這一點。
這些要求中有許多都是人類無法實現的。
它們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盡管患者本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不過，一旦他的期望暴露在批判性思維的亮光下，他就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但是，這樣一種理性的認識即使能改變什麼的話，通常也不會改變太多。
舉例來說，一個醫生可能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在九個小時的工作和廣泛的社交生活之外，他不可能再進行深入的科研工作了；但在他減少一兩項活動的嘗試失敗後，他又回到了原來的生活。
他的要求是對他來說不應該有時間和精力上的限制，這些要求比理性更為強烈。
或者，再舉一個更為微妙的例子。
在一次分析面詢的過程中，有位患者非常沮喪。
她曾與一位朋友談論這位朋友的婚姻問題，其婚姻問題極為複雜。
我的這位患者隻是在社交場合中見過這位朋友的丈夫。
然而，盡管她已經接受了好幾年的精神分析，而且對于兩個想更好地認識對方的人之間的關系中所涉及的心理複雜性已有足夠多的理解，但她還是覺得她本應該告訴她的朋友其婚姻是不是穩固。
我告訴她，她期待自己做到的某些事情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我向她指出，一個人在開始更為清楚地了解在某個具體情境中起作用的各種因素之前，必須先澄清許多問題。
結果，我向她指出的那些困難中，大多數她早已意識到了。
但是，她依然覺得，她應該具有可以洞悉一切的第六感。
對自我的其他要求從本質上說可能并非荒誕不切實際，但卻完全無視了實現這些要求的條件。
因此，很多患者都因為覺得自己非常聰明，從而希望立刻完成他們的精神分析。
但是，精神分析的進展與聰不聰明沒什麼關系。
事實上，這些患者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可能會阻礙分析的進展。
而真正重要的是在患者身上起作用的情感力量，是患者正直坦率的能力和為自己承擔責任的能力。
這種想輕易取得成功的期望不僅在整個分析過程中起作用，而且也同樣在個體獲得洞見的過程中起作用。
例如，承認自己的一67些神經症要求對他們來說就好像是要把他們徹底推翻一樣。
因此需要耐心的工作。
隻要患者覺得自己情感上必須擁有它們這一點不改變，這些要求就會持續下去&mdash&mdash所有這一切都被他們忽視了。
他們相信，他們的聰明才智應該是一種至高無上的驅動力。
自然，這樣一來，他們随後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失望和沮喪。
同樣，一位教師可能會期望，因為她擁有長期的教學經驗，因此，寫一篇有關教學法的文章對她來說應該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如果她才思枯竭無從下筆，那她就會對自己感到非常厭惡。
她忽視或抛棄了這樣一些與此相關的問題，如：她有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寫？她有沒有一些教學經驗可以提煉為有用的思想？而且，即使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要構思和表達出這些思想，把它們寫成一篇文章也仍然隻是一件平凡的工作。
這些内心指令就像一個極權國家的政治暴行一樣，完全無視個體自身的心理狀況&mdash&mdash無視他當前所感受到的或所做的一切。
例如，在那些常見的&ldquo應該&rdquo中，有一個&ldquo應該&rdquo是個體永遠都不應該受到傷害。
作為一種絕對的狀況（&ldquo永遠都不&rdquo［never］這個詞就暗含了這一點），任何人都将發現這種狀況很難達成。
曾經或者現在，有多少人要保證自己的安全，保證自己的安甯，以至于從來都不會感覺受到傷害？這充其量隻是我們努力追求的一種理想狀态。
認真對待這樣一個計劃，必定意味着要積極而又耐心地解決我們無意識中的防禦要求，解決我們虛僞的自負&mdash&mdash或者，簡言之，解決我們人格中使得我們脆弱不堪的每一種因素。
但是，那個覺得自己永遠都不應該受到傷害的人，其内心通常沒有如此具體的計劃。
他隻是簡單地向自己發出一個絕對的命令：否認或無視他身上存在脆弱一面的事實。
下面，我們來考慮一下另一種需求：我應該總能理解他人、同情他人、幫助他人。
我應該能夠感化一名罪犯的心。
同樣，這也不完全不切實際。
有極少數的人就擁有這種精神力量，如維克多·雨果（VictorHugo）《悲慘世界》（LesMiserables）中的主教。
我曾有一名患者，在她看來，主教的形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征。
她覺得她應該像主教一樣。
68但在這個時候，她并不具備像主教對待罪犯那樣的态度或品質。
她有時候會表現出慷慨仁慈的行為，因為她覺得她應該慷慨仁慈，但她并沒有感受到慷慨仁慈。
事實上，她對于任何人都不能感受到太多的東西。
她經常感到害怕，唯恐他人利用她。
無論什麼時候，隻要她找不到一篇文章，她就會認為被别人偷了。
由于意識不到這一點，她的神經症使得她總是以自我為中心，一心隻想着自己的利益&mdash&mdash而這一切都被掩蓋在了表面上的強迫性謙卑和善良之下。
那個時候，她願意看到自己身上的困難并緻力于解決這些困難嗎？當然不願意。
這裡同樣也是一個盲目發布命令的問題，盲目發布命令隻會導緻自我欺騙和不公平的自我批評。
在試圖解釋各種&ldquo應該&rdquo所具有的讓人感到驚異的盲目性時，我們不得不再一次略去許多不太重要的内容。
不過，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們的出發點是追求榮譽，它們的功能是使個體成為其理想化自我：它們發揮功能的前提是，對個體來說沒有什麼事情是應該的，或者說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便無須在邏輯上考察其存在的條件。
當這些需求指向過去時，這一傾向最為明顯。
就神經症患者的童年而言，它不僅對于闡釋其神經症發展的各種影響因素來說非常重要，而且對于認識他當前對過去所經曆的各種逆境的态度也很重要。
這些與他人對待他的态度是好還是不好沒有多大關系，而是由他當前的需要決定的。
例如，如果他發展出了追求所有甜蜜和光明的一般需要，那麼，他就會使他的童年籠罩上一層金色的薄霧。
如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