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的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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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二月間，《清華周刊》同人請梁任公拟一《國學入門書要目》，直到五月裡這個書目才在周刊上注銷。以後就有許多報紙雜志傳錄了。我個人覺得這種書目對于一般淺學的青年是多少有一點益處的；不料今天副刊上讀到吳稚晖的《箴洋八股化之理學》，才知道有人以為這書目是“災梨禍棗”“可發一笑”“于人大不利，于學無所明”。
我覺得吳先生的文章倒真是有一點“灰色”！又長又冗的一大篇，簡直令人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線索和辯駁的論點。裡面文法錯誤欠妥的地方，不可計數；然而這是可以原諒的，因為“最高等之名流”寫文章的時候往往是不計較其文章之通不通的。我最為吳先生惋惜的，便是他似乎不曾知道梁先生拟的書目的動機和内容，以緻所下的斷語隻是糊塗、誤解、孟浪！
我已經說過，梁氏拟書目是由于《清華周刊》記者的請求。胡适之的書目也是正在同時候請求拟作的。因為胡氏書目發表在先，所以梁氏書目附有批評的話。然而這絕不是如吳先生所說：“梁先生上了胡适之的惡當，公然把……一篇書目答問擇要。從西山送到清華園！”
整理國故原不必盡人而能，因為那是需要專門的人才，無須乎“大批的造”。假如代代能有幾個梁啟超、胡适去擔任這個苦工，常為後學開辟求學的途徑，那我們盡可高枕無憂，分工求學，或到法國去學“機關槍對打”，或到什麼灑羅埃去學工藝。然而這話在讨論梁氏書目的時候，是說不着的！梁氏書目的主旨不是要造就一大批整理國故的人才，隻是指示青年以研究國學的初步方法——這是在梁氏書目的附錄裡已經寫得明明白白，而吳先生不曾了解。
我不大明白，為什麼國學書目是“灰色”的。這個理由，吳先生在他的灰色的文章裡也并沒有說出。要解答這個問題，先要知道國學的性質。國學便是一國獨自形成的學問，國學便是所以别于舶來的學問的一個名詞。梁先生在與《清華周刊》記者談話中曾說：“國學常識依我所見就是簡簡單單的兩樣東西：一，中國曆史之大概；二，中國人的人生觀。”當然，學問這個東西，是不分國界的；不過中國在未開海禁以前，所有的經天緯地的聖經賢傳，禍國殃民的邪說異端，大半是些本國的土産。到了現在，固然杜威羅素的影響也似乎不在孔孟以下，然而我們暫且撇開古今中外的學問的是非善惡的問題不論，為命名清晰起見，把本國土産的學問叫作國學，這卻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今依梁氏之說，假定國學的常識（梁氏書目實在也不過是供給一些常識）是中國曆史和中國人的人生觀，我覺得這就很有研究的價值。換言之，很有做書目的價值。假如吳先生沒讀過中國曆史，他就不能夠說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産物”的話；假如吳先生不知道中國人的人生觀，他就不能夠寫出《箴洋八股化之理學》的大文；假如吳先生在呱呱落地之時就“同陳頌平先生相約不看中國書”，他就連今天看《晨報》副刊的能力都沒有了。為什麼吳先生到現在似乎很有些國學知識，反來“過水拆橋”，諷刺一般青年“飽看書史”為複古，攻擊開拟國學書目的為妖言惑衆？
梁氏書目預備出洋學生帶出洋的書隻有十四種，見《周刊》原文篇末的附函，而吳先生乃糊裡糊塗地以為全書目皆是為出洋學生帶出洋的，唉，這真是吳先生自己所說“凡事失諸毫厘，差以千裡”了。今為宣傳“禍國殃民”的“妖言”起見，把梁氏拟應帶出洋的書目列左：
《四書集注》石印正續《文獻通考》相台本《五經單注》
石印《文選》石印浙刻《二十二子》《李太白集》
《墨子閑诂》《杜工部集》《荀子集解》
《白香山集》鉛印《四史》《柳柳州集》
鉛印正續《資治通鑒》《東坡詩集》
内中幾乎一半是中國文學書，一半是經史子。這是一切要學習中國韻文散文所必須讀的根基書。沒有充分讀過這種“臭東西”的，不要說四六電報打不出，即是白話文也必寫不明白。如其吳先生以為留學生的任務隻是去到外國學習“用機關槍對打”的“工藝”，那我也就沒有話說；若是吳先生還知道除了“用機關槍對打”以外，留學生還有事可做，有事應做，那麼“出洋學生帶了許多線裝書出去”倒未必“成一個廢物而歸”！
以為“什麼都是我國古代有的”，這種思想當然是值得被吳先生斥為“狗屁”；而以為國學便是古董遂“相約不看中國書”的思想，卻也與狗屁相差不多！外國的學問不必勉強附會，認為我國古代早有，而我國古代确是早有的學問，也正不必秘而不宣。自誇與自卑的思想都是該至少“丢在茅廁裡三十年”的！當然見仁見智，不能盡人而同，然而立言之際也該有些分寸。譬如你主張先用機關槍對打，後整理國故，那麼開設文化學院的人并不一定和你的主張根本沖突，隻是時間遲早之差罷了，那又何必小題大做把異己者罵得狗血噴頭！
我覺得吳先生的文章倒真是有一點“灰色”！又長又冗的一大篇，簡直令人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線索和辯駁的論點。裡面文法錯誤欠妥的地方，不可計數；然而這是可以原諒的，因為“最高等之名流”寫文章的時候往往是不計較其文章之通不通的。我最為吳先生惋惜的，便是他似乎不曾知道梁先生拟的書目的動機和内容，以緻所下的斷語隻是糊塗、誤解、孟浪！
我已經說過，梁氏拟書目是由于《清華周刊》記者的請求。胡适之的書目也是正在同時候請求拟作的。因為胡氏書目發表在先，所以梁氏書目附有批評的話。然而這絕不是如吳先生所說：“梁先生上了胡适之的惡當，公然把……一篇書目答問擇要。從西山送到清華園！”
整理國故原不必盡人而能，因為那是需要專門的人才，無須乎“大批的造”。假如代代能有幾個梁啟超、胡适去擔任這個苦工，常為後學開辟求學的途徑，那我們盡可高枕無憂，分工求學，或到法國去學“機關槍對打”，或到什麼灑羅埃去學工藝。然而這話在讨論梁氏書目的時候，是說不着的！梁氏書目的主旨不是要造就一大批整理國故的人才，隻是指示青年以研究國學的初步方法——這是在梁氏書目的附錄裡已經寫得明明白白，而吳先生不曾了解。
我不大明白，為什麼國學書目是“灰色”的。這個理由，吳先生在他的灰色的文章裡也并沒有說出。要解答這個問題，先要知道國學的性質。國學便是一國獨自形成的學問，國學便是所以别于舶來的學問的一個名詞。梁先生在與《清華周刊》記者談話中曾說：“國學常識依我所見就是簡簡單單的兩樣東西：一，中國曆史之大概；二，中國人的人生觀。”當然，學問這個東西，是不分國界的；不過中國在未開海禁以前，所有的經天緯地的聖經賢傳，禍國殃民的邪說異端，大半是些本國的土産。到了現在，固然杜威羅素的影響也似乎不在孔孟以下，然而我們暫且撇開古今中外的學問的是非善惡的問題不論，為命名清晰起見，把本國土産的學問叫作國學，這卻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今依梁氏之說，假定國學的常識（梁氏書目實在也不過是供給一些常識）是中國曆史和中國人的人生觀，我覺得這就很有研究的價值。換言之，很有做書目的價值。假如吳先生沒讀過中國曆史，他就不能夠說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産物”的話；假如吳先生不知道中國人的人生觀，他就不能夠寫出《箴洋八股化之理學》的大文；假如吳先生在呱呱落地之時就“同陳頌平先生相約不看中國書”，他就連今天看《晨報》副刊的能力都沒有了。為什麼吳先生到現在似乎很有些國學知識，反來“過水拆橋”，諷刺一般青年“飽看書史”為複古，攻擊開拟國學書目的為妖言惑衆？
梁氏書目預備出洋學生帶出洋的書隻有十四種，見《周刊》原文篇末的附函，而吳先生乃糊裡糊塗地以為全書目皆是為出洋學生帶出洋的，唉，這真是吳先生自己所說“凡事失諸毫厘，差以千裡”了。今為宣傳“禍國殃民”的“妖言”起見，把梁氏拟應帶出洋的書目列左：
《四書集注》石印正續《文獻通考》相台本《五經單注》
石印《文選》石印浙刻《二十二子》《李太白集》
《墨子閑诂》《杜工部集》《荀子集解》
《白香山集》鉛印《四史》《柳柳州集》
鉛印正續《資治通鑒》《東坡詩集》
内中幾乎一半是中國文學書，一半是經史子。這是一切要學習中國韻文散文所必須讀的根基書。沒有充分讀過這種“臭東西”的，不要說四六電報打不出，即是白話文也必寫不明白。如其吳先生以為留學生的任務隻是去到外國學習“用機關槍對打”的“工藝”，那我也就沒有話說；若是吳先生還知道除了“用機關槍對打”以外，留學生還有事可做，有事應做，那麼“出洋學生帶了許多線裝書出去”倒未必“成一個廢物而歸”！
以為“什麼都是我國古代有的”，這種思想當然是值得被吳先生斥為“狗屁”；而以為國學便是古董遂“相約不看中國書”的思想，卻也與狗屁相差不多！外國的學問不必勉強附會，認為我國古代早有，而我國古代确是早有的學問，也正不必秘而不宣。自誇與自卑的思想都是該至少“丢在茅廁裡三十年”的！當然見仁見智，不能盡人而同，然而立言之際也該有些分寸。譬如你主張先用機關槍對打，後整理國故，那麼開設文化學院的人并不一定和你的主張根本沖突，隻是時間遲早之差罷了，那又何必小題大做把異己者罵得狗血噴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