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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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私塾中最可紀念的，是有兩年沒有正式的教師。
起先，我的父親在城北姚家教館，我随着讀書。
去了不久，我父考取了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去，館事請人代着。
可是代館的總不得長久，代者又請代，前後換了七八人，有幾個月簡直連接着沒有先生。
隻因姚家待我很厚，他們的小主人和我的交情也很摯，所以我家并不逼我換學塾。
這兩年中，為了功課的松，由得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
我要讀書，便自己到書鋪裡選着買；買了來，便自己選着讀。
我看了報紙，便自己發揮議論。
有什麼地方開會，我便前去聽講。
要遊戲，要胡鬧，要閑談遣日，當然也随我的便。
這兩年中的進境真像飛一般的快，我過去的三十年中吸收知識從沒有這樣順利的：我看無論哪種書都可以懂得一點了，天地之大我也識得一個約略了。
這時候，正是國内革新運動勃發的時候，要開學校，要放足，要造鐵路，要抵制美國華工禁約，要請求政府公布憲法開國會，梁任公先生的言論披靡了一世。
我受了這個潮流的湧蕩，也是自己感到救國的責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議論時事。
《中國魂》中的《呵旁觀者文》和《中國之武士道》的長序一類文字是我的最愛好的讀物，和學塾中的屈原《蔔居》、李華《吊古戰場文》、胡铨《請斬王倫秦桧封事》等篇讀得同樣的淋漓痛快。
在這種熱情的包裹之中，隻覺得殺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目的，為政濟世是學者的唯一的責任。
塾師出了經義史論的題目，我往往借此發揮時論，受他們的申斥；但做時務策論時，他們便不由得不來賞贊我了。
一九〇六年，地方上開辦第一班高等小學，考題是《征兵論》，我竟考取了第一。
我剛進去時，真是踏到了一個新世界。
我在私塾中雖是一個新人物，自己已看了些科學方面的教科書，但沒有實物的參證，所謂科學也正與經義策論相同。
到了新式學校中，固然設備還是貧乏得很，總算有了些儀器和标本了，能做些實驗和采集的功夫了。
我在學校裡最歡喜做的事情是“修學旅行”，因為史地教員對于經過的名勝和古迹有詳細的說明，理科教員又能伴我們采集動植物作标本；回來之後，國文教員要我們作遊記，圖畫教員要我們作記憶畫：使我感到這種趣味的活動，各科材料的聯絡，我所受的教育的親切。
但除了這一件事之外，我的桀骜不馴的本性又忍不住要發展了，我漸漸地對于教員不信任了。
我覺得這些教員對于所教的功課并沒有心得，他們隻會随順了教科書的字句而敷衍。
教科書的字句我既已看得懂，又何勞他們費力解釋！況且教科書上錯誤的地方，他們也不能加以修正。
例如地理教科書中說教主出于半島，舉孔、佛、耶為證，理由是半島的海岸線長，吸收文明容易；地理教員也順着說。
我聽得時就很疑惑，以為道教的張道陵就很明白不是從半島上起來的，孔、佛、耶的出在半島不過是偶然的巧合。
海岸線的吸收文明應當在海上交通便利之後，在古時則未必便可增進新知。
（至少在中國是這般。
）即如孔子時，江、淮、河、濟的交通勝于海洋，江、淮、河、濟的吸收文明也應當過于海洋；孔子所以能夠特出，或者就靠在河、濟的交通上，和半島及海岸線有何關系。
但地理教員就咬定了這句話，大張其半島出教主論了。
這種的教員滿眼皆是，他們都隻會食人家的唾餘，毫沒有自己的真知灼見，都隻想編輯了一種講義作終身的衣食，毫不希望研究的進展，使得我一想到時就很鄙薄。
在小學時曾經生了兩個月的病，病中以石印本《二十二子》和《漢魏叢書》自遣，使我對于古書得到一個浮淺的印象。
又在報紙上見到《國粹學報》的目錄，裡面有許多新奇可喜的文題；要去買時可惜蘇州的書肆裡沒有。
直到進了中學堂，始托人到上海去買了一個全分。
翻讀之下，頗驚駭劉申叔、章太炎諸先生的博洽；但是他們的專門色彩太濃重了，有許多地方是看不懂的。
在這個報裡，除了種族革命的意義以外，它給予我一個清楚的提示，就是：過去的中國學問界裡是有這許多紛歧的派别的。
十六歲那一年，我在中學二年級，我的祖父對我說：“《五經》是總該讀全的。
你因進了新法學堂，隻讀得《詩經》《左傳》和半部《禮記》。
我現在自己來教你罷。
”于是我每晚從學校裡歸來，便向祖父受課。
他先教我《尚書》，再教我《周易》。
《周易》我不感到什麼趣味。
《尚書》的文句雖古奧，但我已經有了理解力，能夠勉強讀懂，對于春秋以前的社會狀況得到了一點粗疏的認識
起先，我的父親在城北姚家教館，我随着讀書。
去了不久，我父考取了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去，館事請人代着。
可是代館的總不得長久，代者又請代，前後換了七八人，有幾個月簡直連接着沒有先生。
隻因姚家待我很厚，他們的小主人和我的交情也很摯，所以我家并不逼我換學塾。
這兩年中，為了功課的松，由得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
我要讀書，便自己到書鋪裡選着買；買了來，便自己選着讀。
我看了報紙，便自己發揮議論。
有什麼地方開會，我便前去聽講。
要遊戲，要胡鬧，要閑談遣日，當然也随我的便。
這兩年中的進境真像飛一般的快，我過去的三十年中吸收知識從沒有這樣順利的：我看無論哪種書都可以懂得一點了，天地之大我也識得一個約略了。
這時候，正是國内革新運動勃發的時候，要開學校，要放足，要造鐵路，要抵制美國華工禁約，要請求政府公布憲法開國會，梁任公先生的言論披靡了一世。
我受了這個潮流的湧蕩，也是自己感到救國的責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議論時事。
《中國魂》中的《呵旁觀者文》和《中國之武士道》的長序一類文字是我的最愛好的讀物，和學塾中的屈原《蔔居》、李華《吊古戰場文》、胡铨《請斬王倫秦桧封事》等篇讀得同樣的淋漓痛快。
在這種熱情的包裹之中，隻覺得殺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目的，為政濟世是學者的唯一的責任。
塾師出了經義史論的題目，我往往借此發揮時論，受他們的申斥；但做時務策論時，他們便不由得不來賞贊我了。
一九〇六年，地方上開辦第一班高等小學，考題是《征兵論》，我竟考取了第一。
我剛進去時，真是踏到了一個新世界。
我在私塾中雖是一個新人物，自己已看了些科學方面的教科書，但沒有實物的參證，所謂科學也正與經義策論相同。
到了新式學校中，固然設備還是貧乏得很，總算有了些儀器和标本了，能做些實驗和采集的功夫了。
我在學校裡最歡喜做的事情是“修學旅行”，因為史地教員對于經過的名勝和古迹有詳細的說明，理科教員又能伴我們采集動植物作标本；回來之後，國文教員要我們作遊記，圖畫教員要我們作記憶畫：使我感到這種趣味的活動，各科材料的聯絡，我所受的教育的親切。
但除了這一件事之外，我的桀骜不馴的本性又忍不住要發展了，我漸漸地對于教員不信任了。
我覺得這些教員對于所教的功課并沒有心得，他們隻會随順了教科書的字句而敷衍。
教科書的字句我既已看得懂，又何勞他們費力解釋！況且教科書上錯誤的地方，他們也不能加以修正。
例如地理教科書中說教主出于半島，舉孔、佛、耶為證，理由是半島的海岸線長，吸收文明容易；地理教員也順着說。
我聽得時就很疑惑，以為道教的張道陵就很明白不是從半島上起來的，孔、佛、耶的出在半島不過是偶然的巧合。
海岸線的吸收文明應當在海上交通便利之後，在古時則未必便可增進新知。
（至少在中國是這般。
）即如孔子時，江、淮、河、濟的交通勝于海洋，江、淮、河、濟的吸收文明也應當過于海洋；孔子所以能夠特出，或者就靠在河、濟的交通上，和半島及海岸線有何關系。
但地理教員就咬定了這句話，大張其半島出教主論了。
這種的教員滿眼皆是，他們都隻會食人家的唾餘，毫沒有自己的真知灼見，都隻想編輯了一種講義作終身的衣食，毫不希望研究的進展，使得我一想到時就很鄙薄。
在小學時曾經生了兩個月的病，病中以石印本《二十二子》和《漢魏叢書》自遣，使我對于古書得到一個浮淺的印象。
又在報紙上見到《國粹學報》的目錄，裡面有許多新奇可喜的文題；要去買時可惜蘇州的書肆裡沒有。
直到進了中學堂，始托人到上海去買了一個全分。
翻讀之下，頗驚駭劉申叔、章太炎諸先生的博洽；但是他們的專門色彩太濃重了，有許多地方是看不懂的。
在這個報裡，除了種族革命的意義以外，它給予我一個清楚的提示，就是：過去的中國學問界裡是有這許多紛歧的派别的。
十六歲那一年，我在中學二年級，我的祖父對我說：“《五經》是總該讀全的。
你因進了新法學堂，隻讀得《詩經》《左傳》和半部《禮記》。
我現在自己來教你罷。
”于是我每晚從學校裡歸來，便向祖父受課。
他先教我《尚書》，再教我《周易》。
《周易》我不感到什麼趣味。
《尚書》的文句雖古奧，但我已經有了理解力，能夠勉強讀懂，對于春秋以前的社會狀況得到了一點粗疏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