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的北京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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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前，我讀王靜安先生的《宋元戲曲史》時，便想繼續他的工作，做成一部《明清戲曲史》。
但明清兩代的戲劇材料太多了，不容易整理出一個頭緒來；加以我的學問的嗜好早已改變了方向，更不能分心搜集戲劇的材料。
因此，我這個希望至今還隻是一個空想。
這次《劇刊》要我作文，使我重溫起舊時的存想，預備寫出“乾隆以後的北京戲劇”一文，取材于《燕蘭小譜》《品花寶鑒》《京塵雜錄》《越缦堂日記》諸書。
我所以特提“乾隆以後”的緣故，因為乾隆以後是中國戲劇界的一個大改變的時期。
乾隆以前固然民衆方面也自編戲劇，通行于鄉村間，但到底是“不入流品”的，在都會中是沒有地位的——都會中的戲劇完全給文人學士包辦了。
自從乾隆以後，各地的民衆的戲劇像春筍一般的怒發，在都會中一個一個的露臉，把文人學士占據的地盤推倒了。
這在表面上看固然是“大雅衰微”，但骨子裡卻是“接近自然”。
我們在昆戲裡，可以看出他們的身段和歌唱多麼受規則的束縛和限制，但到了皮黃戲和梆子戲裡就自由得多了。
形式既自由，作者的個性便有充分表現的機會，也就有充分吸收觀衆同情的機會了。
我立了這個題目去搜集材料，弄了一天就覺得不容易，因為範圍太廣了，不是将要出京的我在整理行裝的一二旬中所能作成的。
現在就從《京塵雜錄》中抄出一些，改題為《九十年前的北京戲劇》。
《京塵雜錄》的作者名楊懋建，号掌生，廣東嘉應州人。
他中了舉人，到京會試，就沉溺于“相公堂子”之中。
錄凡四卷，每卷自為一種。
第一種是《長安看花記》，是道光丙申年（1836）做的，寫的是範小桐、俞小霞一班人。
第二種是《辛壬癸甲錄》，寫的是道光辛卯至甲午年（1831—1834）中事，其中有林韻香、楊薰卿等人。
第三種是《丁年玉筍志》，寫的是道光丁酉年（1837）新出道的伶人，如殷秀芸、陸翠香等。
第四種是《夢華瑣簿》，是關于當時戲劇界的雜記。
那時的伶人隻要一出師就自立門戶，招收徒弟。
所以楊掌生說：“吾居京師裁七八年，已及見其三世矣！”這三世，《辛壬癸甲錄》中人是第一世，《長安看花記》中人是第二世，《丁年玉筍志》中人是第三世。
這些人物，現在已完全聽不見人家談起了。
現在就從這部書中摘出些戲劇史的材料。
那時的劇場有“戲莊”和“戲園”的分别。
戲莊喚做“某堂”或“某會館”，是紳士們上壽請客的地方，演戲的一定是徽班（這時正是徽班全盛時代）。
戲園喚做“某園”“某樓”“某軒”，是平民看戲的地方。
大的戲園也必以徽班為主；小的則或為徽班，或為西班，或為小班，不一定。
（颉剛案：“福壽堂”和“燕喜堂”兩處，民國初年曾開演過，想是那時“戲莊”之遺。
） 北京的戲劇本來是蘇州伶人占據勢力的。
自從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高宗八旬萬壽，徽班入都祝釐，始在北京立腳。
到這時，梨園子弟多為安徽人了。
徽班最大的有四個，是“春台”“三慶”“四喜”“和春”，喚做“四大徽班”，蘇州人附屬在裡面。
此外還有一個“嵩祝班”，它的地位和四大徽班相等。
“堂會戲”（戲莊和住宅内演的戲）一定要在這五個班子中挑選，他們在戲園中演劇時，散座的價錢是一百九十二文。
這幾個班子演劇的園子是隔四天或三天換一處，輪流演奏，每月周而複始。
“相公”都出在這幾個班子裡。
小班和西班雖也有出來酬應的，但隻以應召入酒家為限。
這些班子各有總寓，喚做“大下處”。
春台班的總寓在百順胡同，三慶班在韓家潭，四喜班在陝西巷，和春班在李鐵拐斜街，嵩祝班在石頭胡同。
伶人住在總寓裡邊的喚做“公中人”，自立門戶的
但明清兩代的戲劇材料太多了，不容易整理出一個頭緒來；加以我的學問的嗜好早已改變了方向，更不能分心搜集戲劇的材料。
因此，我這個希望至今還隻是一個空想。
這次《劇刊》要我作文，使我重溫起舊時的存想，預備寫出“乾隆以後的北京戲劇”一文，取材于《燕蘭小譜》《品花寶鑒》《京塵雜錄》《越缦堂日記》諸書。
我所以特提“乾隆以後”的緣故，因為乾隆以後是中國戲劇界的一個大改變的時期。
乾隆以前固然民衆方面也自編戲劇，通行于鄉村間，但到底是“不入流品”的，在都會中是沒有地位的——都會中的戲劇完全給文人學士包辦了。
自從乾隆以後，各地的民衆的戲劇像春筍一般的怒發，在都會中一個一個的露臉，把文人學士占據的地盤推倒了。
這在表面上看固然是“大雅衰微”，但骨子裡卻是“接近自然”。
我們在昆戲裡，可以看出他們的身段和歌唱多麼受規則的束縛和限制，但到了皮黃戲和梆子戲裡就自由得多了。
形式既自由，作者的個性便有充分表現的機會，也就有充分吸收觀衆同情的機會了。
我立了這個題目去搜集材料，弄了一天就覺得不容易，因為範圍太廣了，不是将要出京的我在整理行裝的一二旬中所能作成的。
現在就從《京塵雜錄》中抄出一些，改題為《九十年前的北京戲劇》。
《京塵雜錄》的作者名楊懋建，号掌生，廣東嘉應州人。
他中了舉人，到京會試，就沉溺于“相公堂子”之中。
錄凡四卷，每卷自為一種。
第一種是《長安看花記》，是道光丙申年（1836）做的，寫的是範小桐、俞小霞一班人。
第二種是《辛壬癸甲錄》，寫的是道光辛卯至甲午年（1831—1834）中事，其中有林韻香、楊薰卿等人。
第三種是《丁年玉筍志》，寫的是道光丁酉年（1837）新出道的伶人，如殷秀芸、陸翠香等。
第四種是《夢華瑣簿》，是關于當時戲劇界的雜記。
那時的伶人隻要一出師就自立門戶，招收徒弟。
所以楊掌生說：“吾居京師裁七八年，已及見其三世矣！”這三世，《辛壬癸甲錄》中人是第一世，《長安看花記》中人是第二世，《丁年玉筍志》中人是第三世。
這些人物，現在已完全聽不見人家談起了。
現在就從這部書中摘出些戲劇史的材料。
那時的劇場有“戲莊”和“戲園”的分别。
戲莊喚做“某堂”或“某會館”，是紳士們上壽請客的地方，演戲的一定是徽班（這時正是徽班全盛時代）。
戲園喚做“某園”“某樓”“某軒”，是平民看戲的地方。
大的戲園也必以徽班為主；小的則或為徽班，或為西班，或為小班，不一定。
（颉剛案：“福壽堂”和“燕喜堂”兩處，民國初年曾開演過，想是那時“戲莊”之遺。
） 北京的戲劇本來是蘇州伶人占據勢力的。
自從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高宗八旬萬壽，徽班入都祝釐，始在北京立腳。
到這時，梨園子弟多為安徽人了。
徽班最大的有四個，是“春台”“三慶”“四喜”“和春”，喚做“四大徽班”，蘇州人附屬在裡面。
此外還有一個“嵩祝班”，它的地位和四大徽班相等。
“堂會戲”（戲莊和住宅内演的戲）一定要在這五個班子中挑選，他們在戲園中演劇時，散座的價錢是一百九十二文。
這幾個班子演劇的園子是隔四天或三天換一處，輪流演奏，每月周而複始。
“相公”都出在這幾個班子裡。
小班和西班雖也有出來酬應的，但隻以應召入酒家為限。
這些班子各有總寓，喚做“大下處”。
春台班的總寓在百順胡同，三慶班在韓家潭，四喜班在陝西巷，和春班在李鐵拐斜街，嵩祝班在石頭胡同。
伶人住在總寓裡邊的喚做“公中人”，自立門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