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在君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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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
消極的講，就是不要“作為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并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看前面的三條，就可以知道在君處處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養。
民國十一年他和我們幾個人組織“努力”，我們社員有兩個标準：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
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飯的政客。
他當時有一句名言：“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滬總辦時，一面整頓稅收，一面采用最新式的簿記會計制度。
他是第一個中國大官卸職時半天辦完交代的手續的。
在君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說他“真是一位理學大儒”。
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讀了這句贊語定要大生氣的！他幼年時代也曾讀過宋明理學書，但他早年出洋以後，最得力的是達爾文、赫胥黎一流科學家的實事求是的精神訓練。
他自己曾說： 科學……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
因為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
無論遇見什麼事，都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簡單，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
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系，才能夠真知道生活的樂趣。
這種活潑潑地心境，隻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的透徹，又豈是枯坐談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學與科學》） 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學訓練的人生觀。
他最不相信中國有所謂“精神文明”，更不佩服張君劢先生說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内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
民國十二年四月中在君發起“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他的動機其實隻是要打倒那時候“中外合璧式的玄學”之下的精神文明論。
他曾套顧亭林的話來罵當日一班玄學宗拜者： 今之君子，欲帶速成以名于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裡舒之玄學，則欣然關，以其襲而取之易也。
（同上） 這一場的論戰現在早已被人們忘記了。
因為柏格森杜裡舒的玄學又早已被一批更時髦的新玄學“取而代之”了。
然而我們在十三四年後回想那場論戰的發難者，他終身為科學戮力，終身奉行他的科學的人生觀，運用理智為人類求真理，充滿着熱心為多數謀福利，最後在尋求知識的工作途中，歌唱着“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悠然的死了，——這樣的一個人，不是東方的内心修養的理學所能産生的。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誤會的是他的民國十五年的政治生活。
孟真在他的長文裡，叙述他在淞滬總辦任内的功績，立論最公平。
他那個時期的文電，現在都還保存在一個好朋友的家裡，将來作他傳記的人（孟真和我都有這種野心）必定可以有詳細公道的記載給世人看，我們此時可以不談。
我現在要指出的，隻是在君的政治興趣。
十年前，他常說：“我家裡沒有活過五十歲的，我現在快四十歲了，應該趁早替國家做點事。
”這是他的科學迷信，我們常常笑他。
其實他對政治是素來有極深的興趣的。
他是一個有幹才的人，絕不像我們書生放下了筆杆就無事可辦，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國家做事的能力。
他在民國十二年有一篇《少數人的責任》的講演（《努力》第六十七期），最可以表示他對于政治的自信力和負責任的态度。
他開篇就說： 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他很大膽的說： 中年以上的人，不久是要死的；來替代他們的青年，所受的教育，所處的境遇，都是同從前不同的。
隻要有幾個人，有不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
他又說： 隻要有少數裡面的少數，優秀裡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
……最可怕的是一種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他又告訴我們四條下手的方法，其中第四條最可注意。
他說： 要認定了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
不要再上人家當，說改良政治要從實業教育着手。
這是在君的政治信念。
他相信，政治不良，一切實業教育都辦不好。
所以他要我們少數人挑起改良政治的擔子來。
然而在君究竟是英國自由教育的産兒，他的科學訓練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壞的革命方式。
他曾說： 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其實他的意思是要說
消極的講，就是不要“作為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并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看前面的三條，就可以知道在君處處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養。
民國十一年他和我們幾個人組織“努力”，我們社員有兩個标準：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
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飯的政客。
他當時有一句名言：“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滬總辦時，一面整頓稅收，一面采用最新式的簿記會計制度。
他是第一個中國大官卸職時半天辦完交代的手續的。
在君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說他“真是一位理學大儒”。
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讀了這句贊語定要大生氣的！他幼年時代也曾讀過宋明理學書，但他早年出洋以後，最得力的是達爾文、赫胥黎一流科學家的實事求是的精神訓練。
他自己曾說： 科學……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
因為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
無論遇見什麼事，都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簡單，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
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系，才能夠真知道生活的樂趣。
這種活潑潑地心境，隻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的透徹，又豈是枯坐談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學與科學》） 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學訓練的人生觀。
他最不相信中國有所謂“精神文明”，更不佩服張君劢先生說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内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
民國十二年四月中在君發起“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他的動機其實隻是要打倒那時候“中外合璧式的玄學”之下的精神文明論。
他曾套顧亭林的話來罵當日一班玄學宗拜者： 今之君子，欲帶速成以名于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裡舒之玄學，則欣然關，以其襲而取之易也。
（同上） 這一場的論戰現在早已被人們忘記了。
因為柏格森杜裡舒的玄學又早已被一批更時髦的新玄學“取而代之”了。
然而我們在十三四年後回想那場論戰的發難者，他終身為科學戮力，終身奉行他的科學的人生觀，運用理智為人類求真理，充滿着熱心為多數謀福利，最後在尋求知識的工作途中，歌唱着“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悠然的死了，——這樣的一個人，不是東方的内心修養的理學所能産生的。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誤會的是他的民國十五年的政治生活。
孟真在他的長文裡，叙述他在淞滬總辦任内的功績，立論最公平。
他那個時期的文電，現在都還保存在一個好朋友的家裡，将來作他傳記的人（孟真和我都有這種野心）必定可以有詳細公道的記載給世人看，我們此時可以不談。
我現在要指出的，隻是在君的政治興趣。
十年前，他常說：“我家裡沒有活過五十歲的，我現在快四十歲了，應該趁早替國家做點事。
”這是他的科學迷信，我們常常笑他。
其實他對政治是素來有極深的興趣的。
他是一個有幹才的人，絕不像我們書生放下了筆杆就無事可辦，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國家做事的能力。
他在民國十二年有一篇《少數人的責任》的講演（《努力》第六十七期），最可以表示他對于政治的自信力和負責任的态度。
他開篇就說： 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他很大膽的說： 中年以上的人，不久是要死的；來替代他們的青年，所受的教育，所處的境遇，都是同從前不同的。
隻要有幾個人，有不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
他又說： 隻要有少數裡面的少數，優秀裡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
……最可怕的是一種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他又告訴我們四條下手的方法，其中第四條最可注意。
他說： 要認定了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
不要再上人家當，說改良政治要從實業教育着手。
這是在君的政治信念。
他相信，政治不良，一切實業教育都辦不好。
所以他要我們少數人挑起改良政治的擔子來。
然而在君究竟是英國自由教育的産兒，他的科學訓練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壞的革命方式。
他曾說： 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其實他的意思是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