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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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四個人不是好人，一個是努生，一個是昭沄，一個是區區我，一個是閣下你。
應該算是四兇。
常言道‘好人不長壽’，所以我對于自己的壽命毫不擔心。
如今昭沄年未六十遽爾作古，我的信心動搖矣！”他确是信心動搖，不久亦成為九泉之客。
其實都不是壞人，隻是年少輕狂不大安分。
我記得有一次演話劇，是陳大悲作的《良心》，初次排演的時候齋務主任陳筱田先生在座（他也飾演一角），他指着昭沄說：“時昭沄扮演那個壞蛋，可以無需化妝。
”哄堂大笑。
昭沄一瞪眼，眼睛比眼鏡還大出一圈。
他才思敏捷，英文特佳。
為了換取一點稿酬，譯了我的《雅舍小品》、孟瑤的《心園》、張其昀的《孔子傳》。
不幸在出使巴西任内去世。
努生的公私生活高潮疊起，世人皆知，在校時揚言“九年清華三趕校長”，我曾當面戲之曰：“足下才高于學，學高于品。
”如今他已下世，我仍然覺得“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至于浩若，他是清華同學中唯一之文武兼具者，他在清華的時候善寫古文，波瀾壯闊。
在美國讀書時倡國家主義最為激烈，返國後一度在方鼎英部下任團長，抗戰期間任物資局長，晚年蕭索，意氣消磨。
我清華最後一年同寝室者吳景超與顧毓琇，不可不述。
景超徽州歙縣人，永遠是一襲灰布長袍，道貌岸然，循規蹈矩，刻苦用功。
好讀史遷，故大家戲呼之為太史公。
為文有法度，處事公私分明。
供職經濟部時所用郵票分置兩紙盒内，一供公事，一供私函，決不混淆，可見其為人之一斑。
毓琇江蘇無錫人，治電機，而于詩詞、戲劇、小說無所不窺，精力過人，為人機警，往往适應局勢猛着先鞭。
還有兩個我所敬愛的人物。
一個是潘光旦，原名光亶，江蘇寶山人，因傷病割去一腿，徐志摩所稱道的“胡聖潘仙”，胡聖是适之先生，潘仙即光旦，以其似李鐵拐也。
光旦學問淵博，融貫中西，治優生學，後遂緻力于我國之譜牒，時有著述，每多發明。
其為人也，外圓内方，人皆樂與之遊。
還有一個是張心一，原名繼忠，是我所知的清華同學中唯一的真正的甘肅人。
他是一個傳奇人物。
他嫌理發一角錢太貴，嘗自備小刀對鏡剃光頭，常是滿頭血迹斑斓。
在校時外出永遠騎驢，抗戰期間一輛摩托機車跑遍後方各省。
他作一個銀行總稽核，外出查賬，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為他設盛筵，他聞聲逃匿，到小吃攤上果腹而歸。
他做建設廳長時，騎機車下鄉，被匪劫持上山，查明身份後匪徒飨以烤肉恭送下山，敬禮有加。
他的轶事一時也說不完。
我在清華一住八年，由童年到弱冠，在那裡受環境的熏陶，受師友的教益，這樣的一個學校是名副其實的我的母校，我自然懷着一份深厚的感情。
不過這份感情也不是沒有羼着一些複雜的成分。
我時常想起，清華建校實乃前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事變所造成的。
義和團之亂是我們的恥辱。
其肇事的動機是民間不堪教會外人壓迫，其事可恥，而義和團之荒謬行徑，其事更可恥，清廷之颟顸糊塗，人民之盲從附和，其事尤其可恥，迨其一敗塗地喪權誤國，其可恥乃至無以複加。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美國國會通過議案，退還賠款的一部分給中國政府，以為興辦教育之用，這便是清華建校的原始。
我的母校是在恥辱之中成立，而于恥辱之中又加進了令人慚愧的因素。
提起清華便不能不令人想起七十餘年前的這一段慘痛曆史。
美國退還賠款給我們辦教育，當然是善意的。
事實上晚近列強侵略中國聲中，美國是比較對我們最為友好的。
雖然我們也知道，鴉片貿易不僅是英國一國的奸商作孽，不僅是英國一國的政府貪婪的縱容，美國人也插上了一腳。
至今美國波士頓附近還有一個當年販賣鴉片緻富的船主所捐建的一個小小的博物館，裡面陳列着不少鴉片煙槍煙鬥。
不過美國對我們沒有領土野心，不曾對我們動辄開炮。
就是八國聯軍占領北京那一段期間，也是美國分據的那一區域比較文明。
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實。
所以中國人對美國人的友誼一向是比較密切。
但是我也要指陳，美國退還賠款的動機并不簡單。
偶讀一九七七年三月出版的《自由談》三十卷三期，戴良先生輯《中美傳統友誼大事記》，内有這樣一段：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國會通過退還庚款。
史密斯緻老羅斯福的備忘錄：那一個國家能做到教育這一代的青年中國人，那個國家就将由于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業的影響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獲。
如果美國在三十年前已經做到把中國學生的潮流引向這一個國家來，并能使這個潮流繼續擴大，那麼，我們現在一定能夠使用最圓滿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國的發展——這就是說，使用那知識與精神上的支配中國的領袖的方式！” 羅斯福大概是接受了這個意見。
以教育的方式造就出一批親美的人才，從而控制中國的發展。
這幾句話，我們聽起來，能不警惕、心寒、慚愧？所以我說：清華是于恥辱的狀況和慚愧的心情中建立的。
在慶祝清華建校七十周年聲中，也許不該提起往日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其實我們不能回到水木清華的舊址去歡呼慶祝，而在此地為文紀念，這件事情本身也就夠令人心傷了！
應該算是四兇。
常言道‘好人不長壽’，所以我對于自己的壽命毫不擔心。
如今昭沄年未六十遽爾作古，我的信心動搖矣！”他确是信心動搖，不久亦成為九泉之客。
其實都不是壞人，隻是年少輕狂不大安分。
我記得有一次演話劇，是陳大悲作的《良心》，初次排演的時候齋務主任陳筱田先生在座（他也飾演一角），他指着昭沄說：“時昭沄扮演那個壞蛋，可以無需化妝。
”哄堂大笑。
昭沄一瞪眼，眼睛比眼鏡還大出一圈。
他才思敏捷，英文特佳。
為了換取一點稿酬，譯了我的《雅舍小品》、孟瑤的《心園》、張其昀的《孔子傳》。
不幸在出使巴西任内去世。
努生的公私生活高潮疊起，世人皆知，在校時揚言“九年清華三趕校長”，我曾當面戲之曰：“足下才高于學，學高于品。
”如今他已下世，我仍然覺得“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至于浩若，他是清華同學中唯一之文武兼具者，他在清華的時候善寫古文，波瀾壯闊。
在美國讀書時倡國家主義最為激烈，返國後一度在方鼎英部下任團長，抗戰期間任物資局長，晚年蕭索，意氣消磨。
我清華最後一年同寝室者吳景超與顧毓琇，不可不述。
景超徽州歙縣人，永遠是一襲灰布長袍，道貌岸然，循規蹈矩，刻苦用功。
好讀史遷，故大家戲呼之為太史公。
為文有法度，處事公私分明。
供職經濟部時所用郵票分置兩紙盒内，一供公事，一供私函，決不混淆，可見其為人之一斑。
毓琇江蘇無錫人，治電機，而于詩詞、戲劇、小說無所不窺，精力過人，為人機警，往往适應局勢猛着先鞭。
還有兩個我所敬愛的人物。
一個是潘光旦，原名光亶，江蘇寶山人，因傷病割去一腿，徐志摩所稱道的“胡聖潘仙”，胡聖是适之先生，潘仙即光旦，以其似李鐵拐也。
光旦學問淵博，融貫中西，治優生學，後遂緻力于我國之譜牒，時有著述，每多發明。
其為人也，外圓内方，人皆樂與之遊。
還有一個是張心一，原名繼忠，是我所知的清華同學中唯一的真正的甘肅人。
他是一個傳奇人物。
他嫌理發一角錢太貴，嘗自備小刀對鏡剃光頭，常是滿頭血迹斑斓。
在校時外出永遠騎驢，抗戰期間一輛摩托機車跑遍後方各省。
他作一個銀行總稽核，外出查賬，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為他設盛筵，他聞聲逃匿，到小吃攤上果腹而歸。
他做建設廳長時，騎機車下鄉，被匪劫持上山，查明身份後匪徒飨以烤肉恭送下山，敬禮有加。
他的轶事一時也說不完。
我在清華一住八年，由童年到弱冠，在那裡受環境的熏陶，受師友的教益，這樣的一個學校是名副其實的我的母校，我自然懷着一份深厚的感情。
不過這份感情也不是沒有羼着一些複雜的成分。
我時常想起，清華建校實乃前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事變所造成的。
義和團之亂是我們的恥辱。
其肇事的動機是民間不堪教會外人壓迫，其事可恥，而義和團之荒謬行徑，其事更可恥，清廷之颟顸糊塗，人民之盲從附和，其事尤其可恥，迨其一敗塗地喪權誤國，其可恥乃至無以複加。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美國國會通過議案，退還賠款的一部分給中國政府，以為興辦教育之用，這便是清華建校的原始。
我的母校是在恥辱之中成立，而于恥辱之中又加進了令人慚愧的因素。
提起清華便不能不令人想起七十餘年前的這一段慘痛曆史。
美國退還賠款給我們辦教育，當然是善意的。
事實上晚近列強侵略中國聲中，美國是比較對我們最為友好的。
雖然我們也知道，鴉片貿易不僅是英國一國的奸商作孽，不僅是英國一國的政府貪婪的縱容，美國人也插上了一腳。
至今美國波士頓附近還有一個當年販賣鴉片緻富的船主所捐建的一個小小的博物館，裡面陳列着不少鴉片煙槍煙鬥。
不過美國對我們沒有領土野心，不曾對我們動辄開炮。
就是八國聯軍占領北京那一段期間，也是美國分據的那一區域比較文明。
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實。
所以中國人對美國人的友誼一向是比較密切。
但是我也要指陳，美國退還賠款的動機并不簡單。
偶讀一九七七年三月出版的《自由談》三十卷三期，戴良先生輯《中美傳統友誼大事記》，内有這樣一段：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國會通過退還庚款。
史密斯緻老羅斯福的備忘錄：那一個國家能做到教育這一代的青年中國人，那個國家就将由于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業的影響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獲。
如果美國在三十年前已經做到把中國學生的潮流引向這一個國家來，并能使這個潮流繼續擴大，那麼，我們現在一定能夠使用最圓滿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國的發展——這就是說，使用那知識與精神上的支配中國的領袖的方式！” 羅斯福大概是接受了這個意見。
以教育的方式造就出一批親美的人才，從而控制中國的發展。
這幾句話，我們聽起來，能不警惕、心寒、慚愧？所以我說：清華是于恥辱的狀況和慚愧的心情中建立的。
在慶祝清華建校七十周年聲中，也許不該提起往日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其實我們不能回到水木清華的舊址去歡呼慶祝，而在此地為文紀念，這件事情本身也就夠令人心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