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光緒初年之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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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要職守，則為征收錢糧，維持治安。
境内獲有匪盜，則用非刑拷問，其名目繁夥，言之心悸。
人民無罪如為人作證，或因嫌疑羁候之人，例“無贍養明文，一入班房，生死即在胥吏之手。
”訟獄為胥吏生财方法之一，官員亦可得賄緻富也。
财政狀況 财政狀況，視同治時為佳，其主因則内亂已平，軍饷稍減，政府收入且因關稅之增加，厘金局之創辦，頗有增加。
初清代中葉，收入年約四千萬兩，庫有餘金，其收入以田賦為大宗，約三千萬兩，鹽稅次之，約四五百萬兩，關稅又次之，約三百萬兩，捐輸雖非經常收入，開捐之年常在三四百萬兩之間。
嘉慶而後，政府支出增加，始患入不敷出。
鹹豐朝内亂孔亟，收入隻及往日十分之三四，亂平之後，江、浙諸省荒地甚多，田賦稍有減少。
鹽稅捐輸，未有重要之增減，關稅則以國際貿易視前發達，海關稅吏辦事認真，香港澳門漏稅問題次第解決，收入增達一千餘萬。
厘金原為軍興創辦之稅，初欲于軍事平定，即行廢除，乃因征收日久，督撫視為地方重要收入，不肯裁撤，年約一千餘萬，合計年凡六千餘萬。
支出以皇室經費及軍政費為大宗，新設之機關如各省機械局福建船廠，創辦海軍等，需款甚巨，平日收入尚可足用，一遇戰事，則借外債。
顧自十四年（一八八八）後，戶部采緊縮政策，不購軍艦軍火，收入尚有赢餘，中日戰争之年，外債幾将還清。
陸軍 軍隊自内亂平定，可分為三，一曰旗兵，不堪戰鬥，無足輕重。
二曰綠營，擾民有餘，戰鬥力弱。
三曰勇，湘軍、淮軍，皆其例也。
勇丁饷銀較厚，指揮得人，以勇敢善戰，稱著于時。
顧其軍器惡劣，勇丁未受嚴格之操練，實不足以稱新軍。
外人操練之兵，人數無幾，教官先後解雇，未有影響于時。
其困難則新兵需款太巨，而朝臣疆吏又不信任外人也。
國中軍隊凡六十餘萬，缺額甚多。
左宗棠奉旨查覆湖廣總督李瀚章參案，論及軍隊曰：“原奏湖北防軍，每營雖稱五百名，實僅三百名，口糧悉為營官侵蝕，火長夫銀悉歸統領侵蝕。
所冒領之軍器軍裝，變賣分肥。
臣按言者所陳各情節，實各省通弊。
臣就所曆閩、浙、陝、甘等處言之，無不如此。
”左氏所言，根據親身經驗，無可非議，此對外戰争失敗之一原因也。
海軍 關于海軍，中國沿海諸省，多設水師，内亂平後，長江亦設水師。
顧其戰鬥力弱，不足以抗軍艦。
上海、馬尾各設船廠，馬尾船廠規模較大，糜款甚巨，不幸不善經營，積弊太深，以緻造船不多，朝臣有奏請停辦者，終無改革。
識者乃欲購買外艦。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朝廷議定海防費四百萬兩，命各省籌撥，初則尚有解款，後多托辭推诿，購買兵船，由直隸總督李鴻章主持。
其所置者多為蚊子船，江蘇長官亦有購買，北方又築大沽、旅順炮台。
後中、法戰起，福建兵船盡毀，遣往台灣援兵無法運輸，朝臣疆吏益知海軍之重要。
會新購二隻鐵甲船來華，朝廷诏設海軍衙門，命醇親王奕等管理海軍事務衙門，建築威海衛港，雇用英人為教官，成立北洋艦隊。
後教官去職，部議反對購買軍火兵船，海防費一部分且移作修築頤和園之用。
海軍将佐多為閩人，不服提督丁汝昌管理，紀律頗為廢弛，南洋艦隊實力更弱，無足輕重。
言官之亂政 政治上未有改革，一二新事業之創辦，全受支配于環境，亦非徹底覺悟之表現。
太後不知新時代之問題，國内之需要。
而徒囿于傳說，輕信言官，一則以為可收集思廣益之效，一則視為耳目，監督大臣，一則遇有水旱星變，诏求直言。
由是朝議紛雜，大臣畏首畏尾，不敢負責，備員充位而已。
遇有外交争執，言者往往上書争論，實則昧于世界大勢，不知此事之症結，徒唱高調，牽強附會，贻誤國家。
其人借以求名，時流更獎奉之，造成虛矯之習氣，及其出而任事，荒謬或過于其參奏之大臣。
郭嵩焘留心國事，深知其弊，嘗痛言之。
其警切之語曰： 若視其大臣日在猜嫌之中，而使疏遠小臣，揭發其陰私，指摘其小過，以矜激直。
廟堂之上，荊棘叢生，大臣救過不遑，互相交結，各顧其私，為害反甚。
&hellip&hellip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若因一言之有當聖心，遽資倚任，加之顯擢，群懷希悻，相率效尤。
倚托攘斥夷狄之美名，人挾一疏，急求榮進，迨至事件屬己，變故驟興，遷就倉皇，周章失措，流俗無知，摘其章疏告示，傳以為笑。
郭氏時已退休，所言無所顧忌，深切時病。
要之，中國之舊日思想，多為古代之産物，不足應付新時代之問題。
朝臣上無明決之君主，遠見之政治家，決定大計，終不易改革積弊，躍為強國，惟受環境之推移與壓迫，亦不得不
境内獲有匪盜，則用非刑拷問，其名目繁夥，言之心悸。
人民無罪如為人作證，或因嫌疑羁候之人，例“無贍養明文，一入班房，生死即在胥吏之手。
”訟獄為胥吏生财方法之一，官員亦可得賄緻富也。
财政狀況 财政狀況，視同治時為佳，其主因則内亂已平，軍饷稍減，政府收入且因關稅之增加，厘金局之創辦，頗有增加。
初清代中葉，收入年約四千萬兩，庫有餘金，其收入以田賦為大宗，約三千萬兩，鹽稅次之，約四五百萬兩，關稅又次之，約三百萬兩，捐輸雖非經常收入，開捐之年常在三四百萬兩之間。
嘉慶而後，政府支出增加，始患入不敷出。
鹹豐朝内亂孔亟，收入隻及往日十分之三四，亂平之後，江、浙諸省荒地甚多，田賦稍有減少。
鹽稅捐輸，未有重要之增減，關稅則以國際貿易視前發達，海關稅吏辦事認真，香港澳門漏稅問題次第解決，收入增達一千餘萬。
厘金原為軍興創辦之稅，初欲于軍事平定，即行廢除，乃因征收日久，督撫視為地方重要收入，不肯裁撤，年約一千餘萬，合計年凡六千餘萬。
支出以皇室經費及軍政費為大宗，新設之機關如各省機械局福建船廠，創辦海軍等，需款甚巨，平日收入尚可足用，一遇戰事，則借外債。
顧自十四年（一八八八）後，戶部采緊縮政策，不購軍艦軍火，收入尚有赢餘，中日戰争之年，外債幾将還清。
陸軍 軍隊自内亂平定，可分為三，一曰旗兵，不堪戰鬥，無足輕重。
二曰綠營，擾民有餘，戰鬥力弱。
三曰勇，湘軍、淮軍，皆其例也。
勇丁饷銀較厚，指揮得人，以勇敢善戰，稱著于時。
顧其軍器惡劣，勇丁未受嚴格之操練，實不足以稱新軍。
外人操練之兵，人數無幾，教官先後解雇，未有影響于時。
其困難則新兵需款太巨，而朝臣疆吏又不信任外人也。
國中軍隊凡六十餘萬，缺額甚多。
左宗棠奉旨查覆湖廣總督李瀚章參案，論及軍隊曰：“原奏湖北防軍，每營雖稱五百名，實僅三百名，口糧悉為營官侵蝕，火長夫銀悉歸統領侵蝕。
所冒領之軍器軍裝，變賣分肥。
臣按言者所陳各情節，實各省通弊。
臣就所曆閩、浙、陝、甘等處言之，無不如此。
”左氏所言，根據親身經驗，無可非議，此對外戰争失敗之一原因也。
海軍 關于海軍，中國沿海諸省，多設水師，内亂平後，長江亦設水師。
顧其戰鬥力弱，不足以抗軍艦。
上海、馬尾各設船廠，馬尾船廠規模較大，糜款甚巨，不幸不善經營，積弊太深，以緻造船不多，朝臣有奏請停辦者，終無改革。
識者乃欲購買外艦。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朝廷議定海防費四百萬兩，命各省籌撥，初則尚有解款，後多托辭推诿，購買兵船，由直隸總督李鴻章主持。
其所置者多為蚊子船，江蘇長官亦有購買，北方又築大沽、旅順炮台。
後中、法戰起，福建兵船盡毀，遣往台灣援兵無法運輸，朝臣疆吏益知海軍之重要。
會新購二隻鐵甲船來華，朝廷诏設海軍衙門，命醇親王奕等管理海軍事務衙門，建築威海衛港，雇用英人為教官，成立北洋艦隊。
後教官去職，部議反對購買軍火兵船，海防費一部分且移作修築頤和園之用。
海軍将佐多為閩人，不服提督丁汝昌管理，紀律頗為廢弛，南洋艦隊實力更弱，無足輕重。
言官之亂政 政治上未有改革，一二新事業之創辦，全受支配于環境，亦非徹底覺悟之表現。
太後不知新時代之問題，國内之需要。
而徒囿于傳說，輕信言官，一則以為可收集思廣益之效，一則視為耳目，監督大臣，一則遇有水旱星變，诏求直言。
由是朝議紛雜，大臣畏首畏尾，不敢負責，備員充位而已。
遇有外交争執，言者往往上書争論，實則昧于世界大勢，不知此事之症結，徒唱高調，牽強附會，贻誤國家。
其人借以求名，時流更獎奉之，造成虛矯之習氣，及其出而任事，荒謬或過于其參奏之大臣。
郭嵩焘留心國事，深知其弊，嘗痛言之。
其警切之語曰： 若視其大臣日在猜嫌之中，而使疏遠小臣，揭發其陰私，指摘其小過，以矜激直。
廟堂之上，荊棘叢生，大臣救過不遑，互相交結，各顧其私，為害反甚。
&hellip&hellip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若因一言之有當聖心，遽資倚任，加之顯擢，群懷希悻，相率效尤。
倚托攘斥夷狄之美名，人挾一疏，急求榮進，迨至事件屬己，變故驟興，遷就倉皇，周章失措，流俗無知，摘其章疏告示，傳以為笑。
郭氏時已退休，所言無所顧忌，深切時病。
要之，中國之舊日思想，多為古代之産物，不足應付新時代之問題。
朝臣上無明決之君主，遠見之政治家，決定大計，終不易改革積弊，躍為強國，惟受環境之推移與壓迫，亦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