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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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北京不到兩個月。
這一天我在中央公園裡吃冰，幾位同來的朋友先散了；我獨自坐着，翻開幾張報紙看看，隻見滿紙都是讨伐西南和召集新國會的話。
我懶得看那些瘋話，丢開報紙，擡起頭來，看見前面來了一男一女，男的抱着一個小孩子，女的手裡牽着一個三四歲的孩子。
我覺得那男的好生面善，仔細打量他，見他穿一件很舊的官紗長衫，面上很有老态，背脊微有點彎，因為抱着孩子，更顯出曲背的樣子。
他看見我，也仔細打量。
我不敢招呼，他們就過去了。
走過去幾步，他把小孩子交給那女的，他重又回來，問我道，“你不是小山嗎？”我說：“正是。
你不是朱子平嗎？我幾乎不敢認你了！”他說：“我是子平，我們八九年不見，你還是壯年，我竟成了老人了，怪不得你不敢招呼我”。
我招呼他坐下，他不肯坐，說他一家人都在後面坐久了，要回去預備晚飯了。
我說：“你現在是兒女滿前的福人了。
怪不得要自稱老人了。
”他歎口氣，說：“你看我狼狽到這個樣子，還要取笑我？我上個月見着伯安、仲實弟兄們，才知道你今年回國。
你是學哲學的人，我有個問題要來請教你。
我問過多少人，他們都說我有神經病，不大理會我。
你把住址告訴我，我明天來看你。
今天來不及談了。
” 我把住址告訴了他，他匆匆的趕上他的妻子，接過小孩子，一同出去了。
我望着他們出去，心裡想道：朱子平當初在我們同學裡面，要算一個很有豪氣的人，怎麼現在弄得這樣潦倒？看他見了一個多年不見的老同學，一開口就有什麼問題請教，怪不得人說他有神經病。
但不知他因為潦倒了才有神經病呢？還是因為有了神經病所以潦倒呢？ 第二天一大早，他果然來了。
他比我隻大得一歲，今年三十歲。
但是他頭上已有許多白發了。
外面人看來，他至少要比我大十幾歲。
他還沒有坐定，就說：“小山，我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 我問他什麼問題。
他說：“我這幾年以來，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問自己道：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我想了幾年，越想越想不通。
朋友之中也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起先他們給我一個‘哲學家’的綽号，後來他們竟叫我做朱瘋子了！小山，你是見多識廣的人，請你告訴我，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 我說，“子平，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
現在的人最怕的是有人問他這個問題。
得意的人聽着這個問題就要掃興，不得意的人想着這個問題就要發狂。
他們是聰明人，不願意掃興，更不願意發狂，所以給你一個瘋子的綽号，就算完了。
——我要問你，你為什麼想到這個問題上去呢？” 他說：“這話說來很長，隻怕你不愛聽。
” 我說我最愛聽。
他歎了一口氣，點着一根紙煙，慢慢的說。
以下都是他的話。
“我們離開高等學堂那一年，你到英國去了，我回到家鄉，生了一場大病，足足的病了十八個月。
病好了，便是辛亥革命，把我家在漢口的店業就光複掉了。
家裡生計漸漸困難，我不能不出來謀事。
那時伯安、石生一班老同學都在北京，我寫信給他們，托他們尋點事做。
後來他們寫信給我，說從前高等學堂的老師陳老先生答應要我去教他的孫子。
我到北京，就住在陳家。
陳老先生在大學堂教書，又擔任女子師範的國文，一個月拿的錢很多，但是他的兩個兒子都不成器，老頭子氣得很，發憤要教育他幾個孫子成人。
但是他一個人教兩處書，那有工夫教小孩子？你知道我同伯安都是他的得意學生，所以他叫我去，給我二十塊錢一個月，住的房子，吃的飯，都是他的，總算他老先生的一番好意。
” “過了半年，他對我說，要替我做媒。
說的是他一位同年的女兒，現在女子師範讀書，快要畢業了。
這一天我在中央公園裡吃冰，幾位同來的朋友先散了；我獨自坐着，翻開幾張報紙看看，隻見滿紙都是讨伐西南和召集新國會的話。
我懶得看那些瘋話，丢開報紙，擡起頭來，看見前面來了一男一女，男的抱着一個小孩子，女的手裡牽着一個三四歲的孩子。
我覺得那男的好生面善，仔細打量他，見他穿一件很舊的官紗長衫，面上很有老态，背脊微有點彎，因為抱着孩子，更顯出曲背的樣子。
他看見我，也仔細打量。
我不敢招呼，他們就過去了。
走過去幾步，他把小孩子交給那女的，他重又回來，問我道，“你不是小山嗎？”我說：“正是。
你不是朱子平嗎？我幾乎不敢認你了！”他說：“我是子平，我們八九年不見，你還是壯年，我竟成了老人了，怪不得你不敢招呼我”。
我招呼他坐下，他不肯坐，說他一家人都在後面坐久了，要回去預備晚飯了。
我說：“你現在是兒女滿前的福人了。
怪不得要自稱老人了。
”他歎口氣，說：“你看我狼狽到這個樣子，還要取笑我？我上個月見着伯安、仲實弟兄們，才知道你今年回國。
你是學哲學的人，我有個問題要來請教你。
我問過多少人，他們都說我有神經病，不大理會我。
你把住址告訴我，我明天來看你。
今天來不及談了。
” 我把住址告訴了他，他匆匆的趕上他的妻子，接過小孩子，一同出去了。
我望着他們出去，心裡想道：朱子平當初在我們同學裡面，要算一個很有豪氣的人，怎麼現在弄得這樣潦倒？看他見了一個多年不見的老同學，一開口就有什麼問題請教，怪不得人說他有神經病。
但不知他因為潦倒了才有神經病呢？還是因為有了神經病所以潦倒呢？ 第二天一大早，他果然來了。
他比我隻大得一歲，今年三十歲。
但是他頭上已有許多白發了。
外面人看來，他至少要比我大十幾歲。
他還沒有坐定，就說：“小山，我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 我問他什麼問題。
他說：“我這幾年以來，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問自己道：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我想了幾年，越想越想不通。
朋友之中也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起先他們給我一個‘哲學家’的綽号，後來他們竟叫我做朱瘋子了！小山，你是見多識廣的人，請你告訴我，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 我說，“子平，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
現在的人最怕的是有人問他這個問題。
得意的人聽着這個問題就要掃興，不得意的人想着這個問題就要發狂。
他們是聰明人，不願意掃興，更不願意發狂，所以給你一個瘋子的綽号，就算完了。
——我要問你，你為什麼想到這個問題上去呢？” 他說：“這話說來很長，隻怕你不愛聽。
” 我說我最愛聽。
他歎了一口氣，點着一根紙煙，慢慢的說。
以下都是他的話。
“我們離開高等學堂那一年，你到英國去了，我回到家鄉，生了一場大病，足足的病了十八個月。
病好了，便是辛亥革命，把我家在漢口的店業就光複掉了。
家裡生計漸漸困難，我不能不出來謀事。
那時伯安、石生一班老同學都在北京，我寫信給他們，托他們尋點事做。
後來他們寫信給我，說從前高等學堂的老師陳老先生答應要我去教他的孫子。
我到北京，就住在陳家。
陳老先生在大學堂教書，又擔任女子師範的國文，一個月拿的錢很多，但是他的兩個兒子都不成器，老頭子氣得很，發憤要教育他幾個孫子成人。
但是他一個人教兩處書，那有工夫教小孩子？你知道我同伯安都是他的得意學生，所以他叫我去，給我二十塊錢一個月，住的房子，吃的飯，都是他的，總算他老先生的一番好意。
” “過了半年，他對我說，要替我做媒。
說的是他一位同年的女兒，現在女子師範讀書，快要畢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