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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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剛到一處地方,滿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處激起興味,生出問題來。

    至于那地的土著,他們對于一切的東西都接觸慣了,仿佛見聞所及盡是天造地設的一般,什麼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

    第二,他敢于用直覺作判斷而不受傳統學說的命令。

    他因為對于所見的東西感到興味,所以要随處讨一個了斷;不像學術湛深的人,他知道了種種難處,不敢為了立一異議,害得自己成了衆矢之的。

    初生之犢為什麼不畏虎?正因它初生,還沒有養成畏虎的觀念之故。

    這固然是不量力,但這一點童稚的勇氣終究是可愛的。

    我真快樂:我成了一個旅行的人,一頭初生之犢,有我的新鮮的見解和天真的膽量。

    我希望自己時時磨煉,使得這一點銳猛的精神可以永遠保留下去。

    如果将來我有了豐富的學問之後,還有許多新問題在我的胸中鼓蕩,還有獨立的勇氣做我的判斷力的後盾,那麼我才是一個真有成功的人了! 我的心目中沒有一個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潑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斷,這是使我極高興的。

    我固然有許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們,原為他們有許多長處,我的理性指導我去效法;并不是願把我的靈魂送給他們,随他們去擺布。

    對今人如此,對古人亦然。

    惟其沒有偶像,所以也不會用了勢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勢力的人物。

    我在學問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習慣上的毀譽去壓抑許多說良心話的分子,就是為此。

    固然有人說,一個人的思想總是偏的,不偏于甲派便偏于乙派,但我覺得要保持客觀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觀察種種不同的派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即使不能完全不偏,總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點。

    也有人說,為學不能不投入家派,正如不能不施用假設,有了假設才有入手的路,所以家派是終該選定的,盡不妨俟将來深入之後而棄去。

    這種話在以前是可以說的,因為那時各種學問都不發達,學問的基礎既不建築于事實上,研究學問又苦于沒有好方法,除了投入家派之外得不到一點引路的微光,為尋求一個下手處計,也有選擇家派的需要。

    例如你要非薄《詩》毛氏學,便當從齊、魯、韓三家或其中的一家研鑽下去;等到自己的學問足以自樹了,再脫離家派而獨立。

    但到了現在,學問潮流已經很明白地昭示我們,應該跳出這個圈子了。

    我們自有古文字學、古文法學、古器物學、古曆史學等等直接去整理《詩經》,《毛傳》固要不得,就是《三家詩》也是《毛傳》的“一丘之貉”,又何嘗要得!至于我們為要了解各家派在曆史上的地位,不免要對于家派有所尋繹,但這是研究,不是服從。

    我很怕别人看了我表章鄭樵、崔述諸人的文字,就說我做了他們的信徒而來反對毛公、鄭玄,所以現在在此附帶聲明一句:我對于鄭樵、崔述諸人絕無私愛;倘若他們的荒謬有類于毛公、鄭玄,我的攻擊他們也要和對于毛公、鄭玄一樣。

    希望讀者諸君看了我的文字也作這等的批判,千萬不要說“承你考辨得很精細,我有所遵循了”這一類話! 《老子》說“自知者明”,希臘的哲學家多勸人知道自己:在這一方面,我“當仁不讓”,自認為無愧的。

    我既不把别人看作神秘,也同樣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秘。

    我知道我是一個有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事務上,隻顯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張、優柔寡斷,可以說是完全無用的;但到了研究學問的時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強固,有興趣,有宗旨,有鑒别力,有自信力,有鎮定力,有虛心和忍耐:所以我為發展我的特長計,願意把我的全生命傾注于學問生活之内,不再旁及它種事務。

    我知道固有的是非之心的可貴,所以不受習慣的束縛,不怕社會的威吓,隻憑了搜集到的證據而說話。

    我知道自己的憑借,故不願沒卻他人的功績;也知道自己的缺點,故不願徇着一時的意氣。

    我知道學問是一點一滴地積起來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絕沒有頓悟的奇迹,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細磨的功夫上,毫不存僥幸取巧之心。

    我知道學問是隻應問然否而不應問善惡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見,用平等的眼光去觀察一切的好東西和壞東西。

    我知道我所發表的主張大部分是沒有證實的臆測,所以隻要以後發見的證據足以變更我的臆測時,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張加以修改或推翻,絕不勉強回護。

    因為我有了以上種種的自覺,所以我以為我現在固然學力淺薄,不足以解決多少問題,但我的研究的方法和态度是不錯的,我的假設雖大膽而絕不是輕舉妄動,隻要能從此深入,自可馴緻于解決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