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古文學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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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說來，隐公就不是實任的君而是用了臣的資格來攝行君事了。
這對于王莽的做攝皇帝是怎樣地給予他一種有力的根據呵！又劉歆所表章的《古文尚書》裡有一篇《嘉禾》，其中的一段是“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這是不是王莽做“假皇帝”的一個很好的先例？天下竟有這樣的巧事，後世的人要什麼就可以在古書裡找出什麼來！ 古代的曆史，古代的書籍，都為供給他們的需要而弄亂了。
無數的知識分子，也都受了他們的麻醉了。
光武帝雖說“光複舊物”，但在文化上，他已經認不清誰是舊的，誰是新的。
而且他以《赤伏符》受命，固已根本接受了王莽的學說。
所以中元元年（公元五六年），他就依照王莽的制度，築起明堂、辟雍、靈台來。
明帝繼續了他的事業，坐明堂而朝列侯，升靈台以望雲氣；又臨幸辟雍，親袒割肉，行養老之禮；飨射禮畢，他正坐講經，諸儒執經問難于前，數萬個冠帶齊整的紳士們環繞橋門，靜靜地聽着（北京的國子監就是漢的辟雍遺制，可以到那邊去想象那時的情形）。
因為漢的火德隻有用了王莽的曆史系統才能說明，而這個系統，除了圖谶之外，在古書中隻有《左傳》是尋得到證據的，所以《左傳》被重視了。
當光武帝時，就想立《左傳》的博士，有一個老博士範升竭力反對，說道：“《左傳》不祖孔子而出于左丘明，又沒有相傳的師徒，又不是先帝所立的，為什麼要立博士呢？”他和幾個古文學者辨難了好久，又提出《左傳》的不合處十四條奏上去。
光武帝不聽他的話，立了；後來又因許多人的反對，廢了。
到章帝初年，令賈逵自選二十個高才生，把《左傳》教他們。
八年（公元八三年），又诏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毛詩》《古文尚書》等古文家的經典，又任賈逵的弟子為郎官，學者都欣欣地向慕。
既有許多的高才生替它宣傳，它在學術上就取得了新的生命，漸漸地成為《春秋》之學的正統，把原來惟一的《春秋傳》（《公羊》）擠出去了。
東漢一代，博士共十四人，都是今文經之學。
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今文學的勝利；然而這勝利隻有在表面上而已。
所以然之故，古文視今文為後出，經過了一次整理，當然比今文進步；況且《左傳》的記事何等詳細，《周官》的典制何等綿密，今文經裡哪裡找得出來。
因此，東漢時幾個最有名的學者，如賈逵、服虔、馬融、鄭玄，都是古文家，或是兼通今古文的。
到了魏、晉之後，五胡内遷，中原士大夫忙着南渡，今古文的經典和漢人的經說散失很多，今古文的界限就記不起了。
到唐初作《五經正義》：《易》用晉王弼《注》，《書》用晉梅赜所獻的僞《古文尚書》（劉歆的《古文尚書》已是假，這乃是假中之假）和僞孔安國《傳》，《詩》用毛《傳》和鄭玄《箋》，《禮記》用鄭玄《注》，《左傳》用晉杜預《注》。
後又加上《周禮》和《儀禮》的《義疏》，都用的鄭玄《注》。
鄭玄所以在經學界中握有絕大權威，就為這七部正統的經典的注釋，他一個人占據了四部之多。
但他是兼修今古文的，常用古學說去改今學說，又用今學說去改古學說，所以後人罵他為攪亂家法的罪魁。
這幾種經典裡，純粹是古文學的，有《周禮》和《左傳》的本身和《詩經》的毛《傳》。
雖然古文學還沒有把經學界統一，但比了湮沒了的今文學究竟占了絕大的優勢。
劉歆的勢力賴此維持到清末。
自從清代中葉（嘉慶十年，公元一八〇五年）劉逢祿作了《左氏春秋考證》，他的地位才開始搖動；到清代末葉（光緒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康有為作了《新學僞經考》，他方受了緻命傷而倒壞了。
劉歆為什麼要造僞書僞史，這是漢代史中的問題。
他造的僞書僞史在古書古史裡發生怎樣的影響，這是文籍考訂學中的問題，也可說是上古史中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向他清算這一千九百餘年來的攪亂古書和古史的總賬。
這對于王莽的做攝皇帝是怎樣地給予他一種有力的根據呵！又劉歆所表章的《古文尚書》裡有一篇《嘉禾》，其中的一段是“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這是不是王莽做“假皇帝”的一個很好的先例？天下竟有這樣的巧事，後世的人要什麼就可以在古書裡找出什麼來！ 古代的曆史，古代的書籍，都為供給他們的需要而弄亂了。
無數的知識分子，也都受了他們的麻醉了。
光武帝雖說“光複舊物”，但在文化上，他已經認不清誰是舊的，誰是新的。
而且他以《赤伏符》受命，固已根本接受了王莽的學說。
所以中元元年（公元五六年），他就依照王莽的制度，築起明堂、辟雍、靈台來。
明帝繼續了他的事業，坐明堂而朝列侯，升靈台以望雲氣；又臨幸辟雍，親袒割肉，行養老之禮；飨射禮畢，他正坐講經，諸儒執經問難于前，數萬個冠帶齊整的紳士們環繞橋門，靜靜地聽着（北京的國子監就是漢的辟雍遺制，可以到那邊去想象那時的情形）。
因為漢的火德隻有用了王莽的曆史系統才能說明，而這個系統，除了圖谶之外，在古書中隻有《左傳》是尋得到證據的，所以《左傳》被重視了。
當光武帝時，就想立《左傳》的博士，有一個老博士範升竭力反對，說道：“《左傳》不祖孔子而出于左丘明，又沒有相傳的師徒，又不是先帝所立的，為什麼要立博士呢？”他和幾個古文學者辨難了好久，又提出《左傳》的不合處十四條奏上去。
光武帝不聽他的話，立了；後來又因許多人的反對，廢了。
到章帝初年，令賈逵自選二十個高才生，把《左傳》教他們。
八年（公元八三年），又诏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毛詩》《古文尚書》等古文家的經典，又任賈逵的弟子為郎官，學者都欣欣地向慕。
既有許多的高才生替它宣傳，它在學術上就取得了新的生命，漸漸地成為《春秋》之學的正統，把原來惟一的《春秋傳》（《公羊》）擠出去了。
東漢一代，博士共十四人，都是今文經之學。
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今文學的勝利；然而這勝利隻有在表面上而已。
所以然之故，古文視今文為後出，經過了一次整理，當然比今文進步；況且《左傳》的記事何等詳細，《周官》的典制何等綿密，今文經裡哪裡找得出來。
因此，東漢時幾個最有名的學者，如賈逵、服虔、馬融、鄭玄，都是古文家，或是兼通今古文的。
到了魏、晉之後，五胡内遷，中原士大夫忙着南渡，今古文的經典和漢人的經說散失很多，今古文的界限就記不起了。
到唐初作《五經正義》：《易》用晉王弼《注》，《書》用晉梅赜所獻的僞《古文尚書》（劉歆的《古文尚書》已是假，這乃是假中之假）和僞孔安國《傳》，《詩》用毛《傳》和鄭玄《箋》，《禮記》用鄭玄《注》，《左傳》用晉杜預《注》。
後又加上《周禮》和《儀禮》的《義疏》，都用的鄭玄《注》。
鄭玄所以在經學界中握有絕大權威，就為這七部正統的經典的注釋，他一個人占據了四部之多。
但他是兼修今古文的，常用古學說去改今學說，又用今學說去改古學說，所以後人罵他為攪亂家法的罪魁。
這幾種經典裡，純粹是古文學的，有《周禮》和《左傳》的本身和《詩經》的毛《傳》。
雖然古文學還沒有把經學界統一，但比了湮沒了的今文學究竟占了絕大的優勢。
劉歆的勢力賴此維持到清末。
自從清代中葉（嘉慶十年，公元一八〇五年）劉逢祿作了《左氏春秋考證》，他的地位才開始搖動；到清代末葉（光緒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康有為作了《新學僞經考》，他方受了緻命傷而倒壞了。
劉歆為什麼要造僞書僞史，這是漢代史中的問題。
他造的僞書僞史在古書古史裡發生怎樣的影響，這是文籍考訂學中的問題，也可說是上古史中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向他清算這一千九百餘年來的攪亂古書和古史的總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