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的家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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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生在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那時候我家寄住在上海大東門外。
我生後兩個月，我父親被台灣巡撫邵友濂調往台灣；江蘇巡撫奏請免調，沒有效果。
我父親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灣，我母親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
十九年（1893）二月二十六日我們一家（我母，四叔介如，二哥嗣秬，三哥嗣秠）也從上海到台灣。
我們在台南住了十個月。
十九年五月，我父親做台東直隸州知州，兼統鎮海後軍各營。
台東是新設的州，一切草創，故我父不帶家眷去。
到十九年底，我們才到台東。
我們在台東住了整一年。
甲午（1894）中日戰事開始，台灣也在備戰的區域，恰好介如四叔來台灣，我父親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鄉，隻留二哥跟着他在台東。
我們于乙未年（1895）正月離開台灣，二月初十日從上海起程回績溪故鄉。
那年四月，中日和議成，把台灣割讓給日本。
台灣紳民反對割台，要求巡撫唐景崧堅守。
唐景崧請西洋各國出來幹涉，各國不允。
台人公請唐為台灣民主國大總統，幫辦軍務劉永福為主軍大總統。
我父親在台東辦後山的防務，電報已不通，饷源已斷絕。
那時他已得腳氣病，左腳已不能行動，他守到閏五月初三日，始離開後山。
到安平時，劉永福苦苦留他幫忙，不肯放行。
到六月二十五日，他雙腳都不能動了，劉永福始放他行。
六月二十八到廈門，手足俱不能動了。
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廈門，成為東亞第一個民主國的第一個犧牲者！ 這時候我隻有三歲零八個月，我仿佛記得我父死信到家時，我母親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門口的椅子上。
她聽見讀信人讀到我父親的死信，身子往後一倒，連椅子倒在房門檻上。
東邊房門口坐的珍伯母也放聲大哭起來，一時滿屋都是哭聲，我隻覺得天地都翻覆了！我隻仿佛記得這一點凄慘的情狀，其餘都不記得了。
二 我父親死時，我母親隻有二十三歲。
我父初娶馮氏，結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國之亂，同治二年（1893）死在兵亂裡。
次娶曹氏，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死于光緒四年（1878）。
我父親因家貧，又有志遠遊，故久不續娶。
到光緒十五年（1889），他在江蘇候補，生活稍稍安定，才續娶我的母親。
我母親結婚後三天，我的大哥也娶親了。
那時我的大姐已出嫁生了兒子。
大姐比我母親大七歲。
大哥比她大兩歲。
二姐是從小抱給人家的。
三姐比我母親小三歲，二哥、三哥（孿生的）比她小四歲。
這樣一個家庭裡忽然來了一個十七歲的後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難，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結婚後不久，我父親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
她脫離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又很愛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認字讀書，這幾年的生活是很快樂的。
我小時也很得我父親鐘愛，不滿三歲時，他就把教我母親的紅紙方字教我認。
父親作教師，母親便在旁作助教。
我認的是生字。
她便借此溫她的熟字。
他太忙時，她就是代理教師。
我們離開台灣時，她認得了近千字。
我也認了七百多字，這些方字都是我父親親手寫的楷字。
我母親終身保存着，因為這些方塊紅箋上都是我們三個人的最神聖的團居生活的記念。
我母親二十三歲就做了寡婦，從此以後，又過了二十三年。
這二十三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隻因為還有我這一點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來，這一點希望居然使她掙紮着活了二十三年。
我父親在臨死之前兩個多月，寫了幾張遺囑，我母親和四個兒子每人各有一張，每張隻有幾句話。
給我母親的遺囑上說糜兒（我的名子叫嗣糜，糜字音門）天資頗聰明，應該令他讀書。
給我的遺囑也教我努力讀書上進。
這寥寥幾句話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響。
我十一歲的時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親問他們道：“糜今年十一歲了。
你老子叫他念書。
你們看看他念書念得出嗎？”二哥不曾開口，三哥冷笑道：“哼，念書！”二哥始終沒有說什麼。
我母親忍氣坐了一會，回到了房裡才敢掉眼淚。
她不敢得罪他們，因為一家的财政權全在二哥的手裡，我若出門求學是要靠他供給學費的。
所以她隻能掉眼淚，終不敢哭。
但父親的遺囑究竟是父親的遺囑，我是應該念書的。
況且我小時很聰明，四鄉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是能夠念書的。
所以隔了兩年，三哥往上海醫肺病，我就跟他出門求學了。
三 我在台灣時，大病了半年，故身體很弱。
回家鄉時，我号稱五歲了，還不能跨一個七八寸高的門檻。
但我母親望我念書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時候，我才滿三歲零幾個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玠）的學堂裡讀書了。
我的身體太小，他們抱我坐在一隻高凳子上面。
我坐上了就爬不下來，還要别人抱下來。
但我在學堂并不算最低級的學生。
因為我進學堂之前已認得近一千字了。
因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學生，故我不須念《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一類的書。
我念的第一部書是我
我生後兩個月，我父親被台灣巡撫邵友濂調往台灣；江蘇巡撫奏請免調，沒有效果。
我父親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灣，我母親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
十九年（1893）二月二十六日我們一家（我母，四叔介如，二哥嗣秬，三哥嗣秠）也從上海到台灣。
我們在台南住了十個月。
十九年五月，我父親做台東直隸州知州，兼統鎮海後軍各營。
台東是新設的州，一切草創，故我父不帶家眷去。
到十九年底，我們才到台東。
我們在台東住了整一年。
甲午（1894）中日戰事開始，台灣也在備戰的區域，恰好介如四叔來台灣，我父親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鄉，隻留二哥跟着他在台東。
我們于乙未年（1895）正月離開台灣，二月初十日從上海起程回績溪故鄉。
那年四月，中日和議成，把台灣割讓給日本。
台灣紳民反對割台，要求巡撫唐景崧堅守。
唐景崧請西洋各國出來幹涉，各國不允。
台人公請唐為台灣民主國大總統，幫辦軍務劉永福為主軍大總統。
我父親在台東辦後山的防務，電報已不通，饷源已斷絕。
那時他已得腳氣病，左腳已不能行動，他守到閏五月初三日，始離開後山。
到安平時，劉永福苦苦留他幫忙，不肯放行。
到六月二十五日，他雙腳都不能動了，劉永福始放他行。
六月二十八到廈門，手足俱不能動了。
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廈門，成為東亞第一個民主國的第一個犧牲者！ 這時候我隻有三歲零八個月，我仿佛記得我父死信到家時，我母親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門口的椅子上。
她聽見讀信人讀到我父親的死信，身子往後一倒，連椅子倒在房門檻上。
東邊房門口坐的珍伯母也放聲大哭起來，一時滿屋都是哭聲，我隻覺得天地都翻覆了！我隻仿佛記得這一點凄慘的情狀，其餘都不記得了。
二 我父親死時，我母親隻有二十三歲。
我父初娶馮氏，結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國之亂，同治二年（1893）死在兵亂裡。
次娶曹氏，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死于光緒四年（1878）。
我父親因家貧，又有志遠遊，故久不續娶。
到光緒十五年（1889），他在江蘇候補，生活稍稍安定，才續娶我的母親。
我母親結婚後三天，我的大哥也娶親了。
那時我的大姐已出嫁生了兒子。
大姐比我母親大七歲。
大哥比她大兩歲。
二姐是從小抱給人家的。
三姐比我母親小三歲，二哥、三哥（孿生的）比她小四歲。
這樣一個家庭裡忽然來了一個十七歲的後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難，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結婚後不久，我父親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
她脫離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又很愛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認字讀書，這幾年的生活是很快樂的。
我小時也很得我父親鐘愛，不滿三歲時，他就把教我母親的紅紙方字教我認。
父親作教師，母親便在旁作助教。
我認的是生字。
她便借此溫她的熟字。
他太忙時，她就是代理教師。
我們離開台灣時，她認得了近千字。
我也認了七百多字，這些方字都是我父親親手寫的楷字。
我母親終身保存着，因為這些方塊紅箋上都是我們三個人的最神聖的團居生活的記念。
我母親二十三歲就做了寡婦，從此以後，又過了二十三年。
這二十三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隻因為還有我這一點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來，這一點希望居然使她掙紮着活了二十三年。
我父親在臨死之前兩個多月，寫了幾張遺囑，我母親和四個兒子每人各有一張，每張隻有幾句話。
給我母親的遺囑上說糜兒（我的名子叫嗣糜，糜字音門）天資頗聰明，應該令他讀書。
給我的遺囑也教我努力讀書上進。
這寥寥幾句話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響。
我十一歲的時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親問他們道：“糜今年十一歲了。
你老子叫他念書。
你們看看他念書念得出嗎？”二哥不曾開口，三哥冷笑道：“哼，念書！”二哥始終沒有說什麼。
我母親忍氣坐了一會，回到了房裡才敢掉眼淚。
她不敢得罪他們，因為一家的财政權全在二哥的手裡，我若出門求學是要靠他供給學費的。
所以她隻能掉眼淚，終不敢哭。
但父親的遺囑究竟是父親的遺囑，我是應該念書的。
況且我小時很聰明，四鄉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是能夠念書的。
所以隔了兩年，三哥往上海醫肺病，我就跟他出門求學了。
三 我在台灣時，大病了半年，故身體很弱。
回家鄉時，我号稱五歲了，還不能跨一個七八寸高的門檻。
但我母親望我念書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時候，我才滿三歲零幾個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玠）的學堂裡讀書了。
我的身體太小，他們抱我坐在一隻高凳子上面。
我坐上了就爬不下來，還要别人抱下來。
但我在學堂并不算最低級的學生。
因為我進學堂之前已認得近一千字了。
因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學生，故我不須念《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一類的書。
我念的第一部書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