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 ——文學革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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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處在哪兒。
宋朝的大詩人的絕大貢獻，隻在打破了六朝以來的聲律的束縛，努力造成一種近于說話的詩體。
我那時的主張頗受了讀宋詞的影響，所以說“要須作詩如作作文”，又反對“琢镂粉飾”的詩。
那時我初到紐約，觐莊初到康橋，各人都很忙，沒有打筆墨官司的餘暇。
但這隻是暫時的停戰，偶一接觸，又爆發了。
三 1916年，我們的争辯最激烈，也最有效果。
争辯的起點，仍舊是我的“要須作詩如作文”的一句詩。
梅觐莊曾駁我道： 足下謂詩國革命始于“作詩如作文”，迪頗不以為然。
詩文截然兩途。
詩之文字（Poeticdiction）與文之文字（Prosediction）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
足下為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
若僅移“文之文字”于詩，即謂之革命，則詩界革命不成問題矣。
以其太易易也。
任叔永也來信，說他贊成觐莊的主張。
我覺得自己很孤立，但我終覺得他們兩人的說法都不能使我心服。
我不信詩與文是完全截然兩途的。
我答他們的信，說我的主張并不僅僅是以“文之文字”入詩。
我的大意是： 今日文學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無精神，徒有文而無質，徒有铿锵之韻，貌似之辭而已。
今欲救此文勝之弊，宜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避之。
三者皆以質救文勝之敝也。
（2月3日） 我自己日記裡記着： 吾所持論，固不徒以“文之文字”入詩而已。
然不避“文之文字”，自是吾論詩之一法。
……古詩如白香山之《道州民》，如老杜之《自京赴奉先詠懷》，如黃山谷之《題蓮華寺》，何一非用“文之文字”，又何一非用“詩之文字”耶？（2月3日） 這時候，我已仿佛認識了中國文學問題的性質。
我認清了這問題在于“有文而無質”。
怎麼才可以救這個“文勝質”的毛病呢？我那時的答案還沒有敢想到白話上去，我隻敢說“不避文的文字”而已。
但這樣膽小的提議，我的一班朋友都還不能了解。
梅觐莊的固執“詩的文字”與“文的文字”的區别，自不必說。
任叔永也不能完全了解我的意思。
他有信來說： ……要之，無論詩文，皆當有質。
有文無質，則成吾國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學，吾人正當廓而清之。
然使以文學革命自命者，乃言之無文，欲其行遠，得乎？近來頗思吾國文學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無學。
救之之法，當從績學入手。
徒從文字形式上讨論，無當也。
（2月10日） 這種說法，何嘗不是？但他們都不明白“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礙束縛文學的本質的。
“舊皮囊裝不得新酒”，是西方的老話。
我們也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古話。
文字形式是文學的工具；工具不适用，如何能達意表情？ 從2月到3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個根本的新覺悟。
我曾徹底想過：一部中國文學史隻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曆史，隻是“活文學”随時起來替代了“死文學”的曆史。
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
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
例如《水浒傳》上石秀說的：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們若把這句話改作古文，“汝奴之奴！”或他種譯法，總不能有原文的力量。
這豈不是因為死的文字不能表現活的話語？此種例證，何止千百？所以我們可以說：曆史上的“文學革命”全是文學工具的革命。
叔永諸人全不知道工具的重要，所以說“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論，無當也”。
他們忘了歐洲近代文學史的大教訓！若沒有各國的活語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歐洲文人都還須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歐洲近代文學的勃興是可能的嗎？歐洲各國的文學革命隻是文學工具的革命。
中國文學史上幾番革命也都是文學工具的革命。
這是我的新覺悟。
我到此時才把中國文學史看明白了，才認清了中國俗話文學（從宋儒的白話語錄到元朝明朝的白話戲曲和白話小說）是中國的正統文學，是代表中國文學革命自然發展的趨勢的。
我到此時才敢正式承認中國今日需要的文學革命是用白話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
1916年3月間，我曾寫信給梅觐莊，略說我的新見解，指出宋元的白話文學的重要價值。
觐莊究竟是研究過西洋文學史的人，他回信居然很贊成我的意見。
他說： 來書論宋元文學，甚啟聾聩。
文學革命自當從“民間文學”（Folklore，Popularpoetry，Spokenlanguageetc.）入手，此無待言。
惟非經一番大戰争不可。
驟言俚俗文學，必為舊派文家所讪笑攻擊。
但我輩正歡迎其讪笑攻擊耳。
（3月19日） 這封信真叫我高興，梅觐莊也成了“我輩”了！ 我在4月5日把我的見解寫出來，作為兩段很長的日記。
第一段說： 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見也。
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
又變為五言七言之詩，二大革命也。
賦之變為無韻之骈文，三大革命也。
古詩之變為律詩，四大革命也。
詩之變為詞，五大革命也。
詞之變為曲，為劇本，六大革命也。
何獨于吾所持文學革命論而疑之！ 第二段論散文的革命： 文亦幾遭革命矣。
孔子至于秦漢，中國文體始臻完備。
……六朝之文亦有絕妙之作。
然其時骈俪之體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見長，文法遂衰。
韓退之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複散文，講求文法，此亦一革命也。
唐代文學革命家，不僅韓氏一人；初唐之小說家皆革命功臣也。
“古文”一派，至今為散文正宗，然宋人談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語錄體興焉。
語錄體者，以俚語說理記事。
……此亦一大革命也。
……至元人之小說，此體始臻極盛。
……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極。
其時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
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世。
倘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迹。
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
自其循序漸進之迹言之，即謂之進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諸文人複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必已為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為言文一緻之語言，可無疑也。
但丁之創意大利文，郤叟之創英吉利文，馬丁路得之創德意志文，未足獨有千古矣。
惜乎，五百餘年來，半死之古文。
半死之詩詞，複奪此“活文學”之地位，而“半死文學”遂苟延殘喘以至今日。
今日之文學，獨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煉生諸公之小說可稱“活文學”耳。
文學革命何可更緩耶？何可更緩耶！（4月5日夜記） 從此以後，我覺得我已從中國文學演變的曆史上，尋得了中國文學問題的解決方案，所以我更自信這條路是不錯的。
過了幾天，我作了一首《沁園春》詞，寫我那時的情緒： 沁園春誓詩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
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 文學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
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
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
（4月l3日） 這首詞下半阕的口氣是很狂的，我自己覺得有點不安，所以修改了好多次。
到了第三次修改，我把“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的狂言，全删掉了，下半阕就改成了這個樣子： ……文章要有神思，到琢句雕詞意已卑。
定不師秦七，不師黃九，但求似我，何效人為！語必由衷，言須有物，此意尋常當告誰！從今後，傥傍人門戶，不是男兒！ 這次改本後，我自跋雲： 吾國文學大病有三：一曰無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日言之無物。
……頃所作詞，專攻此三弊，豈徒責人，亦以自誓耳。
（4月17日） 前答觐莊書，我提出三事：言之有物，講文法，不避“文的文學”；此跋提出的三弊，除“言之無物”與前第一事相同，餘二事是添出的。
後來我主張的文學改良的八件，此時已有五件了。
四 1916年6月
宋朝的大詩人的絕大貢獻，隻在打破了六朝以來的聲律的束縛，努力造成一種近于說話的詩體。
我那時的主張頗受了讀宋詞的影響，所以說“要須作詩如作作文”，又反對“琢镂粉飾”的詩。
那時我初到紐約，觐莊初到康橋，各人都很忙，沒有打筆墨官司的餘暇。
但這隻是暫時的停戰，偶一接觸，又爆發了。
三 1916年，我們的争辯最激烈，也最有效果。
争辯的起點，仍舊是我的“要須作詩如作文”的一句詩。
梅觐莊曾駁我道： 足下謂詩國革命始于“作詩如作文”，迪頗不以為然。
詩文截然兩途。
詩之文字（Poeticdiction）與文之文字（Prosediction）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
足下為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
若僅移“文之文字”于詩，即謂之革命，則詩界革命不成問題矣。
以其太易易也。
任叔永也來信，說他贊成觐莊的主張。
我覺得自己很孤立，但我終覺得他們兩人的說法都不能使我心服。
我不信詩與文是完全截然兩途的。
我答他們的信，說我的主張并不僅僅是以“文之文字”入詩。
我的大意是： 今日文學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無精神，徒有文而無質，徒有铿锵之韻，貌似之辭而已。
今欲救此文勝之弊，宜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避之。
三者皆以質救文勝之敝也。
（2月3日） 我自己日記裡記着： 吾所持論，固不徒以“文之文字”入詩而已。
然不避“文之文字”，自是吾論詩之一法。
……古詩如白香山之《道州民》，如老杜之《自京赴奉先詠懷》，如黃山谷之《題蓮華寺》，何一非用“文之文字”，又何一非用“詩之文字”耶？（2月3日） 這時候，我已仿佛認識了中國文學問題的性質。
我認清了這問題在于“有文而無質”。
怎麼才可以救這個“文勝質”的毛病呢？我那時的答案還沒有敢想到白話上去，我隻敢說“不避文的文字”而已。
但這樣膽小的提議，我的一班朋友都還不能了解。
梅觐莊的固執“詩的文字”與“文的文字”的區别，自不必說。
任叔永也不能完全了解我的意思。
他有信來說： ……要之，無論詩文，皆當有質。
有文無質，則成吾國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學，吾人正當廓而清之。
然使以文學革命自命者，乃言之無文，欲其行遠，得乎？近來頗思吾國文學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無學。
救之之法，當從績學入手。
徒從文字形式上讨論，無當也。
（2月10日） 這種說法，何嘗不是？但他們都不明白“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礙束縛文學的本質的。
“舊皮囊裝不得新酒”，是西方的老話。
我們也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古話。
文字形式是文學的工具；工具不适用，如何能達意表情？ 從2月到3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個根本的新覺悟。
我曾徹底想過：一部中國文學史隻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曆史，隻是“活文學”随時起來替代了“死文學”的曆史。
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
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
例如《水浒傳》上石秀說的：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們若把這句話改作古文，“汝奴之奴！”或他種譯法，總不能有原文的力量。
這豈不是因為死的文字不能表現活的話語？此種例證，何止千百？所以我們可以說：曆史上的“文學革命”全是文學工具的革命。
叔永諸人全不知道工具的重要，所以說“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論，無當也”。
他們忘了歐洲近代文學史的大教訓！若沒有各國的活語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歐洲文人都還須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歐洲近代文學的勃興是可能的嗎？歐洲各國的文學革命隻是文學工具的革命。
中國文學史上幾番革命也都是文學工具的革命。
這是我的新覺悟。
我到此時才把中國文學史看明白了，才認清了中國俗話文學（從宋儒的白話語錄到元朝明朝的白話戲曲和白話小說）是中國的正統文學，是代表中國文學革命自然發展的趨勢的。
我到此時才敢正式承認中國今日需要的文學革命是用白話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
1916年3月間，我曾寫信給梅觐莊，略說我的新見解，指出宋元的白話文學的重要價值。
觐莊究竟是研究過西洋文學史的人，他回信居然很贊成我的意見。
他說： 來書論宋元文學，甚啟聾聩。
文學革命自當從“民間文學”（Folklore，Popularpoetry，Spokenlanguageetc.）入手，此無待言。
惟非經一番大戰争不可。
驟言俚俗文學，必為舊派文家所讪笑攻擊。
但我輩正歡迎其讪笑攻擊耳。
（3月19日） 這封信真叫我高興，梅觐莊也成了“我輩”了！ 我在4月5日把我的見解寫出來，作為兩段很長的日記。
第一段說： 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見也。
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
又變為五言七言之詩，二大革命也。
賦之變為無韻之骈文，三大革命也。
古詩之變為律詩，四大革命也。
詩之變為詞，五大革命也。
詞之變為曲，為劇本，六大革命也。
何獨于吾所持文學革命論而疑之！ 第二段論散文的革命： 文亦幾遭革命矣。
孔子至于秦漢，中國文體始臻完備。
……六朝之文亦有絕妙之作。
然其時骈俪之體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見長，文法遂衰。
韓退之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複散文，講求文法，此亦一革命也。
唐代文學革命家，不僅韓氏一人；初唐之小說家皆革命功臣也。
“古文”一派，至今為散文正宗，然宋人談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語錄體興焉。
語錄體者，以俚語說理記事。
……此亦一大革命也。
……至元人之小說，此體始臻極盛。
……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極。
其時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
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世。
倘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迹。
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
自其循序漸進之迹言之，即謂之進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諸文人複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必已為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為言文一緻之語言，可無疑也。
但丁之創意大利文，郤叟之創英吉利文，馬丁路得之創德意志文，未足獨有千古矣。
惜乎，五百餘年來，半死之古文。
半死之詩詞，複奪此“活文學”之地位，而“半死文學”遂苟延殘喘以至今日。
今日之文學，獨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煉生諸公之小說可稱“活文學”耳。
文學革命何可更緩耶？何可更緩耶！（4月5日夜記） 從此以後，我覺得我已從中國文學演變的曆史上，尋得了中國文學問題的解決方案，所以我更自信這條路是不錯的。
過了幾天，我作了一首《沁園春》詞，寫我那時的情緒： 沁園春誓詩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
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 文學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
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
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
（4月l3日） 這首詞下半阕的口氣是很狂的，我自己覺得有點不安，所以修改了好多次。
到了第三次修改，我把“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的狂言，全删掉了，下半阕就改成了這個樣子： ……文章要有神思，到琢句雕詞意已卑。
定不師秦七，不師黃九，但求似我，何效人為！語必由衷，言須有物，此意尋常當告誰！從今後，傥傍人門戶，不是男兒！ 這次改本後，我自跋雲： 吾國文學大病有三：一曰無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日言之無物。
……頃所作詞，專攻此三弊，豈徒責人，亦以自誓耳。
（4月17日） 前答觐莊書，我提出三事：言之有物，講文法，不避“文的文學”；此跋提出的三弊，除“言之無物”與前第一事相同，餘二事是添出的。
後來我主張的文學改良的八件，此時已有五件了。
四 19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