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人際關系中的神經症障礙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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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ip&hellip都代表了一次勝過心懷敵意之惡魔的崇高勝利，而且把那個引誘者永遠地排除在了我們狹窄的生活、自然界以及造物主之外&rdquo。
這裡要提到的第三個可能性也是最後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在現實生活中過于強調愛和性。
這樣一來，愛和性便成了生活的主要價值所在，并因此而得到了美化。
在這裡，我們可以将愛大緻分為征服的愛（conqueringlove）與屈服的愛（surrenderinglove）。
從邏輯上看，後者往往源于自謙型解決方法，這在有關自謙型解決方法的章節中已有過描述。
前者主要出現在自戀型個體身上，如果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他的控制驅力主要集中在愛情上的話。
這樣一來，他的自負就會投注在成為理想的、讓人不可抗拒的愛人之上。
那些容易得到的女人對他來說沒有吸引力。
他必須通過征服那些由于各種原因而難以得到的女人，來證明自己的控制地位。
征服可能表現為要求性行為的完美，306也可能表現為他旨在成為情感上完全屈服的人。
一旦這些目标得以實現，他的興趣就會減退。
我不确定這濃縮成寥寥數頁的簡要陳述是否說清了内心過程對人際關系之影響的程度和強度。
認識到了它的全部影響之後，我們就必須修正人們心中通常懷有的某些期望，即認為良好的人際關系能對神經症患者産生有利的影響&mdash&mdash或者，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說，能對一個人的發展産生有利的影響。
這些期望包括：預期環境、婚姻、性生活的改變或者參加任何形式的集體活動（社區活動、宗教活動、職業團體活動）能夠幫助個體克服其神經症問題。
在分析治療中，此種期望往往表現為這樣一種信念：認為治療的主要因素在于患者能否與分析學家建立一種良好關系，即在這種關系中，不存在那些在他童年時期傷害過他的因素。
[4]這種信念源于某些分析學家所持的前提假設，即認為神經症主要是而且始終都是一種人際關系方面的障礙，因此可以通過建立一種良好的人際關系來治愈。
所提到的其他期望并不完全基于這個前提假設，而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mdash&mdash其本身是正确的&mdash&mdash人際關系是我們所有人生活中的一個關鍵因素。
所有這些期望對兒童和青少年來說都是合理的。
即使他可能會表現出浮誇自大、要求獲得特權、容易産生受辱感等明顯迹象，他也能極其靈活地對有利的人際環境做出反應。
這種環境可能會緩解他的焦慮和敵意，會讓他更信任他人，甚至可以扭轉那些使他在神經症中越陷越深的惡性循環。
307當然，根據個體所患障礙的程度以及良好人際關系影響的持續時間、性質、強度，我們必須加上&ldquo或多或少&rdquo的限制。
隻要自負系統及其後果不那麼根深蒂固，或者&mdash&mdash用積極的話來說&mdash&mdash隻要自我實現的想法（不管個體稱之為何）依然具有某種意義和效力，那種有利于個體内心成長的影響就也會發生在成年人身上。
例如，我們經常看到，夫妻中如果有一方接受了分析而且日益好轉，那麼，另一方也會大步向前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有好幾個因素在發生作用。
接受分析的一方通常會談論自己所獲得的洞見，另一方則可能會吸取其中某些對他自己有價值的信息。
當親眼看到自己确實有可能改變時，他就會受到鼓勵去做一些對自己有利的事情。
而且，當看到有可能建立更加良好的關系時，他就有了克服自身問題的動力。
當神經症患者與相對健康的個體保持親密且持久的關系時，即使不接受分析，他也可能發生同樣的改變。
在這裡，同樣有多種因素可能會促進他的成長：其價值觀的重新調整，歸屬感與被接受感，因外化減少而有可能面對他自身的問題，接受嚴肅而富有建設性的批評并有可能從中獲益，等等。
但是，這些可能性比我們通常所認為的要小得多。
假定一位分析學家的經驗僅限于他所看到的病例，而在這些病例中，這樣的希望并沒有實現，那麼，依據理論，我敢說，這樣的機會太有限，不能盲目相信他們身上存在這種可能性。
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個固定采用某種特定方法解決其内心沖突的人，在與他人建立某種關系時往往帶有他僵化的要求和&ldquo應該&rdquo、他特有的自以為是和脆弱、他的自我憎恨和外化，以及他想要獲得控制、屈服或自由的需要。
因此，這種關系不是雙方能夠彼此愉悅、共同成長的媒介，而成了一種滿足其自身神經症需要的手段。
308這樣一種關系對神經症患者的影響主要是減輕或增加其内心緊張，這取決于這種關系是滿足還是沒有滿足他的需要。
例如，一個擴張型個體在處于支配地位或被一群崇拜者包圍時，可能感覺會更好，而且生活得更好。
而自謙型個體則在不那麼孤立且覺得自己被他人所需要時，可能會繁榮發展。
任何了解神經症痛苦的人肯定都清楚這種改善所具有的主觀價值。
但是，這些改善并不一定就表明個體獲得了内心成長。
通常情況下，它們僅僅表明：在合适的人際環境中，即使個體的神經症沒有發生任何改變，他也會覺得相對輕松。
這種觀點也适用于基于機構、經濟狀況及政體形式的變化而産生的期望（這是一種與個人關聯不大的期望）。
當然，一種極權政體能夠成功地阻止個體的成長，而且就其本質而言，它必定旨在阻止個體的成長。
而且毫無疑問，隻有那種能夠給予衆多個體盡可能多的自由去追求其自我實現的政體，才值得為之奮鬥。
但是，即使外部環境發生了最為理想的改變，它們本身也不能讓個體獲得成長。
它們隻能給個體提供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
所有這些期望中所涉及的錯誤并不在于高估了人際關系的重要性，而在于低估了内心因素的力量。
人際關系雖然很重要，但它也無力根除一個泯滅了其真實自我的人身上根深蒂固的自負系統。
在這個關鍵問題上，自負系統再一次被證明是我們成長的敵人。
自我實現并不隻是（或者甚至并不主要是）旨在發展一個人的特殊天賦。
這一過程的核心是一個個體作為人的潛能的逐漸發展。
因此，它涉及&mdash&mdash在其中心位置&mdash&mdash個體建立良好人際關系的能力的發展。
*** 注釋： [1]參見本書第五章有關自我輕視的讨論。
[2]參見本書第一章。
[3]英國哲學家約翰·麥克默裡（JohnMacmurray）在他的《理智與情感》（ReasonandEmotion,FaberandFaberLtd.,London,1935）一書中，從性道德的視角出發探讨了這個問題，他提出，情感的忠誠是衡量性關系價值的标準。
[4]JanetM.Rioch,TheTransferencePhenomenoninPsychoanalyticTherapy,Psychiatry,1945.&ldquo在治療過程中，患者會發現以前受到壓抑的那部分自我，這對于治療極有幫助。
患者隻有通過與分析學家建立起一種适于這種重新發現的關系，才能發現這部分自我。
&hellip&hellip在分析學家與患者之間的個人關系中，現實慢慢地&lsquo不再被歪曲&rsquo，自我也重新被發現。
&rdquo
這裡要提到的第三個可能性也是最後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在現實生活中過于強調愛和性。
這樣一來，愛和性便成了生活的主要價值所在，并因此而得到了美化。
在這裡，我們可以将愛大緻分為征服的愛（conqueringlove）與屈服的愛（surrenderinglove）。
從邏輯上看，後者往往源于自謙型解決方法，這在有關自謙型解決方法的章節中已有過描述。
前者主要出現在自戀型個體身上，如果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他的控制驅力主要集中在愛情上的話。
這樣一來，他的自負就會投注在成為理想的、讓人不可抗拒的愛人之上。
那些容易得到的女人對他來說沒有吸引力。
他必須通過征服那些由于各種原因而難以得到的女人，來證明自己的控制地位。
征服可能表現為要求性行為的完美，306也可能表現為他旨在成為情感上完全屈服的人。
一旦這些目标得以實現，他的興趣就會減退。
我不确定這濃縮成寥寥數頁的簡要陳述是否說清了内心過程對人際關系之影響的程度和強度。
認識到了它的全部影響之後，我們就必須修正人們心中通常懷有的某些期望，即認為良好的人際關系能對神經症患者産生有利的影響&mdash&mdash或者，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說，能對一個人的發展産生有利的影響。
這些期望包括：預期環境、婚姻、性生活的改變或者參加任何形式的集體活動（社區活動、宗教活動、職業團體活動）能夠幫助個體克服其神經症問題。
在分析治療中，此種期望往往表現為這樣一種信念：認為治療的主要因素在于患者能否與分析學家建立一種良好關系，即在這種關系中，不存在那些在他童年時期傷害過他的因素。
[4]這種信念源于某些分析學家所持的前提假設，即認為神經症主要是而且始終都是一種人際關系方面的障礙，因此可以通過建立一種良好的人際關系來治愈。
所提到的其他期望并不完全基于這個前提假設，而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mdash&mdash其本身是正确的&mdash&mdash人際關系是我們所有人生活中的一個關鍵因素。
所有這些期望對兒童和青少年來說都是合理的。
即使他可能會表現出浮誇自大、要求獲得特權、容易産生受辱感等明顯迹象，他也能極其靈活地對有利的人際環境做出反應。
這種環境可能會緩解他的焦慮和敵意，會讓他更信任他人，甚至可以扭轉那些使他在神經症中越陷越深的惡性循環。
307當然，根據個體所患障礙的程度以及良好人際關系影響的持續時間、性質、強度，我們必須加上&ldquo或多或少&rdquo的限制。
隻要自負系統及其後果不那麼根深蒂固，或者&mdash&mdash用積極的話來說&mdash&mdash隻要自我實現的想法（不管個體稱之為何）依然具有某種意義和效力，那種有利于個體内心成長的影響就也會發生在成年人身上。
例如，我們經常看到，夫妻中如果有一方接受了分析而且日益好轉，那麼，另一方也會大步向前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有好幾個因素在發生作用。
接受分析的一方通常會談論自己所獲得的洞見，另一方則可能會吸取其中某些對他自己有價值的信息。
當親眼看到自己确實有可能改變時，他就會受到鼓勵去做一些對自己有利的事情。
而且，當看到有可能建立更加良好的關系時，他就有了克服自身問題的動力。
當神經症患者與相對健康的個體保持親密且持久的關系時，即使不接受分析，他也可能發生同樣的改變。
在這裡，同樣有多種因素可能會促進他的成長：其價值觀的重新調整，歸屬感與被接受感，因外化減少而有可能面對他自身的問題，接受嚴肅而富有建設性的批評并有可能從中獲益，等等。
但是，這些可能性比我們通常所認為的要小得多。
假定一位分析學家的經驗僅限于他所看到的病例，而在這些病例中，這樣的希望并沒有實現，那麼，依據理論，我敢說，這樣的機會太有限，不能盲目相信他們身上存在這種可能性。
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個固定采用某種特定方法解決其内心沖突的人，在與他人建立某種關系時往往帶有他僵化的要求和&ldquo應該&rdquo、他特有的自以為是和脆弱、他的自我憎恨和外化，以及他想要獲得控制、屈服或自由的需要。
因此，這種關系不是雙方能夠彼此愉悅、共同成長的媒介，而成了一種滿足其自身神經症需要的手段。
308這樣一種關系對神經症患者的影響主要是減輕或增加其内心緊張，這取決于這種關系是滿足還是沒有滿足他的需要。
例如，一個擴張型個體在處于支配地位或被一群崇拜者包圍時，可能感覺會更好，而且生活得更好。
而自謙型個體則在不那麼孤立且覺得自己被他人所需要時，可能會繁榮發展。
任何了解神經症痛苦的人肯定都清楚這種改善所具有的主觀價值。
但是，這些改善并不一定就表明個體獲得了内心成長。
通常情況下，它們僅僅表明：在合适的人際環境中，即使個體的神經症沒有發生任何改變，他也會覺得相對輕松。
這種觀點也适用于基于機構、經濟狀況及政體形式的變化而産生的期望（這是一種與個人關聯不大的期望）。
當然，一種極權政體能夠成功地阻止個體的成長，而且就其本質而言，它必定旨在阻止個體的成長。
而且毫無疑問，隻有那種能夠給予衆多個體盡可能多的自由去追求其自我實現的政體，才值得為之奮鬥。
但是，即使外部環境發生了最為理想的改變，它們本身也不能讓個體獲得成長。
它們隻能給個體提供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
所有這些期望中所涉及的錯誤并不在于高估了人際關系的重要性，而在于低估了内心因素的力量。
人際關系雖然很重要，但它也無力根除一個泯滅了其真實自我的人身上根深蒂固的自負系統。
在這個關鍵問題上，自負系統再一次被證明是我們成長的敵人。
自我實現并不隻是（或者甚至并不主要是）旨在發展一個人的特殊天賦。
這一過程的核心是一個個體作為人的潛能的逐漸發展。
因此，它涉及&mdash&mdash在其中心位置&mdash&mdash個體建立良好人際關系的能力的發展。
*** 注釋： [1]參見本書第五章有關自我輕視的讨論。
[2]參見本書第一章。
[3]英國哲學家約翰·麥克默裡（JohnMacmurray）在他的《理智與情感》（ReasonandEmotion,FaberandFaberLtd.,London,1935）一書中，從性道德的視角出發探讨了這個問題，他提出，情感的忠誠是衡量性關系價值的标準。
[4]JanetM.Rioch,TheTransferencePhenomenoninPsychoanalyticTherapy,Psychiatry,1945.&ldquo在治療過程中，患者會發現以前受到壓抑的那部分自我，這對于治療極有幫助。
患者隻有通過與分析學家建立起一種适于這種重新發現的關系，才能發現這部分自我。
&hellip&hellip在分析學家與患者之間的個人關系中，現實慢慢地&lsquo不再被歪曲&rsquo，自我也重新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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