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文化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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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之落後，思想與生活方面留存極幼稚野蠻的痕迹，缺乏團體組織團體治事的本領，好敷衍不徹底之根性等。
在優的方面，我們可以舉出曆史的悠久繼長，文化的一統、美術的發達（尤其是詩詞、書畫、建築、磁器），種族上生機之強壯、耐勞、幽默、聰明，對女士尊敬，熱烈的愛好山水及一切自然景物，家庭上之親誼，及對人生目的比較确切的認識。
在中立的方面，我們可以舉出守舊性、容忍性，和平主義及實際主義。
此四者本來都是健康的征點，但是守舊易緻于落伍，容忍則易于妥洽，和平主義或者是起源于體魄上的懶于奮鬥，實際主義則凡事缺乏理想，缺乏熱誠。
統觀上述，可見中國民族特征的性格大多屬于陰的、靜的、消極的，适宜一種和平堅忍的文化，而不适宜于進取外展的文化。
此種民性，可以“老成溫厚”四字包括起來。
在這些叢雜的民性及文化特征之下，我們将何以發見此文化之精神，可以貫穿一切，助我們了解此民性之來源及文化精英所寄托？我想最簡便的解釋在于中國的人文主義，因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就是此人文主義的精神。
“人文主義（Humanism）含義不少，講解不一。
但是中國的人文主義（鄙人先立此新名詞）卻有很明确的含義。
第一要素、就是對于人生目的與真義有公正的志識。
第二、吾人的行為要純然以此目的為指歸。
第三、達比目的之方法，在于明理、即所謂事理通達，心氣和平（spiritofhumanreasonab1eness）即儒家中庸之道，又可稱為“庸見的崇拜”（religionofconmmonsenes）。
中國的人文主義者，自信對于人生真義問題已得解決。
自中國人的眼光看來，人生的真義，不在于死後來世，因為基督教所謂此生所以待斃，中國人不能了解；也不在于涅槃，因為這太玄虛；也不在于建樹勳業，因為這太浮泛；也不在于“為進步而進步”，因為這是毫無意義的。
所以人生真義這個問題，久為西洋哲學宗教家的懸案，中國人以隻求實際的頭腦，卻解決的十分明暢。
其答案就是在于享受淳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樂，（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等）及在于五倫的和睦。
暮從碧山下，山月随人歸，或是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随柳過前村。
這樣淡樸的快樂，自中國人看來，不僅是代表含有詩意之片刻心境，乃為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
得達此境，一切泰然。
這種人生理想并非如何高尚（參照羅斯福氏所謂‘殚精竭力的一生’），也不能滿足哲學家玄虛的追求，但是卻來得十分實在。
愚見這是一種異常簡單的理想，因其異常簡單，所以非中國人的實事求是的頭腦想不出來，而且有時使我們驚詫，這樣簡單的答案，西洋人何以想不出來。
鄙見中國與歐洲之不同，即歐人多發明可享樂之事物，卻較少有消受享樂的能力，而中國人在單純的環境中，較有消受享樂之能力與決心。
此為中國文化之一大秘訣。
因為中國人能明知足常樂的道理，又有今朝有酒今朝醉，處處想偷閑行樂的決心，所以中國人生活求安而不求進，既得目前可行之樂，即不複追求似有似無疑實疑虛之功名事業。
所以中國的文化主靜，與西人勇往直前躍躍欲試之精神大相迳庭。
主靜者，其流弊在于頹喪潦倒。
然兢兢業業熙熙攘攘者，其病在于常患失眠。
人生究竟兒多日，何事果值得失眠乎？詩人所謂共誰争歲月，赢得鬓邊髯。
伍廷芳使美時，有美人對伍氏叙述某條鐵道造成時，由費城到紐約可省下一分鐘，言下甚為得意，伍氏淡然問他，“但是此一分鐘省下來時，作何用處？”美人瞠目不能答覆。
伍氏答語最能表示中國人文主義之論點。
因為人文主義處處要問明你的目的何在，何所為而然？這神的發問，常會發人深省的。
譬如英人每講戶外運動以求身體舒适（keepingfit），英國有名的滑稽周報Punch卻要發問“舒适做什麼用？”（fitforwhat？）（原雙關語意為“配做什麼？”）依我所知這個問題此刻還沒回答，且要得到圓滿的回答，也要有待時日。
厭世家曾經問過，假使我們都知道所幹的事是為什麼，世上還有人肯去幹事嗎？譬如我們好講婦女解放自由，而從未一問，自由去做甚？中國的老先生坐在爐旁大椅上要不敬的回答。
自由去婚嫁。
這種人文主義冷靜的态度，每易煞人風景，減少女權運動者之熱誠。
同樣的，我們每每提倡普及教育，平民識字，而未曾疑問，所謂教育普及者，是否要替逐日郵報及Beaverbrook的報紙多制造幾個讀者？自然這種冷靜的态度，易趨于守舊，但是中西文化精神不同之情形，确是如此。
其次，所謂人文主義者，原可與宗教相對而言。
人文主義既志定人生目的在于今世的安福，則對于一切不相幹問題一概毅然置之不理。
宗教之信條也，玄學的推敲也，都摒棄不談，因為視為不足談。
故中國哲學始終限于行為的倫理問題，鬼神
在優的方面，我們可以舉出曆史的悠久繼長，文化的一統、美術的發達（尤其是詩詞、書畫、建築、磁器），種族上生機之強壯、耐勞、幽默、聰明，對女士尊敬，熱烈的愛好山水及一切自然景物，家庭上之親誼，及對人生目的比較确切的認識。
在中立的方面，我們可以舉出守舊性、容忍性，和平主義及實際主義。
此四者本來都是健康的征點，但是守舊易緻于落伍，容忍則易于妥洽，和平主義或者是起源于體魄上的懶于奮鬥，實際主義則凡事缺乏理想，缺乏熱誠。
統觀上述，可見中國民族特征的性格大多屬于陰的、靜的、消極的，适宜一種和平堅忍的文化，而不适宜于進取外展的文化。
此種民性，可以“老成溫厚”四字包括起來。
在這些叢雜的民性及文化特征之下，我們将何以發見此文化之精神，可以貫穿一切，助我們了解此民性之來源及文化精英所寄托？我想最簡便的解釋在于中國的人文主義，因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就是此人文主義的精神。
“人文主義（Humanism）含義不少，講解不一。
但是中國的人文主義（鄙人先立此新名詞）卻有很明确的含義。
第一要素、就是對于人生目的與真義有公正的志識。
第二、吾人的行為要純然以此目的為指歸。
第三、達比目的之方法，在于明理、即所謂事理通達，心氣和平（spiritofhumanreasonab1eness）即儒家
中國的人文主義者，自信對于人生真義問題已得解決。
自中國人的眼光看來，人生的真義，不在于死後來世，因為基督教所謂此生所以待斃，中國人不能了解；也不在于涅槃，因為這太玄虛；也不在于建樹勳業，因為這太浮泛；也不在于“為進步而進步”，因為這是毫無意義的。
所以人生真義這個問題，久為西洋哲學宗教家的懸案，中國人以隻求實際的頭腦，卻解決的十分明暢。
其答案就是在于享受淳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樂，（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等）及在于五倫的和睦。
暮從碧山下，山月随人歸，或是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随柳過前村。
這樣淡樸的快樂，自中國人看來，不僅是代表含有詩意之片刻心境，乃為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
得達此境，一切泰然。
這種人生理想并非如何高尚（參照羅斯福氏所謂‘殚精竭力的一生’），也不能滿足哲學家玄虛的追求，但是卻來得十分實在。
愚見這是一種異常簡單的理想，因其異常簡單，所以非中國人的實事求是的頭腦想不出來，而且有時使我們驚詫，這樣簡單的答案，西洋人何以想不出來。
鄙見中國與歐洲之不同，即歐人多發明可享樂之事物，卻較少有消受享樂的能力，而中國人在單純的環境中，較有消受享樂之能力與決心。
此為中國文化之一大秘訣。
因為中國人能明知足常樂的道理，又有今朝有酒今朝醉，處處想偷閑行樂的決心，所以中國人生活求安而不求進，既得目前可行之樂，即不複追求似有似無疑實疑虛之功名事業。
所以中國的文化主靜，與西人勇往直前躍躍欲試之精神大相迳庭。
主靜者，其流弊在于頹喪潦倒。
然兢兢業業熙熙攘攘者，其病在于常患失眠。
人生究竟兒多日，何事果值得失眠乎？詩人所謂共誰争歲月，赢得鬓邊髯。
伍廷芳使美時，有美人對伍氏叙述某條鐵道造成時，由費城到紐約可省下一分鐘，言下甚為得意，伍氏淡然問他，“但是此一分鐘省下來時，作何用處？”美人瞠目不能答覆。
伍氏答語最能表示中國人文主義之論點。
因為人文主義處處要問明你的目的何在，何所為而然？這神的發問，常會發人深省的。
譬如英人每講戶外運動以求身體舒适（keepingfit），英國有名的滑稽周報Punch卻要發問“舒适做什麼用？”（fitforwhat？）（原雙關語意為“配做什麼？”）依我所知這個問題此刻還沒回答，且要得到圓滿的回答，也要有待時日。
厭世家曾經問過，假使我們都知道所幹的事是為什麼，世上還有人肯去幹事嗎？譬如我們好講婦女解放自由，而從未一問，自由去做甚？中國的老先生坐在爐旁大椅上要不敬的回答。
自由去婚嫁。
這種人文主義冷靜的态度，每易煞人風景，減少女權運動者之熱誠。
同樣的，我們每每提倡普及教育，平民識字，而未曾疑問，所謂教育普及者，是否要替逐日郵報及Beaverbrook的報紙多制造幾個讀者？自然這種冷靜的态度，易趨于守舊，但是中西文化精神不同之情形，确是如此。
其次，所謂人文主義者，原可與宗教相對而言。
人文主義既志定人生目的在于今世的安福，則對于一切不相幹問題一概毅然置之不理。
宗教之信條也，玄學的推敲也，都摒棄不談，因為視為不足談。
故中國哲學始終限于行為的倫理問題，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