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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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位置，如未接到則拾起嘎兒擲擊平放在溝上之木棍，如未擊中則對方以木杖試量其差距，以為計分，幾番交換擊接，計分較少之一方勝。
清華并不完全洋化，像這樣的市井小兒的遊戲實在很土，其他學校學生恐怕未必屑于一顧，而在清華有一陣幾乎每一學生手裡都挾有一杖一梭。
每天下午有一個老銅鎖匠擔着挑子來到運動場邊，他的職業本來是配鑰匙開鎖，但是他的副業喧賓奪主，他管修網球拍、補皮球胎、縫破皮鞋、發售木杖兒木嘎兒，以及其他零碎委辦之事，他是園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服務者。
中等科的學生編為童子軍，高等科的學生則練兵操，起初大家頗為認真，五四以後則漸廢弛。
童子軍分兩大隊，第一大隊長是梅贻琦先生，第二大隊長是席德柄先生。
我被編入第二大隊的一個小隊。
我們的制服整齊美觀，厚呢的帽子寬寬的帽檐，燙得平平的，以視現今的若幹學校童子軍，戴的是軟布帽，帽檐低垂倒挂如敗荷葉，不可同日而語。
童子軍的室内活動以結繩始，别瞧這伏羲氏的時候就開始玩的把戲，時到如今花樣忒多，我的手指頭全是大拇指，時常急得一頭汗。
我現在隻記得一種叫漁人結，比較簡單，其他如什麼帆腳索結、八字形結、方結……則都已忘得一幹二淨。
戶外活動比較有趣，圓明園舊址就在我們隔壁，野徑盤纡，荒阡交互，正是露營的好去處。
用一根火柴發火炊飯，不是一件容易事。
飯煮成焦粑或稀粥，也覺得好吃。
做了一年多的“生手”才考上了二等童軍。
上兵操另是一種趣味，大隊長是姓劉還是勞，至今搞不清楚，隻知道他是W.W. Law先生。
那時候的兵操不能和現在的軍訓比，現在的軍訓真槍實彈勤習苦練，那時的兵操隻是在操場上立正開步走，手裡拿的是木槍。
不過服裝漂亮，五四之後清華學生排隊進城，隊伍整齊，最能赢得都人喝彩。
我的課外活動不多。
在中二中三是曾邀約同學組織了一個專門練習書法的“戲墨社”，願意參加的不多，大學忙着學英文，誰有那麼多閑情逸緻讨此筆硯生涯？和我一清早就提前起床，在吃早點點名之前做半小時餘的寫字練習，有吳卓、張嘉鑄等幾個人。
吳卓臨趙孟的《天冠山圖詠》，柔媚潇灑，極有風緻；張嘉鑄寫魏碑，學張廉卿，有古意；我寫漢隸，臨張遷，僅略得形似耳。
我們也用白折子寫小楷。
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是我們這時候不斷研習的典籍。
我們這個結社也要向學校報備，還請了汪鸾翔（鞏庵）先生做導師，幾度以作業送呈過目，這位長髯飄拂略有口吃的老師對我們有嘉勉但無指導。
怪我毅力不夠，勉強維持兩年就無形散夥了。
進高等科之後，生活環境一變，我已近成年，對于文學發生熱烈的興趣。
邀集翟桓、張忠绂、顧毓琇、李迪俊、齊學啟、吳錦铨等人組織“小說研究社”，出版了一冊《短篇小說作法》，還占據了一間寝室作為社址。
稍後擴大了組織，改名為“清華文學社”，吸收了孫大雨、謝文炳、饒孟侃、楊世恩等以及比我們高三班的聞一多，共約三十餘人。
朱湘落落寡合，沒有加入我們的行列，後終與一多失和，此時早已見其端倪。
一多年長博學，無形中是我們這集團的領袖，和我最稱莫逆。
我們對于文學沒有充分的認識，僅于課堂上讀過少數的若幹西方文學作品，對于中國文學傳統亦所知不多，尚未能形成任何有系統的主張。
有幾個人性較浪漫，故易接近當時“創造社”一派。
我和聞一多所作之《〈冬夜草兒〉評論》即成于是時。
同學中對于我們這一批吟風弄月讴歌愛情的人難免有微詞，最坦率的是梅汝璈，他寫過一篇《辟文風》投給《清華周刊》，我是周刊負責的編輯之一，當即為之披露，但是于下一周期刊中我反唇相稽辭而辟之。
說起《清華周刊》，那是我在高四時緻力甚勤的一件事。
周刊為學生會主要活動之一，由學校負責經費開支，雖說每期五六十面不超過一百，裡面有社論，有專論，有新聞，有文藝，俨然是一本小型綜合雜志，每周一期，編寫頗為累人。
總編輯是吳景超，他做事有闆有眼，一絲不苟。
景超和我、顧毓琇、王化成四人同寝室。
化成另有一批交遊，同室而不同道。
每到周末，我們三個人就要聚在一起，商略下一期周刊内容。
社論數則是由景超和我分别撰作，交相評閱，常常秉燭不眠，務期斟酌于至當，而引以為樂。
周刊的文藝一欄特别豐富，有時分印為增刊，厚達二百頁。
高四的學生受到學校的優遇，全體住進一座大樓，内有暖氣設備，有現代的淋浴與衛生設備。
不過也有少數北方人如廁隻能蹲而不能坐，則甯遠征中等科照顧九間樓。
高四那年功課并不松懈，唯心情愉快，即将與校園告别，反覺依依不舍。
我每周進城，有時策驢經大鐘寺趨西直門，蹄聲得得，黃塵滾滾，趕腳的跟在後面跑，氣咻咻然。
多半是坐人力車，荒原古道，老樹垂楊，也是難得的感受，途經海甸少不得要停下，在仁和買幾瓶蓮花白或桂花露，再順路買幾簍醬瓜醬菜，或是一匣甜鹹薄脆，歸家共享。
這篇文字無法結束，若是不略略述及我所懷念的六十多年前的幾位師友。
首先是王文顯先生，他做教務長相當久，
清華并不完全洋化，像這樣的市井小兒的遊戲實在很土，其他學校學生恐怕未必屑于一顧，而在清華有一陣幾乎每一學生手裡都挾有一杖一梭。
每天下午有一個老銅鎖匠擔着挑子來到運動場邊，他的職業本來是配鑰匙開鎖，但是他的副業喧賓奪主，他管修網球拍、補皮球胎、縫破皮鞋、發售木杖兒木嘎兒，以及其他零碎委辦之事，他是園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服務者。
中等科的學生編為童子軍，高等科的學生則練兵操，起初大家頗為認真，五四以後則漸廢弛。
童子軍分兩大隊，第一大隊長是梅贻琦先生，第二大隊長是席德柄先生。
我被編入第二大隊的一個小隊。
我們的制服整齊美觀，厚呢的帽子寬寬的帽檐，燙得平平的，以視現今的若幹學校童子軍，戴的是軟布帽，帽檐低垂倒挂如敗荷葉，不可同日而語。
童子軍的室内活動以結繩始，别瞧這伏羲氏的時候就開始玩的把戲，時到如今花樣忒多，我的手指頭全是大拇指，時常急得一頭汗。
我現在隻記得一種叫漁人結，比較簡單，其他如什麼帆腳索結、八字形結、方結……則都已忘得一幹二淨。
戶外活動比較有趣，圓明園舊址就在我們隔壁，野徑盤纡，荒阡交互，正是露營的好去處。
用一根火柴發火炊飯，不是一件容易事。
飯煮成焦粑或稀粥，也覺得好吃。
做了一年多的“生手”才考上了二等童軍。
上兵操另是一種趣味，大隊長是姓劉還是勞，至今搞不清楚，隻知道他是W.W. Law先生。
那時候的兵操不能和現在的軍訓比，現在的軍訓真槍實彈勤習苦練，那時的兵操隻是在操場上立正開步走，手裡拿的是木槍。
不過服裝漂亮，五四之後清華學生排隊進城，隊伍整齊，最能赢得都人喝彩。
我的課外活動不多。
在中二中三是曾邀約同學組織了一個專門練習書法的“戲墨社”，願意參加的不多，大學忙着學英文，誰有那麼多閑情逸緻讨此筆硯生涯？和我一清早就提前起床，在吃早點點名之前做半小時餘的寫字練習，有吳卓、張嘉鑄等幾個人。
吳卓臨趙孟的《天冠山圖詠》，柔媚潇灑，極有風緻；張嘉鑄寫魏碑，學張廉卿，有古意；我寫漢隸，臨張遷，僅略得形似耳。
我們也用白折子寫小楷。
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是我們這時候不斷研習的典籍。
我們這個結社也要向學校報備，還請了汪鸾翔（鞏庵）先生做導師，幾度以作業送呈過目，這位長髯飄拂略有口吃的老師對我們有嘉勉但無指導。
怪我毅力不夠，勉強維持兩年就無形散夥了。
進高等科之後，生活環境一變，我已近成年，對于文學發生熱烈的興趣。
邀集翟桓、張忠绂、顧毓琇、李迪俊、齊學啟、吳錦铨等人組織“小說研究社”，出版了一冊《短篇小說作法》，還占據了一間寝室作為社址。
稍後擴大了組織，改名為“清華文學社”，吸收了孫大雨、謝文炳、饒孟侃、楊世恩等以及比我們高三班的聞一多，共約三十餘人。
朱湘落落寡合，沒有加入我們的行列，後終與一多失和，此時早已見其端倪。
一多年長博學，無形中是我們這集團的領袖，和我最稱莫逆。
我們對于文學沒有充分的認識，僅于課堂上讀過少數的若幹西方文學作品，對于中國文學傳統亦所知不多，尚未能形成任何有系統的主張。
有幾個人性較浪漫，故易接近當時“創造社”一派。
我和聞一多所作之《〈冬夜草兒〉評論》即成于是時。
同學中對于我們這一批吟風弄月讴歌愛情的人難免有微詞，最坦率的是梅汝璈，他寫過一篇《辟文風》投給《清華周刊》，我是周刊負責的編輯之一，當即為之披露，但是于下一周期刊中我反唇相稽辭而辟之。
說起《清華周刊》，那是我在高四時緻力甚勤的一件事。
周刊為學生會主要活動之一，由學校負責經費開支，雖說每期五六十面不超過一百，裡面有社論，有專論，有新聞，有文藝，俨然是一本小型綜合雜志，每周一期，編寫頗為累人。
總編輯是吳景超，他做事有闆有眼，一絲不苟。
景超和我、顧毓琇、王化成四人同寝室。
化成另有一批交遊，同室而不同道。
每到周末，我們三個人就要聚在一起，商略下一期周刊内容。
社論數則是由景超和我分别撰作，交相評閱，常常秉燭不眠，務期斟酌于至當，而引以為樂。
周刊的文藝一欄特别豐富，有時分印為增刊，厚達二百頁。
高四的學生受到學校的優遇，全體住進一座大樓，内有暖氣設備，有現代的淋浴與衛生設備。
不過也有少數北方人如廁隻能蹲而不能坐，則甯遠征中等科照顧九間樓。
高四那年功課并不松懈，唯心情愉快，即将與校園告别，反覺依依不舍。
我每周進城，有時策驢經大鐘寺趨西直門，蹄聲得得，黃塵滾滾，趕腳的跟在後面跑，氣咻咻然。
多半是坐人力車，荒原古道，老樹垂楊，也是難得的感受，途經海甸少不得要停下，在仁和買幾瓶蓮花白或桂花露，再順路買幾簍醬瓜醬菜，或是一匣甜鹹薄脆，歸家共享。
這篇文字無法結束，若是不略略述及我所懷念的六十多年前的幾位師友。
首先是王文顯先生，他做教務長相當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