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古文學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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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書，就是幾百部書也未始做不出呢！劉歆何須親手做，隻消他發凡起例，便自有人承應工作。
這承應的工作雖成于他人之手，難道他就可不負造意的責任嗎？ 錢玄同說：“古文經對于今文經的态度是這樣：‘我的篇章比你的多；我的字句比你的準；我的解釋比你的古；我有你所沒有的書，而你所有的我卻一概都有。
’因為他是這樣的态度，所以就上了今文家一點小當。
今文經中漢朝人僞造的文章，古文經也居然有了，如《易》之《說卦》以下三篇和《書》之《太誓》皆是。
古文經據說非得自孔壁，即發自中秘，或獻自民間，總之皆所謂‘先秦舊書’也。
先秦人用‘古文’寫的書中居然有漢朝人僞造的篇章，這不是作僞的顯證嗎？” 他們不但要造僞經，而且要造僞經的傳授系統。
例如《毛詩》，本來沒有什麼傳授可說的，但他們也會想出一個很長的系統來（他們自己的記載是失傳了；依據唐人書上寫的是孔子傳子夏，子夏傳曾申，曾申傳李克，李克傳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荀卿，荀卿傳毛公，毛公做河間獻王的博士；從此傳下來，直到王莽時）。
他們說：《詩經》該有三百十一篇，但今文經隻有三百零五篇是不全的，他們失去的六篇是《小雅》裡的《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
這句話就露出破綻來了。
錢玄同說：“漢初傳《詩》，即分魯、齊、韓三家，這三家各自傳授，并非同出一源，何以申培、轅固、韓嬰三位老先生都把這六篇詩忘了，又都把其他的三百零五篇記住了？天下竟有這樣的巧事，豈非大奇！更奇的是：古文之《毛詩》，這六篇的篇名雖然幸被保存了，偏偏它們的詞句也亡缺了！今文《詩》據說是靠諷誦而傳下來的，三位老先生既同樣的背不出這六篇，而古文《詩》據說是從子夏一代一代傳到大毛公，作《故訓傳》，被河間獻王所賞識，立博士，則早已著于竹帛了，偏偏也是缺了這六篇，偏偏和今文三家同樣的缺了這六篇。
這種奇迹，居然能使自來的經學家深信不疑，劉歆的魔力真是不小哇！” 王莽自從輔了平帝之後，處處模仿周公，所以那時就有《周官》一書出現，說是周公作的，供給王莽許多模仿的資料。
當居攝三年，王莽的母親功顯君死了，太後诏議他的服制，羲和劉歆和博士等奏道：“攝皇帝要使漢朝和唐、虞、三代同樣的興盛，所以開秘府，會群儒，制禮作樂，以成天功。
他聖心周至，有獨見之明，又發現《周禮》一書，可供損益古代禮制的參考。
現在功顯君薨了，攝皇帝承皇天之命，奉漢大宗之後，不得顧私親。
《周禮》裡說，‘王為諸侯缌缞’。
應請用這天子吊諸侯之服，以應合聖制。
”在這段話裡，已真切地告知我們，《周官》（即《周禮》）這部書是王莽發現的。
在這樣崇拜周公的高潮之下，在周公的偶像這樣支配現實政治的時候，恰巧發見了這一部書以供他制禮作樂時的參考，這部書的來曆不是很可疑嗎？因為有了這個參考，所以《周官》裡“兆五帝于四郊”，他就建郊宮；《周官》裡“辨廟祧之昭穆”，他就定祧廟；《周官》裡有“九命作伯”，他就受九錫；《周官》裡有“嘉量”，他就制嘉量；《周官》裡說“羞用百有二十品”，他就吃一百二十樣的飯菜；《周官》裡有“六宮”和“九嫔、世婦、女禦”一班妃妾，他就于皇後之外列“和、嫔、美、禦”之位：三個和人位視三公，九個嫔人位視九卿，二十七個美人位視大夫，八十一個禦人位視元士：一共納了一百二十個女子，比較古代的天子超過了十倍。
在其餘的古文經傳裡也多尋得出幫助王莽做成皇帝的痕迹。
例如《春秋》隐公元年隻寫“元年春王正月”，不寫“公即位”，《春秋》家推求孔子所以不寫的緣故，說隐公本有讓國于弟桓公之意，故孔子以不寫他即位來表顯他的志願。
不過這僅是隐公的志願而已，至于魯公之位終究是他實任的。
《左傳》卻說“不書‘即位’，攝也
這承應的工作雖成于他人之手，難道他就可不負造意的責任嗎？ 錢玄同說：“古文經對于今文經的态度是這樣：‘我的篇章比你的多；我的字句比你的準；我的解釋比你的古；我有你所沒有的書，而你所有的我卻一概都有。
’因為他是這樣的态度，所以就上了今文家一點小當。
今文經中漢朝人僞造的文章，古文經也居然有了，如《易》之《說卦》以下三篇和《書》之《太誓》皆是。
古文經據說非得自孔壁，即發自中秘，或獻自民間，總之皆所謂‘先秦舊書’也。
先秦人用‘古文’寫的書中居然有漢朝人僞造的篇章，這不是作僞的顯證嗎？” 他們不但要造僞經，而且要造僞經的傳授系統。
例如《毛詩》，本來沒有什麼傳授可說的，但他們也會想出一個很長的系統來（他們自己的記載是失傳了；依據唐人書上寫的是孔子傳子夏，子夏傳曾申，曾申傳李克，李克傳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荀卿，荀卿傳毛公，毛公做河間獻王的博士；從此傳下來，直到王莽時）。
他們說：《詩經》該有三百十一篇，但今文經隻有三百零五篇是不全的，他們失去的六篇是《小雅》裡的《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
這句話就露出破綻來了。
錢玄同說：“漢初傳《詩》，即分魯、齊、韓三家，這三家各自傳授，并非同出一源，何以申培、轅固、韓嬰三位老先生都把這六篇詩忘了，又都把其他的三百零五篇記住了？天下竟有這樣的巧事，豈非大奇！更奇的是：古文之《毛詩》，這六篇的篇名雖然幸被保存了，偏偏它們的詞句也亡缺了！今文《詩》據說是靠諷誦而傳下來的，三位老先生既同樣的背不出這六篇，而古文《詩》據說是從子夏一代一代傳到大毛公，作《故訓傳》，被河間獻王所賞識，立博士，則早已著于竹帛了，偏偏也是缺了這六篇，偏偏和今文三家同樣的缺了這六篇。
這種奇迹，居然能使自來的經學家深信不疑，劉歆的魔力真是不小哇！” 王莽自從輔了平帝之後，處處模仿周公，所以那時就有《周官》一書出現，說是周公作的，供給王莽許多模仿的資料。
當居攝三年，王莽的母親功顯君死了，太後诏議他的服制，羲和劉歆和博士等奏道：“攝皇帝要使漢朝和唐、虞、三代同樣的興盛，所以開秘府，會群儒，制禮作樂，以成天功。
他聖心周至，有獨見之明，又發現《周禮》一書，可供損益古代禮制的參考。
現在功顯君薨了，攝皇帝承皇天之命，奉漢大宗之後，不得顧私親。
《周禮》裡說，‘王為諸侯缌缞’。
應請用這天子吊諸侯之服，以應合聖制。
”在這段話裡，已真切地告知我們，《周官》（即《周禮》）這部書是王莽發現的。
在這樣崇拜周公的高潮之下，在周公的偶像這樣支配現實政治的時候，恰巧發見了這一部書以供他制禮作樂時的參考，這部書的來曆不是很可疑嗎？因為有了這個參考，所以《周官》裡“兆五帝于四郊”，他就建郊宮；《周官》裡“辨廟祧之昭穆”，他就定祧廟；《周官》裡有“九命作伯”，他就受九錫；《周官》裡有“嘉量”，他就制嘉量；《周官》裡說“羞用百有二十品”，他就吃一百二十樣的飯菜；《周官》裡有“六宮”和“九嫔、世婦、女禦”一班妃妾，他就于皇後之外列“和、嫔、美、禦”之位：三個和人位視三公，九個嫔人位視九卿，二十七個美人位視大夫，八十一個禦人位視元士：一共納了一百二十個女子，比較古代的天子超過了十倍。
在其餘的古文經傳裡也多尋得出幫助王莽做成皇帝的痕迹。
例如《春秋》隐公元年隻寫“元年春王正月”，不寫“公即位”，《春秋》家推求孔子所以不寫的緣故，說隐公本有讓國于弟桓公之意，故孔子以不寫他即位來表顯他的志願。
不過這僅是隐公的志願而已，至于魯公之位終究是他實任的。
《左傳》卻說“不書‘即位’，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