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英格蘭爆發瘟疫
關燈
小
中
大
的亨利·奈頓寫道：&ldquo布裡斯托爾幾乎所有的人都死了，而且死得非常突然，因為病期超過三天、兩天甚至半天的人寥寥無幾。
&rdquo關于瘟疫時期布裡斯托爾的樣子，不用想象，我們可以參考一下現代作者對該城當時情形的描寫。
當時，該城的街道非常狹窄，在比較繁華的地段，蜂巢般排列的地下室用來貯藏葡萄酒、鹽等商品。
生活污水順着中間的溝流出去。
房子與房子之間的距離很小，緻使街上不能跑馬車，一切貨物靠馱馬馱進馱出或搬運工擡進擡出。
到了17世紀，這一習俗甚至還存在，這喚起了塞缪爾·皮普斯[29]的無盡遐思[30]。
當地曆史學家塞缪爾·賽耶[31]引用了該鎮一份老記事錄，寫道：&ldquo1348年，瘟疫在布裡斯托爾肆虐。
疫情嚴重到了活人埋死人都埋不完的地步。
格洛斯特郡的人不允許逃離布裡斯托爾的人靠近。
最終，瘟疫傳播到了格洛斯特、牛津和倫敦。
無論男女，生還者十無其一。
高街和寬街的草長到幾英寸高。
瘟疫首先在城中心肆虐。
此次疫情是從外地傳來。
多塞特郡和德文郡沿海的人首先染上了瘟疫。
&rdquo[32]據上面的材料記錄，因為這個西部港口的人口大量減少，愛德華三世征自該城的稅從二百四十五英鎊降到一百五十八英鎊。
最後，布裡斯托爾的墓地&mdash&mdash毫無疑問許多地方也是這樣&mdash&mdash因為人口大量死亡都不夠用了。
關于這一點，公函卷軸上有一則例子。
聖十字教堂的堂區負責神父很快發現了擴建教堂墓地的必要性。
為了擴大墓地，他在舊墓地邊上獲得了半英畝地，這次擴建墓地既必要又急切，甚至都來不及按要求先取得王室許可令。
後來，愛德華三世才對此事予以認可[33]。
由德文和康沃爾兩個郡組成的埃克塞特主教區幾乎與薩默塞特同時爆發了瘟疫[34]。
1348年之前的八年裡，該主教區任命空缺聖職的年平均次數是三十六次。
但1349年1月這一個月裡，主教任命了大約三十次聖職，這表明當時教士的死亡情況比較嚴重。
布裡斯托爾港 瘟疫在布裡斯托爾肆虐，一處廣場上空無一人，有的隻是象征死亡的骷髅 布裡斯托爾的教堂墓地 根據1349年每月聖職任命的數量可以得出，瘟疫在這兩個郡的持續時間要比其他地方長。
直到1349年9月，聖職空缺的數量才有所下降。
瘟疫很可能開始于1348年12月，1349年3月、4月和5月疫情最嚴重[35]。
受俸牧師辛吉斯頓·倫道夫[36]是這樣描述這個時期埃克塞特教區的主教登記簿的：&ldquo在格蘭迪森主教的登記簿裡，關于黑死病的直接信息非常少，但有大量非直接信息。
主教登記簿對瘟疫前一年和瘟疫後一年的記錄非常完整，完整得令人驚訝，但該記錄幾乎沒有涉及瘟疫那一年的情況。
該主教區的日常工作好像都停滞了，除了聖職任命這一卷。
關于聖職任命的記錄單獨成冊，該記錄在瘟疫期間沒有停止，但讀來令人傷心。
即使從表面看，我們也能讀出這期間的痛苦。
每條記錄都記得匆匆忙忙、簡單粗略，這與其他時期記錄的整潔規範形成了鮮明對比；并且不像其他時期一樣按年分組，而是按月分組；每月的聖職變化數超過了沒有瘟疫時期一年的聖職變化數。
抄寫員不再像平常那樣寫上&lsquo因死空缺&rsquo，好像他害怕寫上這個緻命的詞似的。
神父們一定是成批死去的。
顯然，為了自己的教徒，信仰堅定的他們在瘟疫面前沒有退縮。
每當一名神父去世，另一名神父已經做好準備，響應主教的召喚，無畏地去空缺的聖職赴任。
一些神父的新任期僅僅持續了幾周。
當一切都結束時，幸存者相對來說很少，結果許多空缺的聖職都沒有人去填補。
瘟疫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裡，上述現象仍有迹可循。
&rdquo &ldquo主教從沒有離開自己的主教區。
對飽受瘟疫困擾的教衆來說，有主教這樣堅強有力、熱心真摯、樂于奉獻的人一直在身邊，這是一種無言的慰藉。
&rdquo 審視一下主教區内聖職空缺情況及各地瘟疫爆發的時間，可以看出，瘟疫幾乎在該主教區南部和北部同時爆發。
北德文、諾瑟姆和阿爾弗迪斯科特同在1348年11月7日出現疫情，同地區的弗雷明頓11月8日出現疫情，巴恩斯特伯爾12月23日出現疫情。
11月，埃克斯河畔的村莊裡就爆發了瘟疫。
11月底之前，瘟疫很可能就到達了埃克塞特。
該主教區南部的多塞特郡由鄰近地區傳入了瘟疫，這就解釋了疫情傳播的路徑。
但疫情首先發生在巴恩斯特伯爾河口的附近的村莊，于是我們得出結論，即瘟疫是由經過布裡斯托爾灣的船帶來的，這些船很快傳染了薩默塞特沿海的其他鎮子。
瘟疫在村莊流行 我們注意到沿海鎮子疫情嚴重，傳染很可能是被漁船帶到一個個地方的。
瘟疫傳播的路徑可以通過發生聖職空缺的日期順着港口來追蹤。
比如，1349年3月，康沃爾郡的福伊河口附近的堂區出現聖職空缺。
一周後，上遊的聖溫諾堂區代理主持人的聖職出現空缺。
3月22日，疫情傳播到了博德明&mdash&mdash一個離河不遠的地方。
像這樣從福伊河的港口向上遊傳播瘟疫，應該是瘟疫傳播的一般途徑。
至于該主教區諸修道院因瘟疫造成的影響，所知細節不多。
埃克塞特聖尼古拉修道院的院長死于1349年3月。
3月26日，其繼任者約翰·德懷接受任命，但馬上也死了。
直到6月7日，下一任院長才任命。
此時，聖尼古拉修道院已經一片荒涼[37]。
同樣，皮爾頓小修道院兩任院長在幾周内相繼死亡。
1349年4月26日，康沃爾郡隸屬于外國的明斯特小修道院院長威廉·德胡默因瘟疫去世。
随着修道院佃農和勞工的死亡，修道院一貧如洗，連修道院的修士及堂區的專任神父都供養不起。
明斯特小修道院要找專任神父做堂區工作，是因為修道院院長和他的教友們既不會說英語，也不會說康沃爾人講的凱爾特語[38]。
西多會的努恩哈姆修道院的主教登記簿上記載着：&ldquo在這場大死亡或大瘟疫期間，本修道院共有二十名修士和三名世俗教友去世，他們的名字載于其他冊子。
修道院院長沃爾特和兩名修士在瘟疫中活了下來。
&rdquo[39] 聖職人員受到瘟疫的威脅 聖職人員受到瘟疫襲擊 聖職人員受到瘟疫的威脅 奧古斯丁會的哈特蘭修道院院長羅傑·德羅利死了，選舉其繼任者的公告日期為1349年3月18日。
本笃會的塔維斯托克修道院院長也死了，他的繼任者理查德·德埃塞在堅信禮儀式後發病，并且&ldquo因為病重&rdquo不能觐見國王。
10月17日，國王授權格蘭迪森主教來接受效忠宣誓[40]。
根據伍斯特的威廉[41]從當地一個小兄弟會教堂的登記簿中記下的筆記，據估計有一千五百人因病死亡[42]。
死者中有堂區代理主持人，其繼任者于1349年4月8日接受任命。
該鎮的奧古斯丁會小修道院幾乎無人幸存。
院長約翰·德基爾克漢普頓和他的教友們除兩人幸存外，其他都死了。
3月17日，這兩名幸存的教友給主教寫信說：&ldquo他們如同劫後餘生的孤兒。
&rdquo他們祈求主教能馬上給他們派一名院長來。
次日，1349年3月18日，威爾士親王黑太子[43]愛德華命令進行一次調查，陪審團發現小修道院空了，末任院長死于&ldquo建立聖伯多祿宗座慶日[44]後的星期五（2月27日）。
&rdquo[45] 1349年3月19日，格蘭迪森主教向朗斯頓小修道院院長寫信解釋，并命朗斯頓小修道院的一名成員去任職。
三天後，此人就職的委任狀發布，希望&ldquo小修道院依靠他的小心謹慎從當前的災難中恢複過來&rdquo[46]。
奧古斯丁會
&rdquo關于瘟疫時期布裡斯托爾的樣子，不用想象，我們可以參考一下現代作者對該城當時情形的描寫。
當時，該城的街道非常狹窄，在比較繁華的地段，蜂巢般排列的地下室用來貯藏葡萄酒、鹽等商品。
生活污水順着中間的溝流出去。
房子與房子之間的距離很小，緻使街上不能跑馬車，一切貨物靠馱馬馱進馱出或搬運工擡進擡出。
到了17世紀，這一習俗甚至還存在，這喚起了塞缪爾·皮普斯[29]的無盡遐思[30]。
當地曆史學家塞缪爾·賽耶[31]引用了該鎮一份老記事錄，寫道：&ldquo1348年，瘟疫在布裡斯托爾肆虐。
疫情嚴重到了活人埋死人都埋不完的地步。
格洛斯特郡的人不允許逃離布裡斯托爾的人靠近。
最終，瘟疫傳播到了格洛斯特、牛津和倫敦。
無論男女，生還者十無其一。
高街和寬街的草長到幾英寸高。
瘟疫首先在城中心肆虐。
此次疫情是從外地傳來。
多塞特郡和德文郡沿海的人首先染上了瘟疫。
&rdquo[32]據上面的材料記錄，因為這個西部港口的人口大量減少，愛德華三世征自該城的稅從二百四十五英鎊降到一百五十八英鎊。
最後，布裡斯托爾的墓地&mdash&mdash毫無疑問許多地方也是這樣&mdash&mdash因為人口大量死亡都不夠用了。
關于這一點，公函卷軸上有一則例子。
聖十字教堂的堂區負責神父很快發現了擴建教堂墓地的必要性。
為了擴大墓地，他在舊墓地邊上獲得了半英畝地，這次擴建墓地既必要又急切，甚至都來不及按要求先取得王室許可令。
後來，愛德華三世才對此事予以認可[33]。
由德文和康沃爾兩個郡組成的埃克塞特主教區幾乎與薩默塞特同時爆發了瘟疫[34]。
1348年之前的八年裡，該主教區任命空缺聖職的年平均次數是三十六次。
但1349年1月這一個月裡，主教任命了大約三十次聖職，這表明當時教士的死亡情況比較嚴重。
布裡斯托爾港 瘟疫在布裡斯托爾肆虐，一處廣場上空無一人，有的隻是象征死亡的骷髅 布裡斯托爾的教堂墓地 根據1349年每月聖職任命的數量可以得出，瘟疫在這兩個郡的持續時間要比其他地方長。
直到1349年9月，聖職空缺的數量才有所下降。
瘟疫很可能開始于1348年12月，1349年3月、4月和5月疫情最嚴重[35]。
受俸牧師辛吉斯頓·倫道夫[36]是這樣描述這個時期埃克塞特教區的主教登記簿的：&ldquo在格蘭迪森主教的登記簿裡，關于黑死病的直接信息非常少，但有大量非直接信息。
主教登記簿對瘟疫前一年和瘟疫後一年的記錄非常完整，完整得令人驚訝，但該記錄幾乎沒有涉及瘟疫那一年的情況。
該主教區的日常工作好像都停滞了，除了聖職任命這一卷。
關于聖職任命的記錄單獨成冊，該記錄在瘟疫期間沒有停止，但讀來令人傷心。
即使從表面看，我們也能讀出這期間的痛苦。
每條記錄都記得匆匆忙忙、簡單粗略，這與其他時期記錄的整潔規範形成了鮮明對比；并且不像其他時期一樣按年分組，而是按月分組；每月的聖職變化數超過了沒有瘟疫時期一年的聖職變化數。
抄寫員不再像平常那樣寫上&lsquo因死空缺&rsquo，好像他害怕寫上這個緻命的詞似的。
神父們一定是成批死去的。
顯然，為了自己的教徒，信仰堅定的他們在瘟疫面前沒有退縮。
每當一名神父去世，另一名神父已經做好準備，響應主教的召喚，無畏地去空缺的聖職赴任。
一些神父的新任期僅僅持續了幾周。
當一切都結束時，幸存者相對來說很少，結果許多空缺的聖職都沒有人去填補。
瘟疫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裡，上述現象仍有迹可循。
&rdquo &ldquo主教從沒有離開自己的主教區。
對飽受瘟疫困擾的教衆來說，有主教這樣堅強有力、熱心真摯、樂于奉獻的人一直在身邊，這是一種無言的慰藉。
&rdquo 審視一下主教區内聖職空缺情況及各地瘟疫爆發的時間，可以看出，瘟疫幾乎在該主教區南部和北部同時爆發。
北德文、諾瑟姆和阿爾弗迪斯科特同在1348年11月7日出現疫情，同地區的弗雷明頓11月8日出現疫情，巴恩斯特伯爾12月23日出現疫情。
11月，埃克斯河畔的村莊裡就爆發了瘟疫。
11月底之前，瘟疫很可能就到達了埃克塞特。
該主教區南部的多塞特郡由鄰近地區傳入了瘟疫，這就解釋了疫情傳播的路徑。
但疫情首先發生在巴恩斯特伯爾河口的附近的村莊，于是我們得出結論，即瘟疫是由經過布裡斯托爾灣的船帶來的，這些船很快傳染了薩默塞特沿海的其他鎮子。
瘟疫在村莊流行 我們注意到沿海鎮子疫情嚴重，傳染很可能是被漁船帶到一個個地方的。
瘟疫傳播的路徑可以通過發生聖職空缺的日期順着港口來追蹤。
比如，1349年3月，康沃爾郡的福伊河口附近的堂區出現聖職空缺。
一周後，上遊的聖溫諾堂區代理主持人的聖職出現空缺。
3月22日，疫情傳播到了博德明&mdash&mdash一個離河不遠的地方。
像這樣從福伊河的港口向上遊傳播瘟疫，應該是瘟疫傳播的一般途徑。
至于該主教區諸修道院因瘟疫造成的影響，所知細節不多。
埃克塞特聖尼古拉修道院的院長死于1349年3月。
3月26日，其繼任者約翰·德懷接受任命，但馬上也死了。
直到6月7日，下一任院長才任命。
此時，聖尼古拉修道院已經一片荒涼[37]。
同樣，皮爾頓小修道院兩任院長在幾周内相繼死亡。
1349年4月26日，康沃爾郡隸屬于外國的明斯特小修道院院長威廉·德胡默因瘟疫去世。
随着修道院佃農和勞工的死亡，修道院一貧如洗，連修道院的修士及堂區的專任神父都供養不起。
明斯特小修道院要找專任神父做堂區工作，是因為修道院院長和他的教友們既不會說英語，也不會說康沃爾人講的凱爾特語[38]。
西多會的努恩哈姆修道院的主教登記簿上記載着：&ldquo在這場大死亡或大瘟疫期間，本修道院共有二十名修士和三名世俗教友去世，他們的名字載于其他冊子。
修道院院長沃爾特和兩名修士在瘟疫中活了下來。
&rdquo[39] 聖職人員受到瘟疫的威脅 聖職人員受到瘟疫襲擊 聖職人員受到瘟疫的威脅 奧古斯丁會的哈特蘭修道院院長羅傑·德羅利死了，選舉其繼任者的公告日期為1349年3月18日。
本笃會的塔維斯托克修道院院長也死了，他的繼任者理查德·德埃塞在堅信禮儀式後發病，并且&ldquo因為病重&rdquo不能觐見國王。
10月17日，國王授權格蘭迪森主教來接受效忠宣誓[40]。
根據伍斯特的威廉[41]從當地一個小兄弟會教堂的登記簿中記下的筆記，據估計有一千五百人因病死亡[42]。
死者中有堂區代理主持人，其繼任者于1349年4月8日接受任命。
該鎮的奧古斯丁會小修道院幾乎無人幸存。
院長約翰·德基爾克漢普頓和他的教友們除兩人幸存外，其他都死了。
3月17日，這兩名幸存的教友給主教寫信說：&ldquo他們如同劫後餘生的孤兒。
&rdquo他們祈求主教能馬上給他們派一名院長來。
次日，1349年3月18日，威爾士親王黑太子[43]愛德華命令進行一次調查，陪審團發現小修道院空了，末任院長死于&ldquo建立聖伯多祿宗座慶日[44]後的星期五（2月27日）。
&rdquo[45] 1349年3月19日，格蘭迪森主教向朗斯頓小修道院院長寫信解釋，并命朗斯頓小修道院的一名成員去任職。
三天後，此人就職的委任狀發布，希望&ldquo小修道院依靠他的小心謹慎從當前的災難中恢複過來&rdquo[46]。
奧古斯丁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