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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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适文存》，約計有一百四五十萬字。
我希望少年學生能讀我的書，故用報紙印刷，要使定價不貴。
但現在三集的書價已在七元以上，貧寒的中學生已無力全買了；字數近百十萬，也不是中學生能全讀的了。
所以我現在從這三集裡選出了二十二篇論文，印作一冊，預備給國内的少年朋友們作一種課外讀物。
如有學校教師願意選我的文字作課本的，我也希望他們用這個選本。
我選的這二十二篇文字，可以分作五組。
第一組六篇，泛論思想的方法。
第二組三篇，論人生觀。
第三組三篇，論中西文化。
第四組六篇，代表我對于中國文學的見解。
第五組四篇，代表我對于整理國故問題的态度與方法。
為讀者的便利起見，我現在給每一組作一個簡短的提要，使我的少年朋友們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徑。
一 第一組收的文字是： 《演化論與存疑主義》 《杜威先生與中國》 《杜威論思想》 《問題與主義》 《新生活》 《新思潮的意義》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
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
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
這兩個人使我明了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故我選前三篇介紹這兩位大師給我的少年朋友們。
從前陳獨秀先生曾說實驗主義和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這兩種方法能合作一條聯合戰線。
這個希望是錯誤的。
辯證法出于海格爾的哲學，是生物進化論成立以前的玄學方法。
實驗主義是生物進化論出世以後的科學方法。
這兩種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隻是因為中間隔了一層達爾文主義。
達爾文的生物演化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大教訓：就是教我們明了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為的選擇，都由于一點一滴的變異，所以是一種很複雜的現象，決沒有一個簡單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會有一步跳到之後可以一成不變。
辯證法的哲學本來也是生物學發達以前的一種進化理論；依他本身的理論，這個一正一反相毀相成的階段應該永遠不斷的呈現。
但狹義的共産主義者卻似乎忘了這個原則，所以武斷的虛懸一個共産共有的理想境界，以為可以用階級鬥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後又可以用一階級專政的方法把持不變。
這樣的化複雜為簡單，這樣的根本否定演變的繼續便是十足的達爾文以前的武斷思想，比那頑固的海格爾更頑固了。
實驗主義從達爾文主義出發，故隻能承認一點一滴的不斷的改進是真實可靠的進化。
我在《問題與主義》和《新思潮的意義》兩篇裡，隻發揮這個根本觀念。
我認定民國六年以後的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再造中國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徑全靠研究一個個的具體問題。
我說： 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
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
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
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都是一點一滴的解放。
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都是一點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
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
（頁六八） 我這個主張在當時最不能得各方面的了解。
當時（民國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後，國内正傾向于談主義。
我預料到這個趨勢的危險，故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警告。
我說：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
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
然後根據于一生的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
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思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應該可以有什麼樣的效果，更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
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最滿意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
我希望少年學生能讀我的書，故用報紙印刷，要使定價不貴。
但現在三集的書價已在七元以上，貧寒的中學生已無力全買了；字數近百十萬，也不是中學生能全讀的了。
所以我現在從這三集裡選出了二十二篇論文，印作一冊，預備給國内的少年朋友們作一種課外讀物。
如有學校教師願意選我的文字作課本的，我也希望他們用這個選本。
我選的這二十二篇文字，可以分作五組。
第一組六篇，泛論思想的方法。
第二組三篇，論人生觀。
第三組三篇，論中西文化。
第四組六篇，代表我對于中國文學的見解。
第五組四篇，代表我對于整理國故問題的态度與方法。
為讀者的便利起見，我現在給每一組作一個簡短的提要，使我的少年朋友們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徑。
一 第一組收的文字是： 《演化論與存疑主義》 《杜威先生與中國》 《杜威論思想》 《問題與主義》 《新生活》 《新思潮的意義》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
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
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
這兩個人使我明了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故我選前三篇介紹這兩位大師給我的少年朋友們。
從前陳獨秀先生曾說實驗主義和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這兩種方法能合作一條聯合戰線。
這個希望是錯誤的。
辯證法出于海格爾的哲學，是生物進化論成立以前的玄學方法。
實驗主義是生物進化論出世以後的科學方法。
這兩種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隻是因為中間隔了一層達爾文主義。
達爾文的生物演化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大教訓：就是教我們明了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為的選擇，都由于一點一滴的變異，所以是一種很複雜的現象，決沒有一個簡單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會有一步跳到之後可以一成不變。
辯證法的哲學本來也是生物學發達以前的一種進化理論；依他本身的理論，這個一正一反相毀相成的階段應該永遠不斷的呈現。
但狹義的共産主義者卻似乎忘了這個原則，所以武斷的虛懸一個共産共有的理想境界，以為可以用階級鬥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後又可以用一階級專政的方法把持不變。
這樣的化複雜為簡單，這樣的根本否定演變的繼續便是十足的達爾文以前的武斷思想，比那頑固的海格爾更頑固了。
實驗主義從達爾文主義出發，故隻能承認一點一滴的不斷的改進是真實可靠的進化。
我在《問題與主義》和《新思潮的意義》兩篇裡，隻發揮這個根本觀念。
我認定民國六年以後的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再造中國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徑全靠研究一個個的具體問題。
我說： 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
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
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
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都是一點一滴的解放。
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都是一點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
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
（頁六八） 我這個主張在當時最不能得各方面的了解。
當時（民國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後，國内正傾向于談主義。
我預料到這個趨勢的危險，故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警告。
我說：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
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
然後根據于一生的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
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思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應該可以有什麼樣的效果，更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
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最滿意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