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經》中的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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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石山，下有石門。
”在這裡，作者修改了一點，就是《海内西經》的河水是西南入渤海，又西北入積石的，這位作者以為昆侖在中，中國在東，如果照《海内西經》的說法，則北去更遠，無法與蔥嶺相接，所以他改為東南入渤海，南至積石。
《漢書·西域傳》說：“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裡。
”所以它也說：“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阗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
”這樣一比較，就知道他所以敢說“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即因《西域傳》有“去玉門、陽關三百餘裡”之文，玉門、陽關之内就是這三郡，因此他竟大膽地寫下去了。
哪知《西域傳》此語乃是說蒲昌海與玉門、陽關的距離的，并不是指河水經曆的路線！這樣看來，這段文字的寫出自在班固之後，作者讀得《漢書》，以至有此誤讀的錯謬；其為東漢至三國時人的修改，又有何疑！ 這段文字所取資的材料，以上都抉摘出來了。
它字字有來曆，然而作者不辨神話與曆史的分野，一起拼湊上去，造成了極大的訛誤，實在說來，就是拼湊的工作，這位作者也何嘗幹好。
《漢書·西域傳》明說“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可見積石是中國的山，在蒲昌海之南。
現在他把積石扔遠了，南出于積石的是蔥嶺河了，等到河水流進隴西河關時就再不見有積石了！這是說得過去的嗎？ 錯誤到如此地步，郦道元作注也沒法替它圓謊，所以說： 餘考群書，鹹言河出昆侖，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徑積石而為中國河。
……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
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 杜佑也不客氣地說： 夫山川地形固有定體。
自蔥嶺、于阗之東，敦煌、酒泉、張掖之間，華人來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
大碛距數千裡，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
這些話都很對，它的錯誤已指出來了。
隻有清朝人愛惜古書，還想在無可奈何中替它回護。
胡渭《禹貢錐指》道： 案《水經》叙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為明備。
惟是積石一山，錯簡在渤海之下，蔥嶺之上，遂來後人之彈射，并其全經而疑之。
而不知此非本文，乃庸妄人之所竄易也。
……漢世河關以西皆為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睹，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真謂河自鹽澤入玉門、陽關也。
其實古人的時代和我們不一樣，他們想取得正确的知識非常困難，他們的錯是可以原諒的。
何必說古人無所不知，知無不合，而把實在不合的地方歸罪于“錯簡”。
我們現在隻從它的材料根源和作者的拼接方法看來，已可斷定這是無可辯駁的錯誤了！ 再有死心眼兒包庇《水經》此文，不以為有錯的，是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
他說： （河水……入禹所導積石山），案《括地志》所謂小積石也。
……據《水經》說，積石山在蒲昌海之上，蓋大積石也。
此及《海外北經》所說，皆小積石也。
郦氏不知，誤以大積石為即小積石，故濫引此經之文，又議《水經》為非，其謬甚矣！ 河關縣的積石為小積石，這本是唐人之說。
但大積石一名，唐人派在河關西南的大雪山，郝氏卻改派到蔥嶺的北面去了。
隻為回護古人，不惜杜造故實，反罵郦道元為“其謬甚矣”，其實這個“謬”正是夫子自道也！而且《海外西經》言“禹所導積石之山”，《海外北經》言“禹所積石之山”，積石之上皆冠以禹，何等鄭重，倘使禹親自積石所成的山還說是“小”，該誰所堆積的才合稱“大”呢？ 然則《水經》此文沒有一點好處嗎？那也不然。
自從張骞以來河水潛行地下的說法給這位作者推翻了。
他隻認有顯流，不認有伏流，這也算是一回革命！ 本章原載《文史集林》第一輯。
”在這裡，作者修改了一點，就是《海内西經》的河水是西南入渤海，又西北入積石的，這位作者以為昆侖在中，中國在東，如果照《海内西經》的說法，則北去更遠，無法與蔥嶺相接，所以他改為東南入渤海，南至積石。
《漢書·西域傳》說：“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裡。
”所以它也說：“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阗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
”這樣一比較，就知道他所以敢說“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即因《西域傳》有“去玉門、陽關三百餘裡”之文，玉門、陽關之内就是這三郡，因此他竟大膽地寫下去了。
哪知《西域傳》此語乃是說蒲昌海與玉門、陽關的距離的，并不是指河水經曆的路線！這樣看來，這段文字的寫出自在班固之後，作者讀得《漢書》，以至有此誤讀的錯謬；其為東漢至三國時人的修改，又有何疑！ 這段文字所取資的材料，以上都抉摘出來了。
它字字有來曆，然而作者不辨神話與曆史的分野，一起拼湊上去，造成了極大的訛誤，實在說來，就是拼湊的工作，這位作者也何嘗幹好。
《漢書·西域傳》明說“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可見積石是中國的山，在蒲昌海之南。
現在他把積石扔遠了，南出于積石的是蔥嶺河了，等到河水流進隴西河關時就再不見有積石了！這是說得過去的嗎？ 錯誤到如此地步，郦道元作注也沒法替它圓謊，所以說： 餘考群書，鹹言河出昆侖，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徑積石而為中國河。
……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
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 杜佑也不客氣地說： 夫山川地形固有定體。
自蔥嶺、于阗之東，敦煌、酒泉、張掖之間，華人來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
大碛距數千裡，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
這些話都很對，它的錯誤已指出來了。
隻有清朝人愛惜古書，還想在無可奈何中替它回護。
胡渭《禹貢錐指》道： 案《水經》叙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為明備。
惟是積石一山，錯簡在渤海之下，蔥嶺之上，遂來後人之彈射，并其全經而疑之。
而不知此非本文，乃庸妄人之所竄易也。
……漢世河關以西皆為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睹，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真謂河自鹽澤入玉門、陽關也。
其實古人的時代和我們不一樣，他們想取得正确的知識非常困難，他們的錯是可以原諒的。
何必說古人無所不知，知無不合，而把實在不合的地方歸罪于“錯簡”。
我們現在隻從它的材料根源和作者的拼接方法看來，已可斷定這是無可辯駁的錯誤了！ 再有死心眼兒包庇《水經》此文，不以為有錯的，是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
他說： （河水……入禹所導積石山），案《括地志》所謂小積石也。
……據《水經》說，積石山在蒲昌海之上，蓋大積石也。
此及《海外北經》所說，皆小積石也。
郦氏不知，誤以大積石為即小積石，故濫引此經之文，又議《水經》為非，其謬甚矣！ 河關縣的積石為小積石，這本是唐人之說。
但大積石一名，唐人派在河關西南的大雪山，郝氏卻改派到蔥嶺的北面去了。
隻為回護古人，不惜杜造故實，反罵郦道元為“其謬甚矣”，其實這個“謬”正是夫子自道也！而且《海外西經》言“禹所導積石之山”，《海外北經》言“禹所積石之山”，積石之上皆冠以禹，何等鄭重，倘使禹親自積石所成的山還說是“小”，該誰所堆積的才合稱“大”呢？ 然則《水經》此文沒有一點好處嗎？那也不然。
自從張骞以來河水潛行地下的說法給這位作者推翻了。
他隻認有顯流，不認有伏流，這也算是一回革命！ 本章原載《文史集林》第一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