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遊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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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由北京動身的那天正是清明節，天并沒有落雨，隻是陰雲密布，呈出一種黯淡的神情，然而行人已經覺得欲斷魂了。
我在未走之先，恨不得插翅南翔，到江南調換調換空氣；但是在火車蠕動的時候，我心裡又忽自嗫嚅不安起來，覺得那座輝煌龐大的前門城樓似乎很令人惜别的樣子。
不知有多少人詛咒過北京城了，嫌它灰塵大。
在灰塵中生活了二十幾年的我，卻在暫離北京的時候感到戀戀不舍的情意！我想跳下車來，還是吃一個期的灰塵罷，還是和同在灰塵中過活的伴侶們優遊罷……但是火車風馳電掣地去了。
這一來不大打緊，路上可真斷魂了。
斷了一次魂以後，我向窗外一望，盡是些壘壘的土饅頭似的荒冢；當然，我們這些條活屍，早晚也是饅頭餡！我想我們将來每人頭上頂着一個土饅頭，天長日久，中國的土地怕要完全是一堆一堆的隻許長草不許種糧的墳頭了。
經濟問題倒還在其次，太不美觀實在是令人看了難受。
我們應該以後宣傳，大家“曲辮子”以後不要在田地裡築起土饅頭。
和我同一間車房的四位旅客，個性都很發達。
A是一個小官僚，上了車就買了一份老《申報》和一份《順天時報》。
B、C、D，三位似乎都是一間門面的雜貨店的夥計。
B大概有櫃台先生的資格，因為車開以後他從一個手巾包裡抽出一本《小倉山房尺牍》來看。
C有一種不大好的态度，他喜歡脫了鞋抱膝而坐。
D是宰予之流，車開不久他就張着嘴睡着了；睡醒以後，從褲帶上摘下一個琵琶形的煙口袋，一根尺餘長的旱煙杆。
這三位都不知道地闆上是不該吐痰的，同時又不“強不知以為知”的，于是開始大吐其痰。
我從他們的吐痰，發現了一個中國人特備的國粹，“調和性”。
一旦痰公然落到地闆上以後，痰的主人似乎直覺地感到一些不得勁兒，于是把鞋底子放在痰上擦了幾下。
鞋底擦痰的結果，便是地闆上發現一塊平勻的濕痕。
（痰是看不見了，反對地闆上吐痰的人也無話可說了，此之謂調和。
） 從北京到濟南，我就在這樣的環境裡生活着，我并沒有什麼不滿，因為我知道這叫作“民衆化”！ （二） 車過了濟南，酣睡了一夜。
火車的單調的聲音，使人不能不睡。
我想詩的音節的功效也是一樣的，例如Speuseianstanza，前八節是一樣的長短節奏，足以使人入神，若再這樣單調下去，讀者就要睡了，于是從第×行便改了節奏，增加一個音。
火車是永遠的單調，并且是不合音樂的單調。
但是未來派的音樂家都是極端贊美一切機輪軋軋的聲音呢。
一覺醒來，大概是安徽界了罷，但見一片綠色，耀人眼簾，比起山東界内的一片荒漠，寸草不生的情形，真是大不相同了。
我前年過此地的時候，正是鬧水災，現在水幹了，全是良田。
北方農人真是寒苦，不要說他們的收獲不及南方的農家的豐富，即是荒涼的環境，也夠人難受了。
但是由甯至滬一帶，又比江北好多了，盡是一片一片的油菜花，陽光照上去，像黃琉璃似的，水牛也在稻田裡面工作着，山清水秀，有說不出的一股鬯和的神情。
似泰山一帶的山陵，雄險峻危，在江南是看不到了。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我想近水的人真是智，不說别的，單說在上海從四馬路到馬霍路黃包車夫就敲我二角錢！ （三） 我在上海會到的朋友，有郁達夫、郭沫若、成仿吾。
除了達夫以外，都是沒會過面的文字交，其實看過《女神》《三葉集》的人不能說是不認識沫若了。
沫若和仿吾住在一處，我和達夫到他們家的時候，他們正在吃午飯。
飯後我們便縱談一切，最初談的是國内翻譯界的情形。
仿吾正在做一篇論文，校正張東荪譯的《物質與回憶》。
我從沒有想到張東荪的譯本居然會有令人驚異的大錯。
上海受西方化的程度，在國内要首屈一指了。
就我的觀察所及，洋服可以說是遍處皆是，并且穿得都很修潔可觀。
真糟，什麼阿貓阿狗都穿起洋裝來了！我希望我們中國也産出幾個甘地，實行提倡國粹，别令侵入的文化把我們固有的民族性打得片甲不留。
我在上海大概可以算是鄉下人了，隻看我在跨渡馬路時左右張望的神氣就可以證實，我很心危，在上海充鄉下人還不要緊，在紐約芝加哥被目為老戆，豈不失了國家體面？不過我終于是甘心做一個上海的鄉下人，紐約的老戆。
除了洋裝以外，在上海最普遍的是幾句半通的英語。
我很懷疑，我們的國語是否真那樣的不敷用，非帶引用英語不可。
在清華的時候，我覺得我們時常中英合璧地說話是不大好的，哪裡曉得，清華學生在北京固是洋氣很足，到了上海和上海的學生比比，那一股洋氣沖天的神情，簡直不是我們所能望其項背了。
（四） 嘉善是滬杭間的一個小城。
我到站後就乘小轎車進城，因為轎子是我的舅父雇好了的。
我坐在轎子上倒也覺得新奇有趣。
轎夫哼哈相應，汗流浃背，我當然覺得這是很不公道的舉動，為什麼我坐在轎上享福呢。
但是我偶然左右一望，看着黃金色的油菜色，早把轎夫忘了。
達夫曾說：“我們隻能做Bougeoisie的文學，‘人力車夫式’的血淚文學是
我在未走之先，恨不得插翅南翔，到江南調換調換空氣；但是在火車蠕動的時候，我心裡又忽自嗫嚅不安起來，覺得那座輝煌龐大的前門城樓似乎很令人惜别的樣子。
不知有多少人詛咒過北京城了，嫌它灰塵大。
在灰塵中生活了二十幾年的我，卻在暫離北京的時候感到戀戀不舍的情意！我想跳下車來，還是吃一個期的灰塵罷，還是和同在灰塵中過活的伴侶們優遊罷……但是火車風馳電掣地去了。
這一來不大打緊，路上可真斷魂了。
斷了一次魂以後，我向窗外一望，盡是些壘壘的土饅頭似的荒冢；當然，我們這些條活屍，早晚也是饅頭餡！我想我們将來每人頭上頂着一個土饅頭，天長日久，中國的土地怕要完全是一堆一堆的隻許長草不許種糧的墳頭了。
經濟問題倒還在其次，太不美觀實在是令人看了難受。
我們應該以後宣傳，大家“曲辮子”以後不要在田地裡築起土饅頭。
和我同一間車房的四位旅客，個性都很發達。
A是一個小官僚，上了車就買了一份老《申報》和一份《順天時報》。
B、C、D，三位似乎都是一間門面的雜貨店的夥計。
B大概有櫃台先生的資格，因為車開以後他從一個手巾包裡抽出一本《小倉山房尺牍》來看。
C有一種不大好的态度，他喜歡脫了鞋抱膝而坐。
D是宰予之流，車開不久他就張着嘴睡着了；睡醒以後，從褲帶上摘下一個琵琶形的煙口袋，一根尺餘長的旱煙杆。
這三位都不知道地闆上是不該吐痰的，同時又不“強不知以為知”的，于是開始大吐其痰。
我從他們的吐痰，發現了一個中國人特備的國粹，“調和性”。
一旦痰公然落到地闆上以後，痰的主人似乎直覺地感到一些不得勁兒，于是把鞋底子放在痰上擦了幾下。
鞋底擦痰的結果，便是地闆上發現一塊平勻的濕痕。
（痰是看不見了，反對地闆上吐痰的人也無話可說了，此之謂調和。
） 從北京到濟南，我就在這樣的環境裡生活着，我并沒有什麼不滿，因為我知道這叫作“民衆化”！ （二） 車過了濟南，酣睡了一夜。
火車的單調的聲音，使人不能不睡。
我想詩的音節的功效也是一樣的，例如Speuseianstanza，前八節是一樣的長短節奏，足以使人入神，若再這樣單調下去，讀者就要睡了，于是從第×行便改了節奏，增加一個音。
火車是永遠的單調，并且是不合音樂的單調。
但是未來派的音樂家都是極端贊美一切機輪軋軋的聲音呢。
一覺醒來，大概是安徽界了罷，但見一片綠色，耀人眼簾，比起山東界内的一片荒漠，寸草不生的情形，真是大不相同了。
我前年過此地的時候，正是鬧水災，現在水幹了，全是良田。
北方農人真是寒苦，不要說他們的收獲不及南方的農家的豐富，即是荒涼的環境，也夠人難受了。
但是由甯至滬一帶，又比江北好多了，盡是一片一片的油菜花，陽光照上去，像黃琉璃似的，水牛也在稻田裡面工作着，山清水秀，有說不出的一股鬯和的神情。
似泰山一帶的山陵，雄險峻危，在江南是看不到了。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我想近水的人真是智，不說别的，單說在上海從四馬路到馬霍路黃包車夫就敲我二角錢！ （三） 我在上海會到的朋友，有郁達夫、郭沫若、成仿吾。
除了達夫以外，都是沒會過面的文字交，其實看過《女神》《三葉集》的人不能說是不認識沫若了。
沫若和仿吾住在一處，我和達夫到他們家的時候，他們正在吃午飯。
飯後我們便縱談一切，最初談的是國内翻譯界的情形。
仿吾正在做一篇論文，校正張東荪譯的《物質與回憶》。
我從沒有想到張東荪的譯本居然會有令人驚異的大錯。
上海受西方化的程度，在國内要首屈一指了。
就我的觀察所及，洋服可以說是遍處皆是，并且穿得都很修潔可觀。
真糟，什麼阿貓阿狗都穿起洋裝來了！我希望我們中國也産出幾個甘地，實行提倡國粹，别令侵入的文化把我們固有的民族性打得片甲不留。
我在上海大概可以算是鄉下人了，隻看我在跨渡馬路時左右張望的神氣就可以證實，我很心危，在上海充鄉下人還不要緊，在紐約芝加哥被目為老戆，豈不失了國家體面？不過我終于是甘心做一個上海的鄉下人，紐約的老戆。
除了洋裝以外，在上海最普遍的是幾句半通的英語。
我很懷疑，我們的國語是否真那樣的不敷用，非帶引用英語不可。
在清華的時候，我覺得我們時常中英合璧地說話是不大好的，哪裡曉得，清華學生在北京固是洋氣很足，到了上海和上海的學生比比，那一股洋氣沖天的神情，簡直不是我們所能望其項背了。
（四） 嘉善是滬杭間的一個小城。
我到站後就乘小轎車進城，因為轎子是我的舅父雇好了的。
我坐在轎子上倒也覺得新奇有趣。
轎夫哼哈相應，汗流浃背，我當然覺得這是很不公道的舉動，為什麼我坐在轎上享福呢。
但是我偶然左右一望，看着黃金色的油菜色，早把轎夫忘了。
達夫曾說：“我們隻能做Bougeoisie的文學，‘人力車夫式’的血淚文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