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俗與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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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俗是合禮儀與風俗而言。
禮是屬于宗教的及儀式的；俗是屬于習慣的及經濟的。
風俗與禮儀乃國家民族的生活習慣所成，不過禮儀比較是強迫的，風俗比較是自由的。
風俗的強迫不如道德律那麼屬于主觀的命令，也不如法律那樣有客觀的威脅；人可以遵從它，也可以違背它。
風俗是基于習慣，而此習慣是于群己都有利，而且便于舉行和認識。
我國古來有“風化”“風俗”“政俗”“禮俗”等名稱。
風化是自上而下言；風俗是自一社團至一社團言；政俗是合法律與風俗言；禮俗是合道德與風俗言。
被定為唐朝的書《劉子·風俗篇》說：“風者氣也；俗者習也。
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焉。
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焉。
風有薄厚，俗有淳澆，明王之化，當移風使之雅；易俗使之正。
是以上之化下，亦為之風焉。
民習而行，亦為之俗焉。
”我國古說以禮俗是和地方環境有密切關系的，地方環境實際上就是經濟生活。
所以風俗與民生有相因而成的關系。
人類和别的動物不同的地方，最顯然的是有語言文字、衣冠和禮儀。
禮儀是社會的産物，沒有社會也就沒有禮儀風俗。
古代社會幾乎整個生活是禮儀風俗捆綁住，所謂“禮儀三百，成儀三千”，是指示人沒有一舉一動不在禮儀與習俗裡頭。
在風俗裡最易辨識的是禮儀。
它是一種社會公認的行為，用來表示精神的與物質的生活的象征、行為的警告和危機的克服。
不被公認的習慣，便不是風俗，隻可算為人的或家族的特殊行為。
所謂生活的象征，意思是我們在生活上有種種方面，如果要在很短的時間把它們都表現出來，那是不可能的。
不得已，就得用身體的動作表示出來。
如此，有人說，中國人的“作揖”，是種地時候，拿鋤頭刨土的象征行為。
古時兩個人相見，彼此的語言不一定相通，但要表示友誼時，便做彼此生活上共同的行為，意思是說，你要我幫忙種地，我很喜歡效勞。
朋友本有互助的情分，所以這刨土的姿勢，便成表現友誼的“作揖”了。
又如歐洲人“拉手或頓手”，與中國的“把臂”有點相同，不過歐洲的文化是從遊牧民族生活發展的，不像中國作揖是從農業文化發展的，拉手是象征趕羊入圈的互助行為。
又如，中國的叩頭禮，原是表示奴隸對于主人的服從；歐洲的脫帽禮原是武士入到人家，把頭盔脫下，表示解除武裝，不傷害人的意思。
這些都是生活的象征。
所謂行為的警告，即依據生活的經驗，凡在某種情境上不能做某樣事，或得做某樣事，于是用一種儀式把它表示出來。
好像官吏就職的宣誓典禮，是為警告他在職位時候應盡忠心，不得做辜負民意的事情。
又如西洋輪船下水時，要行擲香槟酒瓶禮，據說是不要船上的水手因狂飲而誤事的意思。
又如古代社會的冠禮，多半是用儀式來表示成年人在社會裡應盡的義務，同時警告他不要做那違抗社會或一個失敗的人。
所謂危機的克服，指的是以下情況。
人在生活的曆程上，有種種危機。
如生産的時候，母子的性命都很危險。
這危險的境地，當在過得去與過不去之間，便是一個危機。
從舊生活要改入新生活的時期，也是一個危機。
如社會裡成年的男女，在沒有結婚的時候，依賴父母家長，一到結婚時候，便要從依賴的生活進入獨立的生活，在這個将入未入的境地，也是生活的一個危機。
因所要娶要嫁的男女在結合以後，在生活上能否順利地過下去，是沒有把握的。
又如家裡的主人就是擔負一家經濟生活的主角，一旦死了，在這主要的生産者過去，新的主要生産者将要接上的時候，也是一個危機。
過年過節，是為時間的進行，于生産上有利不利的可能，所以也是一種危機。
風俗禮儀由巫術漸次變成，乃至生活方式變遷了，仍然保留着，當做娛樂日，或休息日。
禮俗與民生的關系從上說三點的演進可以知道。
生活上最大的四個階段是生、冠、婚、喪。
生産的禮俗現在已漸次消滅了。
女人坐月、三朝洗兒、周歲等，因生活形式改變，社會組織更變，知識生活提高，人也不再找這些麻煩了。
做生日并不是古禮，是近幾百年官僚富家借此誇耀及收受禮物的勾當，我想這是應當禁止的。
冠禮也早就不行了。
在禮儀上，與民生最有關系的是婚禮與喪禮。
這兩禮原來有很重的巫術色彩，人是要用巫術把所謂不祥的境遇克服過來。
現在拿婚禮來說，照舊時的禮儀，新娘從上頭、上轎，乃至三朝回門，層層節節，都有許多禁忌、許多迷信的儀式，如像新娘拿鏡子、新郎踏轎門、鬧新人等等，都含有巫術在内。
說到喪禮，迷信行為更多，因為人怕死鬼，所以披麻、變形，神主所以點主，後來生活進步，便附上種種意義，人因風習也就不問而随着做了。
今天并不是要講禮俗之起源，隻要講我們應當怎樣采用禮儀，使它在生活上有意思而不至于浪費時間、金錢與精神。
禮儀與風俗習慣是人人有的，但行者需顧到國民的經濟生活。
自入民國以來，沒工夫顧到制禮作樂，變服剪發，乃成風俗。
不知從此例的沒顧到國民的經濟與工業，以至簡單紐扣一項，每年不知向外買入多少。
有的矯枉過正，變本加厲，隻顧排場，不管自己财力如何；有的甚至全盤采取西禮。
要知道民族生存是賴乎本地生活上傳統的習慣和理想，如果全盤采用别人的禮儀風俗，無異自己毀滅自己。
古人說要滅人國，得先滅人的禮俗，所以婚喪應當保留固有的，如其不便，可從簡些。
風俗禮儀凡于我生活上沒有經驗的，可以不必去學人家，像披頭紗、拿花把，也于我們沒有意義，為何要行呢？至于賀禮，古人對于婚喪在親友分上，本有助理之分，不過得有用；現在人最沒道理的是送人銀盾、喪禮的幛，甚至有子送終父母的，也有男用女語女用男語的，最可笑的，有個殡儀，幛上寫着“川流不息”！這又是亂用了。
喪禮而張燈結彩，大請其客，也是不應該的；婚禮有以“文憑”為嫁妝扛着滿街遊行的，這也不對。
故生活簡單，用錢的機會少，所以一旦有事，要行繁重的儀式，但也得依其人之經濟與地位而行，不是随意的。
又生産方式變遷，禮俗也當變，如喪禮在街遊行，不過是要人知道某人已死，而且是個好人，因城市上人個個那麼忙，誰有心讀個人的曆史呢？禮儀與民生的關系至密切，有時因習俗所驅，有人弄到傾家蕩産，故當局者應當提倡合乎國民生活與經濟的禮俗，庶幾乎不教固有文化淪喪了。
國粹與國學 “國粹”這個名詞原是不見于經傳的。
它是在戊戌政變後，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呼聲嚷到聲嘶力竭的時候，所呼出來的—個怪口号。
又因為《國粹學報》的刊行，這名詞便廣泛地流行起來。
編《辭源》的先生們在“國粹”條下寫着：“一國物質上、精神上所有之特質。
此由國民之特性及土地之情形、曆史等所養成者。
”這解釋未免太籠統，太不明了。
國民的特性、地理的情形、曆史的過程，乃至所謂物質上、精神上的特質，也許是産生國粹的條件，未必就是國粹。
陸衣言先生在《中華國語大辭典》裡解釋說，“本國特有的優越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就是國粹。
這個比較好一點，不過還是不大明白。
在重新解釋國粹是什麼之前，我們應當先問條件。
一、一個民族所特有的事物不必是國粹。
特有的事物無論是生理上的，或心理上的，或地理上的，隻能顯示那民族的特點，可是這特點，說不定連自己也不歡喜它。
假如世間還有一個有尾巴的民族，從生理上的特質，使他們的尾巴顯出手或腳的功用，因而造成那民族的精神與文化；以後他們有了進化學的知識，知道自己身上的尾巴是連類人猿都沒有了的，在知識與運動上也沒有用尾巴的必要，他們必會厭惡自己的尾巴，因而試要改變從尾
禮是屬于宗教的及儀式的；俗是屬于習慣的及經濟的。
風俗與禮儀乃國家民族的生活習慣所成，不過禮儀比較是強迫的，風俗比較是自由的。
風俗的強迫不如道德律那麼屬于主觀的命令，也不如法律那樣有客觀的威脅；人可以遵從它，也可以違背它。
風俗是基于習慣，而此習慣是于群己都有利，而且便于舉行和認識。
我國古來有“風化”“風俗”“政俗”“禮俗”等名稱。
風化是自上而下言；風俗是自一社團至一社團言；政俗是合法律與風俗言；禮俗是合道德與風俗言。
被定為唐朝的書《劉子·風俗篇》說：“風者氣也；俗者習也。
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焉。
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焉。
風有薄厚，俗有淳澆，明王之化，當移風使之雅；易俗使之正。
是以上之化下，亦為之風焉。
民習而行，亦為之俗焉。
”我國古說以禮俗是和地方環境有密切關系的，地方環境實際上就是經濟生活。
所以風俗與民生有相因而成的關系。
人類和别的動物不同的地方，最顯然的是有語言文字、衣冠和禮儀。
禮儀是社會的産物，沒有社會也就沒有禮儀風俗。
古代社會幾乎整個生活是禮儀風俗捆綁住，所謂“禮儀三百，成儀三千”，是指示人沒有一舉一動不在禮儀與習俗裡頭。
在風俗裡最易辨識的是禮儀。
它是一種社會公認的行為，用來表示精神的與物質的生活的象征、行為的警告和危機的克服。
不被公認的習慣，便不是風俗，隻可算為人的或家族的特殊行為。
所謂生活的象征，意思是我們在生活上有種種方面，如果要在很短的時間把它們都表現出來，那是不可能的。
不得已，就得用身體的動作表示出來。
如此，有人說，中國人的“作揖”，是種地時候，拿鋤頭刨土的象征行為。
古時兩個人相見，彼此的語言不一定相通，但要表示友誼時，便做彼此生活上共同的行為，意思是說，你要我幫忙種地，我很喜歡效勞。
朋友本有互助的情分，所以這刨土的姿勢，便成表現友誼的“作揖”了。
又如歐洲人“拉手或頓手”，與中國的“把臂”有點相同，不過歐洲的文化是從遊牧民族生活發展的，不像中國作揖是從農業文化發展的，拉手是象征趕羊入圈的互助行為。
又如，中國的叩頭禮，原是表示奴隸對于主人的服從；歐洲的脫帽禮原是武士入到人家，把頭盔脫下，表示解除武裝，不傷害人的意思。
這些都是生活的象征。
所謂行為的警告，即依據生活的經驗，凡在某種情境上不能做某樣事，或得做某樣事，于是用一種儀式把它表示出來。
好像官吏就職的宣誓典禮，是為警告他在職位時候應盡忠心，不得做辜負民意的事情。
又如西洋輪船下水時，要行擲香槟酒瓶禮，據說是不要船上的水手因狂飲而誤事的意思。
又如古代社會的冠禮，多半是用儀式來表示成年人在社會裡應盡的義務，同時警告他不要做那違抗社會或一個失敗的人。
所謂危機的克服，指的是以下情況。
人在生活的曆程上，有種種危機。
如生産的時候，母子的性命都很危險。
這危險的境地，當在過得去與過不去之間，便是一個危機。
從舊生活要改入新生活的時期，也是一個危機。
如社會裡成年的男女，在沒有結婚的時候，依賴父母家長，一到結婚時候，便要從依賴的生活進入獨立的生活，在這個将入未入的境地，也是生活的一個危機。
因所要娶要嫁的男女在結合以後，在生活上能否順利地過下去，是沒有把握的。
又如家裡的主人就是擔負一家經濟生活的主角，一旦死了，在這主要的生産者過去，新的主要生産者将要接上的時候，也是一個危機。
過年過節，是為時間的進行，于生産上有利不利的可能，所以也是一種危機。
風俗禮儀由巫術漸次變成，乃至生活方式變遷了，仍然保留着，當做娛樂日，或休息日。
禮俗與民生的關系從上說三點的演進可以知道。
生活上最大的四個階段是生、冠、婚、喪。
生産的禮俗現在已漸次消滅了。
女人坐月、三朝洗兒、周歲等，因生活形式改變，社會組織更變，知識生活提高，人也不再找這些麻煩了。
做生日并不是古禮，是近幾百年官僚富家借此誇耀及收受禮物的勾當，我想這是應當禁止的。
冠禮也早就不行了。
在禮儀上，與民生最有關系的是婚禮與喪禮。
這兩禮原來有很重的巫術色彩，人是要用巫術把所謂不祥的境遇克服過來。
現在拿婚禮來說，照舊時的禮儀，新娘從上頭、上轎，乃至三朝回門，層層節節，都有許多禁忌、許多迷信的儀式，如像新娘拿鏡子、新郎踏轎門、鬧新人等等，都含有巫術在内。
說到喪禮，迷信行為更多，因為人怕死鬼，所以披麻、變形，神主所以點主，後來生活進步，便附上種種意義，人因風習也就不問而随着做了。
今天并不是要講禮俗之起源，隻要講我們應當怎樣采用禮儀，使它在生活上有意思而不至于浪費時間、金錢與精神。
禮儀與風俗習慣是人人有的，但行者需顧到國民的經濟生活。
自入民國以來，沒工夫顧到制禮作樂，變服剪發，乃成風俗。
不知從此例的沒顧到國民的經濟與工業，以至簡單紐扣一項，每年不知向外買入多少。
有的矯枉過正，變本加厲，隻顧排場，不管自己财力如何；有的甚至全盤采取西禮。
要知道民族生存是賴乎本地生活上傳統的習慣和理想，如果全盤采用别人的禮儀風俗，無異自己毀滅自己。
古人說要滅人國，得先滅人的禮俗，所以婚喪應當保留固有的，如其不便，可從簡些。
風俗禮儀凡于我生活上沒有經驗的，可以不必去學人家，像披頭紗、拿花把，也于我們沒有意義，為何要行呢？至于賀禮，古人對于婚喪在親友分上，本有助理之分，不過得有用；現在人最沒道理的是送人銀盾、喪禮的幛，甚至有子送終父母的，也有男用女語女用男語的，最可笑的，有個殡儀，幛上寫着“川流不息”！這又是亂用了。
喪禮而張燈結彩，大請其客，也是不應該的；婚禮有以“文憑”為嫁妝扛着滿街遊行的，這也不對。
故生活簡單，用錢的機會少，所以一旦有事，要行繁重的儀式，但也得依其人之經濟與地位而行，不是随意的。
又生産方式變遷，禮俗也當變，如喪禮在街遊行，不過是要人知道某人已死，而且是個好人，因城市上人個個那麼忙，誰有心讀個人的曆史呢？禮儀與民生的關系至密切，有時因習俗所驅，有人弄到傾家蕩産，故當局者應當提倡合乎國民生活與經濟的禮俗，庶幾乎不教固有文化淪喪了。
國粹與國學 “國粹”這個名詞原是不見于經傳的。
它是在戊戌政變後，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呼聲嚷到聲嘶力竭的時候，所呼出來的—個怪口号。
又因為《國粹學報》的刊行，這名詞便廣泛地流行起來。
編《辭源》的先生們在“國粹”條下寫着：“一國物質上、精神上所有之特質。
此由國民之特性及土地之情形、曆史等所養成者。
”這解釋未免太籠統，太不明了。
國民的特性、地理的情形、曆史的過程，乃至所謂物質上、精神上的特質，也許是産生國粹的條件，未必就是國粹。
陸衣言先生在《中華國語大辭典》裡解釋說，“本國特有的優越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就是國粹。
這個比較好一點，不過還是不大明白。
在重新解釋國粹是什麼之前，我們應當先問條件。
一、一個民族所特有的事物不必是國粹。
特有的事物無論是生理上的，或心理上的，或地理上的，隻能顯示那民族的特點，可是這特點，說不定連自己也不歡喜它。
假如世間還有一個有尾巴的民族，從生理上的特質，使他們的尾巴顯出手或腳的功用，因而造成那民族的精神與文化；以後他們有了進化學的知識，知道自己身上的尾巴是連類人猿都沒有了的，在知識與運動上也沒有用尾巴的必要，他們必會厭惡自己的尾巴，因而試要改變從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