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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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為清華大學英語系主任，他的英文姓名是J.WangQuincey，我沒見過他的中文簽名，聽人說他不谙中文，從小就由一位英國人撫養，在英國受教育，成為一位十足的英國紳士。
他是廣東人，能說粵語，為人穩重而沉默，經常騎一輛腳踏車，單手扶着車把，岸然遊行于校内。
他喜穿一件運動上裝，胸襟上繡着英國的校徽（是牛津還是劍橋我記不得了），在足球場上做裁判。
他的英語講得太好了，不但純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聽他說話乃是一大享受。
比起語言粗魯的一般美國人士顯有上下床之别。
我不幸沒有能在他班上聽講，但是我畢業之後任教北大時，曾兩度承他邀請參加清華留學生甄試，于私下晤對言談之間聽他述英國威爾孫教授如何考證莎士比亞的版本，頭頭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國文學的知識之淵博。
先生才學深邃，而不輕表露，世遂少知之者。
巢堃霖先生是我的英文老師，他也是受過英國傳統教育的學者，英語流利而有風趣。
我記得他講解一首伯朗甯的小詩《法軍營中轶事》，連讀帶做，有聲有色。
我在班上發問答問，時常故作刁難，先生不以為忤。
我一九四九年來台時先生任職港府，辱賜書欲推薦我于香港大學，我遜謝。
在中等科教過我英文的有馬國骥、林玉堂、孟憲成諸先生。
馬先生說英語夾雜上海土話，亦莊亦諧，妙趣橫生。
一九四九年我與馬先生重逢于台北，學生們仍執弟子禮甚恭，先生談吐不同往時。
林先生長我五六歲，聖約翰畢業後即來清華任教，先生後改名為語堂，當時先生對于胡适白話詩甚為傾倒，嘗于英文課中在黑闆上大書“人力車夫，人力車夫，車來如飛……”然後朗誦，擊節稱賞。
我們一九二三級的“級呼”（Class Yell）是請先生給我們作的： Whoare,whoare,whoarewe？ Weare,weare,twenty-three. Ssssbon-bah！ 孟先生是林先生的同學，後來成為教育學家。
林先生活潑風趣，孟先生凝重細膩。
記得孟先生教我們讀《湯伯朗就學記》（TomBrown’s Schooldays），這是一部文學傑作，寫英國勒格貝公共學校的學生生活，先生講解精詳，其中若幹情況至今不能忘。
教我英文的美籍教師有好幾位，我最懷念的是貝德女士（MissBaeder），她教我們“作文與修辭”，我受益良多。
她教我們作文，注重草拟大綱的方法。
題目之下分若幹部分，每部分又分若幹節，每節有一個提綱挈領的句子。
有了大綱，然後再敷衍成為一篇文字。
這方法其實是訓練思想，使不枝不蔓層次井然，用在國文上也同樣有效。
她又教我們議會法，一面教我們說英語，一面教我們集會議事的規則（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講的民權初步），于是我們從小就學會了什麼動議、附議、秩序問題、權利問題，等等，終身受用。
大抵外籍教師教我們英語，使用各種教材教法，諸如辯論、集會、表演、遊戲之類，而不專門緻力于寫、讀、背。
是于實際使用英語中學習英語。
還有一位克利門斯女士（MissClemens）我也不能忘，她年紀輕，有輕盈的體态，未開言臉先绯紅。
教我音樂的西萊女士（MissSeeley），教我圖畫的是斯塔女士（MissStarr）和李蓋特女士（MissLiggate），我上她們的課不是受教，是享受。
所謂如沐春風不就是享受麼？教我體育的是舒美科先生、馬約翰先生，馬先生黑頭發綠眼珠，短小精悍，活力過人，每晨十時，一聲鈴響，全體自課室蜂擁而出，排列在一個廣場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連做十五分鐘的健身操，風霜無阻，也能使大家出一頭大汗。
我的國文老師當中，舉人進士不乏其人，他們滿腹詩書自不待言，不過傳授多少給學生則是另一問題。
清華不重國文，課都排在下午，畢業時成績不計，教師全住在古月堂自成一個區域。
我懷念徐鏡澄先生，他教我作文莫說廢話，少用虛字，句句要挺拔，這是我永遠奉為圭臬的至理名言。
我曾經寫過一篇記徐先生的文章，茲不贅。
陳敬侯先生是天津人，具有天津人特有的幽默，除了風趣的言談之外還逼我們默寫過好多篇古文。
背誦之不足，繼之以默寫，要把古文的格調聲韻砸到腦子裡去。
汪鸾翔先生以他的貴州口音結結巴巴地說：“有……有人說，國國文沒……沒有趣味，國國文怎能沒……沒有趣味，趣味就在其中啦！”當時聽了當作笑話，現在體會到國文的趣味之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真是隻好說是“在其中”了。
八年同窗好友太多了，同級的七八十人如今記得姓名的約有七十，有幾位我記得姓而忘其名，更有幾位我隻約略記得面貌。
初來台灣時，在台的級友包括徐宗涑、王國華、劉溟章、辛文锜、孫清波、孫立人、李先聞、周大瑤、吳大鈞、江元仁、周思信、嚴之衛、翟桓、吳卓和我，偶爾聚餐話舊，現則大半凋零。
我在清華最後兩年，因為熱心于學生會的活動，和羅努生、何浩若、時昭沄來往較多。
浩若來台後曾有一次對我說：“當年清華學生中
他是廣東人，能說粵語，為人穩重而沉默，經常騎一輛腳踏車，單手扶着車把，岸然遊行于校内。
他喜穿一件運動上裝，胸襟上繡着英國的校徽（是牛津還是劍橋我記不得了），在足球場上做裁判。
他的英語講得太好了，不但純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聽他說話乃是一大享受。
比起語言粗魯的一般美國人士顯有上下床之别。
我不幸沒有能在他班上聽講，但是我畢業之後任教北大時，曾兩度承他邀請參加清華留學生甄試，于私下晤對言談之間聽他述英國威爾孫教授如何考證莎士比亞的版本，頭頭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國文學的知識之淵博。
先生才學深邃，而不輕表露，世遂少知之者。
巢堃霖先生是我的英文老師，他也是受過英國傳統教育的學者，英語流利而有風趣。
我記得他講解一首伯朗甯的小詩《法軍營中轶事》，連讀帶做，有聲有色。
我在班上發問答問，時常故作刁難，先生不以為忤。
我一九四九年來台時先生任職港府，辱賜書欲推薦我于香港大學，我遜謝。
在中等科教過我英文的有馬國骥、林玉堂、孟憲成諸先生。
馬先生說英語夾雜上海土話，亦莊亦諧，妙趣橫生。
一九四九年我與馬先生重逢于台北，學生們仍執弟子禮甚恭，先生談吐不同往時。
林先生長我五六歲，聖約翰畢業後即來清華任教，先生後改名為語堂，當時先生對于胡适白話詩甚為傾倒，嘗于英文課中在黑闆上大書“人力車夫，人力車夫，車來如飛……”然後朗誦，擊節稱賞。
我們一九二三級的“級呼”（Class Yell）是請先生給我們作的： Whoare,whoare,whoarewe？ Weare,weare,twenty-three. Ssssbon-bah！ 孟先生是林先生的同學，後來成為教育學家。
林先生活潑風趣，孟先生凝重細膩。
記得孟先生教我們讀《湯伯朗就學記》（TomBrown’s Schooldays），這是一部文學傑作，寫英國勒格貝公共學校的學生生活，先生講解精詳，其中若幹情況至今不能忘。
教我英文的美籍教師有好幾位，我最懷念的是貝德女士（MissBaeder），她教我們“作文與修辭”，我受益良多。
她教我們作文，注重草拟大綱的方法。
題目之下分若幹部分，每部分又分若幹節，每節有一個提綱挈領的句子。
有了大綱，然後再敷衍成為一篇文字。
這方法其實是訓練思想，使不枝不蔓層次井然，用在國文上也同樣有效。
她又教我們議會法，一面教我們說英語，一面教我們集會議事的規則（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講的民權初步），于是我們從小就學會了什麼動議、附議、秩序問題、權利問題，等等，終身受用。
大抵外籍教師教我們英語，使用各種教材教法，諸如辯論、集會、表演、遊戲之類，而不專門緻力于寫、讀、背。
是于實際使用英語中學習英語。
還有一位克利門斯女士（MissClemens）我也不能忘，她年紀輕，有輕盈的體态，未開言臉先绯紅。
教我音樂的西萊女士（MissSeeley），教我圖畫的是斯塔女士（MissStarr）和李蓋特女士（MissLiggate），我上她們的課不是受教，是享受。
所謂如沐春風不就是享受麼？教我體育的是舒美科先生、馬約翰先生，馬先生黑頭發綠眼珠，短小精悍，活力過人，每晨十時，一聲鈴響，全體自課室蜂擁而出，排列在一個廣場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連做十五分鐘的健身操，風霜無阻，也能使大家出一頭大汗。
我的國文老師當中，舉人進士不乏其人，他們滿腹詩書自不待言，不過傳授多少給學生則是另一問題。
清華不重國文，課都排在下午，畢業時成績不計，教師全住在古月堂自成一個區域。
我懷念徐鏡澄先生，他教我作文莫說廢話，少用虛字，句句要挺拔，這是我永遠奉為圭臬的至理名言。
我曾經寫過一篇記徐先生的文章，茲不贅。
陳敬侯先生是天津人，具有天津人特有的幽默，除了風趣的言談之外還逼我們默寫過好多篇古文。
背誦之不足，繼之以默寫，要把古文的格調聲韻砸到腦子裡去。
汪鸾翔先生以他的貴州口音結結巴巴地說：“有……有人說，國國文沒……沒有趣味，國國文怎能沒……沒有趣味，趣味就在其中啦！”當時聽了當作笑話，現在體會到國文的趣味之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真是隻好說是“在其中”了。
八年同窗好友太多了，同級的七八十人如今記得姓名的約有七十，有幾位我記得姓而忘其名，更有幾位我隻約略記得面貌。
初來台灣時，在台的級友包括徐宗涑、王國華、劉溟章、辛文锜、孫清波、孫立人、李先聞、周大瑤、吳大鈞、江元仁、周思信、嚴之衛、翟桓、吳卓和我，偶爾聚餐話舊，現則大半凋零。
我在清華最後兩年，因為熱心于學生會的活動，和羅努生、何浩若、時昭沄來往較多。
浩若來台後曾有一次對我說：“當年清華學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