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在君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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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孟真先生的《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是篇很偉大的文章，隻有在君當得起這樣一篇好文章。
孟真說： 我以為在君确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産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衆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
這都是最确切的評論。
這裡隻有“抹殺主觀”四個字也許引起他的朋友的誤會。
在君是主觀很強的人，不過孟真的意思似乎隻是說他“抹殺私意”，“抹殺個人的利害”。
意志堅強的人都不能沒有主觀，但主觀是和私意私利絕不相同的。
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個綽号，叫做theconclusionist，可譯做“一個結論家”。
這就是說，在君遇事總有他的“結論”，并且往往不放松他的“結論”。
一個人對于一件事的“結論”多少總帶點主觀的成分，意志力強的人帶的主觀成分也往往比較一般人要多些。
這全靠理智的訓練深淺來調劑。
在君的主觀見解是很強的，不過他受的科學訓練較深，所以他的立身行道的大關節目上終不愧是一個科學時代的最高産兒。
而他的意志的堅強又使他忠于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松，就決心去行，所以成為一個最有動力的現代領袖。
在君從小不喜歡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魚翅、鮑魚、海參。
我常笑問他：這有什麼科學的根據？他說不出來，但他終不破戒。
但是他有一次在貴州内地旅行，到了一處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
本地沒有西醫，在君是絕對不信中醫的，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請中醫診治，他打電報到貴陽去請西醫，必須等貴陽的醫生趕到了他才肯吃藥。
醫生還沒的趕到，跟他的人已病死了，人都勸在君先服中藥，他終不肯破戒。
我知道他終身不曾請教過中醫，正如他終身不肯拿政府幹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車一樣的堅決。
我常說，在君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
在這一點根本立場上，眼中人物真沒有一個人能比上他。
這也許是因為他十五歲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的緣故。
他的生活最有規則：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究衛生，在外面飯館裡吃飯必須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皮的水果，必須在滾水裡浸二十秒鐘。
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總要尋一個歇夏的地方，很費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這是大半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須去住一個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兒，内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時還邀朋友去同住。
他絕對服從醫生的勸告：他早年有腳癢病，醫生說赤腳最有效，他就終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腳，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脫襪子，光着腳談天，所以他自稱“赤腳大仙”。
他吸雪茄煙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腳指有點發麻，醫生勸他戒煙，他立刻就戒絕了。
這種生活習慣都是科學化的習慣；别人偶一為之，不久就感覺不方便，或怕人譏笑，就抛棄了。
在君終身奉行，從不顧社會的駭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學化的，代表歐化的最高層。
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污。
他所謂“貪污”，包括拿幹薪，用私人，濫發薦書，用公家免票來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箋來寫私信等等。
他接受湘滬總辦之職時，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飯店，我看見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薦書。
他叫一個書記把這些書信都分類歸檔，他就職後，需要用某項人時，寫信通知有薦信的人定期來受考試，考試及格了，他都雇用；不及格的，他一一通知他們的原薦人。
他寫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積無數未複的信。
他說：“我平均寫一封信費三分鐘，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着我的回信了。
你寫信起碼要半點鐘，結果是沒有工夫寫信。
”蔡孑民先生說在君“案無留牍”，這也是他的歐化的精神。
羅文幹先生常笑在君看錢太重，有寒伧氣。
其實這正是他的小心謹慎之處。
他用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的清白之身。
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赢看得很重，他手裡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
羅文于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伧。
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從無怨言，也從不欠債；甯可抛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的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緻的。
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
民國十一年，他的《努力周報》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說，我們若想将來做政治生活，應做這幾種預備：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
孟真說： 我以為在君确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産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衆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
這都是最确切的評論。
這裡隻有“抹殺主觀”四個字也許引起他的朋友的誤會。
在君是主觀很強的人，不過孟真的意思似乎隻是說他“抹殺私意”，“抹殺個人的利害”。
意志堅強的人都不能沒有主觀，但主觀是和私意私利絕不相同的。
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個綽号，叫做theconclusionist，可譯做“一個結論家”。
這就是說，在君遇事總有他的“結論”，并且往往不放松他的“結論”。
一個人對于一件事的“結論”多少總帶點主觀的成分，意志力強的人帶的主觀成分也往往比較一般人要多些。
這全靠理智的訓練深淺來調劑。
在君的主觀見解是很強的，不過他受的科學訓練較深，所以他的立身行道的大關節目上終不愧是一個科學時代的最高産兒。
而他的意志的堅強又使他忠于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松，就決心去行，所以成為一個最有動力的現代領袖。
在君從小不喜歡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魚翅、鮑魚、海參。
我常笑問他：這有什麼科學的根據？他說不出來，但他終不破戒。
但是他有一次在貴州内地旅行，到了一處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
本地沒有西醫，在君是絕對不信中醫的，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請中醫診治，他打電報到貴陽去請西醫，必須等貴陽的醫生趕到了他才肯吃藥。
醫生還沒的趕到，跟他的人已病死了，人都勸在君先服中藥，他終不肯破戒。
我知道他終身不曾請教過中醫，正如他終身不肯拿政府幹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車一樣的堅決。
我常說，在君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
在這一點根本立場上，眼中人物真沒有一個人能比上他。
這也許是因為他十五歲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的緣故。
他的生活最有規則：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究衛生，在外面飯館裡吃飯必須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皮的水果，必須在滾水裡浸二十秒鐘。
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總要尋一個歇夏的地方，很費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這是大半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須去住一個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兒，内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時還邀朋友去同住。
他絕對服從醫生的勸告：他早年有腳癢病，醫生說赤腳最有效，他就終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腳，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脫襪子，光着腳談天，所以他自稱“赤腳大仙”。
他吸雪茄煙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腳指有點發麻，醫生勸他戒煙，他立刻就戒絕了。
這種生活習慣都是科學化的習慣；别人偶一為之，不久就感覺不方便，或怕人譏笑，就抛棄了。
在君終身奉行，從不顧社會的駭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學化的，代表歐化的最高層。
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污。
他所謂“貪污”，包括拿幹薪，用私人，濫發薦書，用公家免票來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箋來寫私信等等。
他接受湘滬總辦之職時，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飯店，我看見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薦書。
他叫一個書記把這些書信都分類歸檔，他就職後，需要用某項人時，寫信通知有薦信的人定期來受考試，考試及格了，他都雇用；不及格的，他一一通知他們的原薦人。
他寫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積無數未複的信。
他說：“我平均寫一封信費三分鐘，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着我的回信了。
你寫信起碼要半點鐘，結果是沒有工夫寫信。
”蔡孑民先生說在君“案無留牍”，這也是他的歐化的精神。
羅文幹先生常笑在君看錢太重，有寒伧氣。
其實這正是他的小心謹慎之處。
他用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的清白之身。
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赢看得很重，他手裡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
羅文于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伧。
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從無怨言，也從不欠債；甯可抛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的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緻的。
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
民國十一年，他的《努力周報》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說，我們若想将來做政治生活，應做這幾種預備：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