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新仕宦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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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如廢寺然，深可歎息。
兩京國子監也日漸廢弛，學生品質不齊，人才日下，郭明龍任國子監祭酒，《條陳雍政疏》說： 臣初試士，舉人僅五七人，其文理優長，考在前列者書選貢耳。
向非選貢一途，大學幾無文字矣。
臣竊歎天下府州縣學之士，盡皆屬文，而太學之士，乃半居寫仿。
又府州縣學之士，不無以文理被黜而來，與夫商賈之挾重糈者，遊士之獵原藏者，皆得入焉。
是古之太學，諸侯進其選士最優最上者貢之天子；而今之太學，郡邑以其被訪被黜、無文無行者納之辟雍，良可歎也。
郭去，劉幼安代之，朱國桢為司業。
劉每歎曰：“成甚國學，朝廷設此騙局騙人幾兩銀子，我為長，兄為副，亦可羞也。
”這是明代的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告訴他的教務長的老實話。
在這一套的教育組織下，自然談不到培養人才。
而且，國子監從景泰元年（1450年）開納粟之例以後，豪紳、地主、商人的子弟都可因納粟納馬而入監，稱為例監。
末年地方學也因軍費的需要逼切，可以用錢買取，有遼生、饷生、贊生種種名目，包汝楫記： 自軍饷煩興，開遼生之例，每名輸銀百兩有奇，給授衣巾，願考試者學巨一體黜陟，不與考者青衿終身，尚有限制也。
楚中協濟黔饷，别有饷生之例，每名僅二十兩，亦濫極矣。
武陵、桃、沅間又有所謂贊生，納銀五六兩，縣給劄付，專司行香拜賀贊禮，服色與諸生同，混見道府州邑，稱謂、起居一如諸生禮節，昂步街市，人不敢呵，此亦學宮一玷也。
因之，一般商人和地主的子弟，雖目不識丁，亦相率掉臂而入學校，避賦役，列缙紳，俨然是社會上的上層人物了。
反之，家徒四壁的寒士隻要一入學校，取得學校的制服&mdash&mdash青衿以後，其地位便已超出庶民，作威鄉裡。
等到一中了舉，情形更是喧赫，通譜的、招婿的、投拜門生的、送錢的都争先恐後地來包圍了。
顧公燮記明人中舉情形： 明季缙紳，威權赫奕。
凡中式者，報錄人多持短棍，從門打入，廳堂窗戶盡毀，謂之改換門庭，工匠随行，立即修整，永為主顧。
有通譜者、招婿者、投拜門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贈，以為長城焉&hellip&hellip出則乘大轎，扇蓋引導于前。
生員則門鬥張油傘前導。
婚喪之家，紳衿不與齊民同坐，另構一堂名曰大賓堂，蓋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齒矣。
清人吳敬梓所作《儒林外史》，窮秀才範進中舉一段絕妙文字，正是顧公燮所記這情形的絕妙注腳。
而且，不但社會地位改變了，連經濟地位也改變了。
一中了舉，中了進士，或做了官以後，一般困于徭役的小自耕農，自然會把田土投靠在一批新貴的門下，避免對國家的負擔，因此，這一批新仕宦階級，同時也就是大地主。
反之，大商人、大地主的子弟可以拿金錢換取科第，甚至官位，以此，這兩種剝削者同時也成為新仕宦階級。
新仕宦階級有地位，有大量的土地和金錢，剩餘的财貨的投資目标是兼并土地和經營商業，因此，他們同時又是大商人。
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體的仕宦階級，是有明一代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重心，也是大明帝國政權所寄托的基礎。
四、貪污的吏治 明代仕宦階級的一生，可以從陶奭齡的《五計說》看出。
他把這一階級人的一生分作五個階段。
“十歲為兒童，依依父母，嬉嬉飽暖，無慮無營，忘得忘失，其名曰仙計。
二十以還，堅強自用，舞蹈欲前，視青紫如拾芥，鹜聲名若逐膻，其名曰賈計。
三十至四十，利欲熏心，趨避著念，官欲高，門欲大，子孫欲多，奴婢欲衆，其名曰丐計。
五十之年，嗜好漸減，經變已多，仆起于鬥争之場，享寒于險之境，得意尚有強陽，失意逐成枯木，其名曰囚計。
過此以往，聰明既哀，齒發非故，子弟為卿，方有後子，期頤未艾，願為嬰兒，其名曰屍計。
大約世人一生盡此五計，非學道人鮮自脫者。
”再從社會關系來看，這一階級人入仕的時期是見任官吏，退休的時期和入仕以前是鄉紳（明代或稱鄉官，或稱紳衿，紳指退休官，衿指生員&mdash&mdash民間稱秀才&mdash&mdash和舉人）。
做官時期和外地的庶民發生關系，作鄉紳時期則和本地的庶民發生關系。
總之，無論他們是在官或居鄉，一般的庶民都在他們的腳下生活着。
我曾習慣地把明代分作兩個段落，分水嶺是嘉靖朝（1522&mdash1566）。
談到明代的吏治時也不能例外。
最好的說明是《明史·循吏傳序》： 明太祖&hellip&hellip下逮宣仁，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
英武之際，内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鮮貪殘，故禍亂易弭也。
嘉隆以後，資格既重&hellip&hellip廟堂考課，一切以虛文從事，不複加意循良之選，吏治既已日始，民生由之益蹙。
嘉靖、隆慶以前，據趙翼的研究，“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
明人陳邦彥所論更為具體扼要，他說： 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節。
遊宦來歸，客或詢其囊橐，必唾斥之。
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商較有無，公然形之齒頰。
受铨天曹，得膻地則更相慶，得瘠地則更相吊。
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則群相姗笑，以為無能。
上當齒學之初，問以讀書何為，皆以為博科第，肥妻子而已&hellip&hellip一行作吏，所以受知于上者非賄賂不為功，而相與文之以美名曰禮。
其實這隻是一種比較的說法。
嘉隆以前，吏治澄清；嘉隆以後，吏治貪污，固是事實。
但在實際上，我們也可說，嘉隆以前吏治亦貪污，不過不如以後之甚；嘉隆後亦有循良，但不如前此之多。
我們試看洪武時代的勾捕逃軍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贓二十二萬；盜糧案，戶部侍郎郭桓侵沒至千萬，諸司官吏系獄至數萬人。
成祖朝紀綱之貪作惡，方賓之貪贓。
宣宗朝劉觀之黩貨。
英宗朝王振之賄賂辏集，逮果、門達之勒賄亂政。
憲宗朝汪直、尚銘、梁芳，武宗朝劉瑾、朱彬、焦芳、韓福、張彩之權震天下，公然納賄。
幾乎沒有一個時代是不鬧得烏煙瘴氣的，和嘉靖以來的嚴嵩、魏忠賢兩個時代比較，隻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已。
假如真有劃然不同之點，那我們可學陳邦彥的說法：嘉隆以前，社會尚指斥貪污為不道德；嘉隆以後，則社會且指斥不貪污為無能。
這一社會風氣的變化，是值得今日的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
這一種社會風氣的造成，我在上文曾指出由于那時代人的人生哲學，從讀書到發财成一自然的體系。
此外還有兩種社會環境，第一是寒士登第舉債，第二是明代官俸之薄。
寒士得科名的一天，同時也是開始負債的一天，吳應箕說： 士始一窭人子耳。
一列賢書，即有報賞宴飲之費，衣服輿馬之需，于是不得不假貸戚友，幹谒有司，假貸則期報以異日，谒見則先喪其在我。
黠者因之而交通之徑熟，圓巧之習成。
拙者債日益重，氣日益卑，蓋未仕而所根柢于仕者已如此矣。
及登甲榜，費且數倍，債亦如之。
彼仕者即無言營立家私，但以前此之屬債給于民，能堪之乎？ 甚至一入仕途，債家即随之赴任，京債之累，使官更不至貪污不可。
陶奭齡嘗慨乎言之： 今寒士一旦登第，諸凡輿馬仆從飲食衣服之類，即欲與膏粱華腴之家争為盛麗，秋毫皆出債家。
谒選之後，債家即随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削闾閻，何以償之？ 反之，官吏而不貪污，不法外弄錢，那就非狼狽萬狀不可。
周順昌在做官後被債主所逼，向他的親戚訴苦說： 讀來劄知諸親友之索債者，填門盈戶，甚至有怒面相訾者&hellip&hellip做秀才時艱苦備曆，反能以館谷怡二人，當大事&hellip&hellip今以濫叨之故，做一不幹淨人，五年宦遊，不能還諸債主，官之累人也多矣。
加之，農業社會是以家族為本體的，一人出仕，不但父母、妻妾、子女靠他養活，提高了生活的水準，甚至母族、妻族、媳族、婿族、鄉裡、年誼都要一窩蜂鑽來，打抽豐，求關節，真所謂“雞犬同升”，教這人如何能不貪污？ 次之，假如明代官俸如唐宋之優贍，那還可對付。
可是，恰巧相反，明代官俸之薄，可說是曆史上所僅見的。
宣宗時名臣楊士奇記： 宣德四年（1429年），吏有遭笞者，捃都禦史顧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
上密以示楊士奇，士奇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驺鹹資于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
皂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皂兩便。
鄭曉記宣德時一朝官慘劇雲： 正統元年（1436年）副都禦史吳讷言：洪武年間京官俸全支，後因菅造減省，遂為例。
近小官多不能贍。
如廣西道禦史劉準，由進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鬥，不能養其母妻子女，貸同道禦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死，竟負無還。
乞下建議增俸。
正統時曹泰指出官吏之貪，由于俸薄，奏請增俸，事竟不行： 正統六年（1441年）二月戊辰，巡按山西監察禦史曹泰奏：今在内諸司文臣，去家遠仕，妻子随行，然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祿薄者一石二石而已，其所折鈔，急不得濟，九載之間，仰事俯畜之費具，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閑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移其所守，此所以陷于罪者多也。
乞敕廷臣會議，量為增益，俾足養廉，其仍貪污冒法者置之重典，則貪風息矣。
上命行在戶部詳議以聞，尚書劉中敷等言官員俸祿已有定制，難以增益。
從之。
俸給之薄，由于折色，以米折鈔，以布折米，王瓊記：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
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
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
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
其折色以鈔為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匹折米二十石。
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
此貪婪之難禁也。
折色相當于現在米貼之改發代金。
不發米而發同等價值的鈔，在原則上并不吃虧，可是第一月薪打折扣，隻發原數的三十五分之一，第二鈔值貶價。
由于這樣的左折右折，折得當時官吏無以為生，試舉一實例，據《明史·李賢傳》，當時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僅一石，米一石折鈔十貫，鈔一貫值錢二文至三文，由是知指揮使一月所得不過銅錢二三十文。
推而上之，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照比例折成實支，又折起鈔再算錢，也不過月得七八十文；推而下之，正七品（知縣）月俸七石，左折右折，可憐隻能拿到二三文銅錢了。
其後又改定官俸折銀例，雖然官吏的收入在比例上增加了一點，可是如專靠正俸生活，也還是非餓死不可。
在這情形之下，中外官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畜妻子，更談不到還官債，贍親族，何況上司要賄賂，皇帝要進獻，層層剝削，除了剝削民衆，貪污以外，更有什麼辦法！要做好官，那便非像潘蕃那樣，做了若幹年的方面大臣，罷官後連住宅也沒有，寄住人家終老，海瑞剔曆内外，死後全家産隻有一兩銀子，連買棺木也不夠。
這些自然是違反這社會風氣的可忽略的例外，大多數官吏很容易有辦法，找出一條生财大道。
明代前期的吏治，從英宗任用王振到武宗任用劉瑾，這階段的污濁情形是盡人皆知的。
太祖、太宗二朝嚴刑重法，宣宗、孝宗二朝政局清明。
現在試以這幾朝作例，分酷虐和苛斂兩方面說明。
太祖朝以酷虐知名的大臣有陳烙鐵，《明史》說他： 洪武三年（1370年），甯知蘇州，征賦苛急，嘗燒鐵烙人肌膚，史民苦之，号為陳烙鐵。
太宗朝則有殘殺農民的丁珏： 丁珏，山陽人。
永樂四年（1406年）裡社賽神，誣以聚衆謀不軌，坐死者數十人。
至于苛斂民财，以做官為發财的捷徑的，則更難仆數。
其著者如太祖朝之郭桓案，《大诰》曾再三宣布其罪狀：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止收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
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緻使府州縣官黃文等通同刁頑人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又說：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
若将其餘倉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石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範朝宗盜賣金銀，廣惠庫官張惠妄支鈔六百萬張。
除盜庫見在寶鈔金銀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反米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等項諸色課程共折米算，所廢者二千四百餘萬精糧。
浙西有司苛斂案：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
且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發放，母米一石官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
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 宣宗時政府曾宣布地方官吏科斂無度之情形雲： 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壬辰，敕谕北京行部曰：比者所司每緣公務，急于科差，貧富困于買辦，丁中之民服役連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耗費，常十數倍。
加以郡邑官鮮得人，吏肆為奸，征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菅私，弊不勝紀，以緻吾民衣食不足，轉徙逃亡，凡百應輸，年年通欠，國家倉庾，月計不足。
英宗時夏時上言地方官吏貪酷之弊： 正統三年（1438年）江西按察佥事夏時言：切惟今之守令，冒牧民之美名，乏循良之善政，往往貪泉一酌而邪念頓興，非深文以逞，即鈎距之求，或假公營私，或誅求百計，經年置人于肝獄，濫刑恒及于無辜，甚至不任法律而颠倒是非，高下其手者有之，刻薄相尚而避己小嫌，入人大辟者有之，不貪則酷，不怠則奸，或通吏胥以賈禍，或縱主案以肥家，殃民蠹政，莫敢誰何，遂使枉者含冤于囹圄，徒憤于桎梏，其傷和氣，乖國憲，莫此為甚。
七年以後，王振擅權用事，“畏禍者争附振免死，賄賂臻集，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
孝宗時太監李廣懼罪自殺，“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
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隐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
武宗信任劉瑾，上下交征，竟成賄賂世界，“瑾故急賄，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原獻。
給事中周鑰勘事歸，以無金自殺。
令天下巡撫入京受敕輸瑾賂，延綏巡撫劉宇不至，逮下獄；宣府巡撫陸完後至，幾得罪，既賂乃令試職視事。
邊将失律，賂入即不問，有反升擢者”。
綜上所記，可知地方官橫征暴斂，以所得之一部分作家業，一部分獻給上官。
地方長官又以所得分賂京中權貴和太監，京中權貴再以所得分賂太監。
從太監、閣臣到地方州縣官成一連串的賄賂系統。
前期吏治貪污，政府尚執法以繩，社會輿論亦往往加以指責。
後期則以貪污為正常之現象。
内外上下，賄賂公行，馴至民不聊生，盜賊四起，萬曆初年高拱指出這一現象，實由于有司之貪殘。
他說： 一地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逼起于有司之貪殘，而養成于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為招撫之說，以苟且于目前。
于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款我，東且撫而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币羊酒宴犒，設金鼓以寵之與之，有司将領固有稱賊酋為翁，相對宴飲歡笑為賓主，而又投之以侍教生帖者。
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不亦為賊勸乎？奈何民之不為賊也！ 細析此種現象，第一由于鄉紳和官吏的狼狽為奸，魏大中說： 百姓窮苦，皆由外吏貪殘。
其所以敢于貪殘而無忌者，繇谄笑居間，求田間舍之鄉紳為之延譽，拟贖慶生；賀節投歡之有司道與之作緣，少望風解绶之巡按，多計日待遷之巡撫，而辇毂賂遺，往來如織，入計之年，尤厚以聲酬實，其應如響。
故民苦貪殘者，官稱卓異，不但幸免計黜，尋且選科選道，或為吏部司官。
風尚日非，仕路穢濁，貪官污吏，布滿郡邑，百姓求一日之苟活不可得，而天下幸其久安長治，萬無是理。
第二由于署印官之趁火打劫，趙南星說： 今佐領官所在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會署事，入門即征租稅以圖加收，日夜敲樸，急于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虛語也。
而總以催科之火耗、詞訟之贖锾為應得之私款，公然入己，毫無避忌。
方孩未《整饬吏治疏》說： 百姓何以日窮，亦曰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法太疏耳。
一邑設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其刑驅勢逼，雖綠林之豪，何以加焉？稍上而長吏，則有科罰，有羨餘，曰吾以備朝京之需，吾以備考滿之用，上言之而不諱，下聞之而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
又上之而為郡守方面，歲時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摩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芹，方外之奇珍，始足以下點，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蕭然而來，捆載而去。
夫此捆載者，非其攜之于家，雨之于天，又非輸于神，運于鬼，總皆為百姓之脂膏，又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得之耳。
如是安得不日剝日削，以至于盡也。
而铨司之考成，止于罷職，撫按之彈劾，極于為民，夫攜有餘之金錢，高田廣宅，歌兒舞女，肥肉美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匏瓜之進賢乎？ 趙南皇《朝觐合行事宜疏》也說： 今士人一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緻富，問其所以，率由條鞭法行，錢糧經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羨餘，加派在其中矣。
而數年來又以軍興加派，則加重收而取羨餘，是加派無已矣。
有司之貪如此，民安得不為盜，小盜起而大盜随之，皆有司為之竽也。
所謂羨餘即是火耗，顧亭林說得最為明白： 火耗之所由起，其起于征銀之代乎？&hellip&hellip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铢铢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于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
有賤丈夫&hellip&hellip藉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蓋不知起于何年，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
裡胥之輩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
其取利則薄于兩而厚于铢，凡征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铢者必其窮下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
于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賦而厚于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于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于十七八矣。
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為，護之以不可破，而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時矣。
馴至以火耗贖锾為國有之常例，于常例外更辟财源，國家頒一令，地方興一事，都成官吏之利薮，劉宗周《敬條職掌疏》： 今日吏治之污，如催科而火耗，詞訟而贖锾，已視為常例未厭也。
及至朝廷頒一令，則一令即為漁獵之媒。
地方有一事，則一事即為科斂之籍，官取其一，吏取其九，一者嘗見持而九者遂不敢問，民費其十，上供其一，十者方取赢，而一者愈苦不足。
以是百姓視上官如仇雠，一旦有事，可獻城則獻城，可從賊則甘心從賊，計不反顧也&hellip&hellip一令耳，上官之誅求，自府而道而司而撫而按而過客而鄉紳，而在京之權要，遞而進焉，肆應不給。
而至于營升謝薦之巡方禦史尤甚。
即其間豈無矯矯自好者，而相沿之例，有司已捆載而往遺其家，巡方不及問也。
如是者一番差遣，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窮且盜以死可得乎？ 地方守令更動一次，民間即被剝削數百萬；巡方禦史出巡一次，地方又被剝削數百萬： 崇祯三年（1630年）梁廷棟言：一歲陰為加派者不知其數。
如朝觐考滿行取推升，少則費五六千金，合海内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加派數百萬。
巡撫查盤訪緝饋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選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
内外官的賄賂技術，也随吏治風氣而進步，前期的黃米、白米，到後期末年易以雅稱為書帕，饋遺金珠時必以書為副。
劉宗周《敬循職掌條例列風紀之要以佐聖治疏》說： 往者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自臣通籍時有科三道四之說，識者已為之哕嘔。
其後稍稍濫觞&hellip&hellip禁
兩京國子監也日漸廢弛，學生品質不齊，人才日下，郭明龍任國子監祭酒，《條陳雍政疏》說： 臣初試士，舉人僅五七人，其文理優長，考在前列者書選貢耳。
向非選貢一途，大學幾無文字矣。
臣竊歎天下府州縣學之士，盡皆屬文，而太學之士，乃半居寫仿。
又府州縣學之士，不無以文理被黜而來，與夫商賈之挾重糈者，遊士之獵原藏者，皆得入焉。
是古之太學，諸侯進其選士最優最上者貢之天子；而今之太學，郡邑以其被訪被黜、無文無行者納之辟雍，良可歎也。
郭去，劉幼安代之，朱國桢為司業。
劉每歎曰：“成甚國學，朝廷設此騙局騙人幾兩銀子，我為長，兄為副，亦可羞也。
”這是明代的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告訴他的教務長的老實話。
在這一套的教育組織下，自然談不到培養人才。
而且，國子監從景泰元年（1450年）開納粟之例以後，豪紳、地主、商人的子弟都可因納粟納馬而入監，稱為例監。
末年地方學也因軍費的需要逼切，可以用錢買取，有遼生、饷生、贊生種種名目，包汝楫記： 自軍饷煩興，開遼生之例，每名輸銀百兩有奇，給授衣巾，願考試者學巨一體黜陟，不與考者青衿終身，尚有限制也。
楚中協濟黔饷，别有饷生之例，每名僅二十兩，亦濫極矣。
武陵、桃、沅間又有所謂贊生，納銀五六兩，縣給劄付，專司行香拜賀贊禮，服色與諸生同，混見道府州邑，稱謂、起居一如諸生禮節，昂步街市，人不敢呵，此亦學宮一玷也。
因之，一般商人和地主的子弟，雖目不識丁，亦相率掉臂而入學校，避賦役，列缙紳，俨然是社會上的上層人物了。
反之，家徒四壁的寒士隻要一入學校，取得學校的制服&mdash&mdash青衿以後，其地位便已超出庶民，作威鄉裡。
等到一中了舉，情形更是喧赫，通譜的、招婿的、投拜門生的、送錢的都争先恐後地來包圍了。
顧公燮記明人中舉情形： 明季缙紳，威權赫奕。
凡中式者，報錄人多持短棍，從門打入，廳堂窗戶盡毀，謂之改換門庭，工匠随行，立即修整，永為主顧。
有通譜者、招婿者、投拜門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贈，以為長城焉&hellip&hellip出則乘大轎，扇蓋引導于前。
生員則門鬥張油傘前導。
婚喪之家，紳衿不與齊民同坐，另構一堂名曰大賓堂，蓋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齒矣。
清人吳敬梓所作《儒林外史》，窮秀才範進中舉一段絕妙文字，正是顧公燮所記這情形的絕妙注腳。
而且，不但社會地位改變了，連經濟地位也改變了。
一中了舉，中了進士，或做了官以後，一般困于徭役的小自耕農，自然會把田土投靠在一批新貴的門下，避免對國家的負擔，因此，這一批新仕宦階級，同時也就是大地主。
反之，大商人、大地主的子弟可以拿金錢換取科第，甚至官位，以此，這兩種剝削者同時也成為新仕宦階級。
新仕宦階級有地位，有大量的土地和金錢，剩餘的财貨的投資目标是兼并土地和經營商業，因此，他們同時又是大商人。
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體的仕宦階級，是有明一代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重心，也是大明帝國政權所寄托的基礎。
四、貪污的吏治 明代仕宦階級的一生，可以從陶奭齡的《五計說》看出。
他把這一階級人的一生分作五個階段。
“十歲為兒童，依依父母，嬉嬉飽暖，無慮無營，忘得忘失，其名曰仙計。
二十以還，堅強自用，舞蹈欲前，視青紫如拾芥，鹜聲名若逐膻，其名曰賈計。
三十至四十，利欲熏心，趨避著念，官欲高，門欲大，子孫欲多，奴婢欲衆，其名曰丐計。
五十之年，嗜好漸減，經變已多，仆起于鬥争之場，享寒于險之境，得意尚有強陽，失意逐成枯木，其名曰囚計。
過此以往，聰明既哀，齒發非故，子弟為卿，方有後子，期頤未艾，願為嬰兒，其名曰屍計。
大約世人一生盡此五計，非學道人鮮自脫者。
”再從社會關系來看，這一階級人入仕的時期是見任官吏，退休的時期和入仕以前是鄉紳（明代或稱鄉官，或稱紳衿，紳指退休官，衿指生員&mdash&mdash民間稱秀才&mdash&mdash和舉人）。
做官時期和外地的庶民發生關系，作鄉紳時期則和本地的庶民發生關系。
總之，無論他們是在官或居鄉，一般的庶民都在他們的腳下生活着。
我曾習慣地把明代分作兩個段落，分水嶺是嘉靖朝（1522&mdash1566）。
談到明代的吏治時也不能例外。
最好的說明是《明史·循吏傳序》： 明太祖&hellip&hellip下逮宣仁，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
英武之際，内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鮮貪殘，故禍亂易弭也。
嘉隆以後，資格既重&hellip&hellip廟堂考課，一切以虛文從事，不複加意循良之選，吏治既已日始，民生由之益蹙。
嘉靖、隆慶以前，據趙翼的研究，“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
明人陳邦彥所論更為具體扼要，他說： 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節。
遊宦來歸，客或詢其囊橐，必唾斥之。
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商較有無，公然形之齒頰。
受铨天曹，得膻地則更相慶，得瘠地則更相吊。
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則群相姗笑，以為無能。
上當齒學之初，問以讀書何為，皆以為博科第，肥妻子而已&hellip&hellip一行作吏，所以受知于上者非賄賂不為功，而相與文之以美名曰禮。
其實這隻是一種比較的說法。
嘉隆以前，吏治澄清；嘉隆以後，吏治貪污，固是事實。
但在實際上，我們也可說，嘉隆以前吏治亦貪污，不過不如以後之甚；嘉隆後亦有循良，但不如前此之多。
我們試看洪武時代的勾捕逃軍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贓二十二萬；盜糧案，戶部侍郎郭桓侵沒至千萬，諸司官吏系獄至數萬人。
成祖朝紀綱之貪作惡，方賓之貪贓。
宣宗朝劉觀之黩貨。
英宗朝王振之賄賂辏集，逮果、門達之勒賄亂政。
憲宗朝汪直、尚銘、梁芳，武宗朝劉瑾、朱彬、焦芳、韓福、張彩之權震天下，公然納賄。
幾乎沒有一個時代是不鬧得烏煙瘴氣的，和嘉靖以來的嚴嵩、魏忠賢兩個時代比較，隻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已。
假如真有劃然不同之點，那我們可學陳邦彥的說法：嘉隆以前，社會尚指斥貪污為不道德；嘉隆以後，則社會且指斥不貪污為無能。
這一社會風氣的變化，是值得今日的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
這一種社會風氣的造成，我在上文曾指出由于那時代人的人生哲學，從讀書到發财成一自然的體系。
此外還有兩種社會環境，第一是寒士登第舉債，第二是明代官俸之薄。
寒士得科名的一天，同時也是開始負債的一天，吳應箕說： 士始一窭人子耳。
一列賢書，即有報賞宴飲之費，衣服輿馬之需，于是不得不假貸戚友，幹谒有司，假貸則期報以異日，谒見則先喪其在我。
黠者因之而交通之徑熟，圓巧之習成。
拙者債日益重，氣日益卑，蓋未仕而所根柢于仕者已如此矣。
及登甲榜，費且數倍，債亦如之。
彼仕者即無言營立家私，但以前此之屬債給于民，能堪之乎？ 甚至一入仕途，債家即随之赴任，京債之累，使官更不至貪污不可。
陶奭齡嘗慨乎言之： 今寒士一旦登第，諸凡輿馬仆從飲食衣服之類，即欲與膏粱華腴之家争為盛麗，秋毫皆出債家。
谒選之後，債家即随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削闾閻，何以償之？ 反之，官吏而不貪污，不法外弄錢，那就非狼狽萬狀不可。
周順昌在做官後被債主所逼，向他的親戚訴苦說： 讀來劄知諸親友之索債者，填門盈戶，甚至有怒面相訾者&hellip&hellip做秀才時艱苦備曆，反能以館谷怡二人，當大事&hellip&hellip今以濫叨之故，做一不幹淨人，五年宦遊，不能還諸債主，官之累人也多矣。
加之，農業社會是以家族為本體的，一人出仕，不但父母、妻妾、子女靠他養活，提高了生活的水準，甚至母族、妻族、媳族、婿族、鄉裡、年誼都要一窩蜂鑽來，打抽豐，求關節，真所謂“雞犬同升”，教這人如何能不貪污？ 次之，假如明代官俸如唐宋之優贍，那還可對付。
可是，恰巧相反，明代官俸之薄，可說是曆史上所僅見的。
宣宗時名臣楊士奇記： 宣德四年（1429年），吏有遭笞者，捃都禦史顧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
上密以示楊士奇，士奇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驺鹹資于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
皂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皂兩便。
鄭曉記宣德時一朝官慘劇雲： 正統元年（1436年）副都禦史吳讷言：洪武年間京官俸全支，後因菅造減省，遂為例。
近小官多不能贍。
如廣西道禦史劉準，由進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鬥，不能養其母妻子女，貸同道禦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死，竟負無還。
乞下建議增俸。
正統時曹泰指出官吏之貪，由于俸薄，奏請增俸，事竟不行： 正統六年（1441年）二月戊辰，巡按山西監察禦史曹泰奏：今在内諸司文臣，去家遠仕，妻子随行，然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祿薄者一石二石而已，其所折鈔，急不得濟，九載之間，仰事俯畜之費具，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閑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移其所守，此所以陷于罪者多也。
乞敕廷臣會議，量為增益，俾足養廉，其仍貪污冒法者置之重典，則貪風息矣。
上命行在戶部詳議以聞，尚書劉中敷等言官員俸祿已有定制，難以增益。
從之。
俸給之薄，由于折色，以米折鈔，以布折米，王瓊記：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
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
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
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
其折色以鈔為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匹折米二十石。
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
此貪婪之難禁也。
折色相當于現在米貼之改發代金。
不發米而發同等價值的鈔，在原則上并不吃虧，可是第一月薪打折扣，隻發原數的三十五分之一，第二鈔值貶價。
由于這樣的左折右折，折得當時官吏無以為生，試舉一實例，據《明史·李賢傳》，當時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僅一石，米一石折鈔十貫，鈔一貫值錢二文至三文，由是知指揮使一月所得不過銅錢二三十文。
推而上之，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照比例折成實支，又折起鈔再算錢，也不過月得七八十文；推而下之，正七品（知縣）月俸七石，左折右折，可憐隻能拿到二三文銅錢了。
其後又改定官俸折銀例，雖然官吏的收入在比例上增加了一點，可是如專靠正俸生活，也還是非餓死不可。
在這情形之下，中外官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畜妻子，更談不到還官債，贍親族，何況上司要賄賂，皇帝要進獻，層層剝削，除了剝削民衆，貪污以外，更有什麼辦法！要做好官，那便非像潘蕃那樣，做了若幹年的方面大臣，罷官後連住宅也沒有，寄住人家終老，海瑞剔曆内外，死後全家産隻有一兩銀子，連買棺木也不夠。
這些自然是違反這社會風氣的可忽略的例外，大多數官吏很容易有辦法，找出一條生财大道。
明代前期的吏治，從英宗任用王振到武宗任用劉瑾，這階段的污濁情形是盡人皆知的。
太祖、太宗二朝嚴刑重法，宣宗、孝宗二朝政局清明。
現在試以這幾朝作例，分酷虐和苛斂兩方面說明。
太祖朝以酷虐知名的大臣有陳烙鐵，《明史》說他： 洪武三年（1370年），甯知蘇州，征賦苛急，嘗燒鐵烙人肌膚，史民苦之，号為陳烙鐵。
太宗朝則有殘殺農民的丁珏： 丁珏，山陽人。
永樂四年（1406年）裡社賽神，誣以聚衆謀不軌，坐死者數十人。
至于苛斂民财，以做官為發财的捷徑的，則更難仆數。
其著者如太祖朝之郭桓案，《大诰》曾再三宣布其罪狀：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止收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
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緻使府州縣官黃文等通同刁頑人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又說：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
若将其餘倉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石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範朝宗盜賣金銀，廣惠庫官張惠妄支鈔六百萬張。
除盜庫見在寶鈔金銀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反米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等項諸色課程共折米算，所廢者二千四百餘萬精糧。
浙西有司苛斂案：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
且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發放，母米一石官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
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 宣宗時政府曾宣布地方官吏科斂無度之情形雲： 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壬辰，敕谕北京行部曰：比者所司每緣公務，急于科差，貧富困于買辦，丁中之民服役連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耗費，常十數倍。
加以郡邑官鮮得人，吏肆為奸，征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菅私，弊不勝紀，以緻吾民衣食不足，轉徙逃亡，凡百應輸，年年通欠，國家倉庾，月計不足。
英宗時夏時上言地方官吏貪酷之弊： 正統三年（1438年）江西按察佥事夏時言：切惟今之守令，冒牧民之美名，乏循良之善政，往往貪泉一酌而邪念頓興，非深文以逞，即鈎距之求，或假公營私，或誅求百計，經年置人于肝獄，濫刑恒及于無辜，甚至不任法律而颠倒是非，高下其手者有之，刻薄相尚而避己小嫌，入人大辟者有之，不貪則酷，不怠則奸，或通吏胥以賈禍，或縱主案以肥家，殃民蠹政，莫敢誰何，遂使枉者含冤于囹圄，徒憤于桎梏，其傷和氣，乖國憲，莫此為甚。
七年以後，王振擅權用事，“畏禍者争附振免死，賄賂臻集，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
孝宗時太監李廣懼罪自殺，“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
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隐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
武宗信任劉瑾，上下交征，竟成賄賂世界，“瑾故急賄，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原獻。
給事中周鑰勘事歸，以無金自殺。
令天下巡撫入京受敕輸瑾賂，延綏巡撫劉宇不至，逮下獄；宣府巡撫陸完後至，幾得罪，既賂乃令試職視事。
邊将失律，賂入即不問，有反升擢者”。
綜上所記，可知地方官橫征暴斂，以所得之一部分作家業，一部分獻給上官。
地方長官又以所得分賂京中權貴和太監，京中權貴再以所得分賂太監。
從太監、閣臣到地方州縣官成一連串的賄賂系統。
前期吏治貪污，政府尚執法以繩，社會輿論亦往往加以指責。
後期則以貪污為正常之現象。
内外上下，賄賂公行，馴至民不聊生，盜賊四起，萬曆初年高拱指出這一現象，實由于有司之貪殘。
他說： 一地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逼起于有司之貪殘，而養成于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為招撫之說，以苟且于目前。
于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款我，東且撫而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币羊酒宴犒，設金鼓以寵之與之，有司将領固有稱賊酋為翁，相對宴飲歡笑為賓主，而又投之以侍教生帖者。
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不亦為賊勸乎？奈何民之不為賊也！ 細析此種現象，第一由于鄉紳和官吏的狼狽為奸，魏大中說： 百姓窮苦，皆由外吏貪殘。
其所以敢于貪殘而無忌者，繇谄笑居間，求田間舍之鄉紳為之延譽，拟贖慶生；賀節投歡之有司道與之作緣，少望風解绶之巡按，多計日待遷之巡撫，而辇毂賂遺，往來如織，入計之年，尤厚以聲酬實，其應如響。
故民苦貪殘者，官稱卓異，不但幸免計黜，尋且選科選道，或為吏部司官。
風尚日非，仕路穢濁，貪官污吏，布滿郡邑，百姓求一日之苟活不可得，而天下幸其久安長治，萬無是理。
第二由于署印官之趁火打劫，趙南星說： 今佐領官所在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會署事，入門即征租稅以圖加收，日夜敲樸，急于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虛語也。
而總以催科之火耗、詞訟之贖锾為應得之私款，公然入己，毫無避忌。
方孩未《整饬吏治疏》說： 百姓何以日窮，亦曰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法太疏耳。
一邑設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其刑驅勢逼，雖綠林之豪，何以加焉？稍上而長吏，則有科罰，有羨餘，曰吾以備朝京之需，吾以備考滿之用，上言之而不諱，下聞之而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
又上之而為郡守方面，歲時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摩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芹，方外之奇珍，始足以下點，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蕭然而來，捆載而去。
夫此捆載者，非其攜之于家，雨之于天，又非輸于神，運于鬼，總皆為百姓之脂膏，又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得之耳。
如是安得不日剝日削，以至于盡也。
而铨司之考成，止于罷職，撫按之彈劾，極于為民，夫攜有餘之金錢，高田廣宅，歌兒舞女，肥肉美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匏瓜之進賢乎？ 趙南皇《朝觐合行事宜疏》也說： 今士人一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緻富，問其所以，率由條鞭法行，錢糧經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羨餘，加派在其中矣。
而數年來又以軍興加派，則加重收而取羨餘，是加派無已矣。
有司之貪如此，民安得不為盜，小盜起而大盜随之，皆有司為之竽也。
所謂羨餘即是火耗，顧亭林說得最為明白： 火耗之所由起，其起于征銀之代乎？&hellip&hellip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铢铢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于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
有賤丈夫&hellip&hellip藉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蓋不知起于何年，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
裡胥之輩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
其取利則薄于兩而厚于铢，凡征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铢者必其窮下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
于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賦而厚于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于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于十七八矣。
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為，護之以不可破，而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時矣。
馴至以火耗贖锾為國有之常例，于常例外更辟财源，國家頒一令，地方興一事，都成官吏之利薮，劉宗周《敬條職掌疏》： 今日吏治之污，如催科而火耗，詞訟而贖锾，已視為常例未厭也。
及至朝廷頒一令，則一令即為漁獵之媒。
地方有一事，則一事即為科斂之籍，官取其一，吏取其九，一者嘗見持而九者遂不敢問，民費其十，上供其一，十者方取赢，而一者愈苦不足。
以是百姓視上官如仇雠，一旦有事，可獻城則獻城，可從賊則甘心從賊，計不反顧也&hellip&hellip一令耳，上官之誅求，自府而道而司而撫而按而過客而鄉紳，而在京之權要，遞而進焉，肆應不給。
而至于營升謝薦之巡方禦史尤甚。
即其間豈無矯矯自好者，而相沿之例，有司已捆載而往遺其家，巡方不及問也。
如是者一番差遣，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窮且盜以死可得乎？ 地方守令更動一次，民間即被剝削數百萬；巡方禦史出巡一次，地方又被剝削數百萬： 崇祯三年（1630年）梁廷棟言：一歲陰為加派者不知其數。
如朝觐考滿行取推升，少則費五六千金，合海内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加派數百萬。
巡撫查盤訪緝饋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選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
内外官的賄賂技術，也随吏治風氣而進步，前期的黃米、白米，到後期末年易以雅稱為書帕，饋遺金珠時必以書為副。
劉宗周《敬循職掌條例列風紀之要以佐聖治疏》說： 往者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自臣通籍時有科三道四之說，識者已為之哕嘔。
其後稍稍濫觞&hellip&hellip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