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政治
關燈
小
中
大
士何必聚往探江西袁州守将歐平章動靜，以斷歐平章家門前二石獅尾為證，占袁州後，査看果然不錯。
有小先鋒張煥，遠在初克婺州時，就作元璋的親随伴當從行先鋒，一晚，元璋出去私訪，遇到巡軍攔阻，喝問是誰，張煥說：“是大夫”，巡軍發氣：“我不知道大夫是什麼人，但是犯夜的就逮捕住。
”解說了半晌才弄清楚。
樂人張良才說平話，擅自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被人告發，元璋發怒說：“賤人小輩，不宜寵用！”叫小先鋒張煥捆住樂人，丢在水裡。
龍鳳十二年以後，經常作特使到前方軍中傳達命令。
有毛骧和耿忠，毛骧是早期幕僚毛骐的兒子，以舍人作親随，用作心腹親信，和耿忠奉派到江浙等處訪察官吏，民間疾苦。
毛骧從管軍千戶積功作到都督佥事，掌錦衣衛事，典诏獄，被牽入胡惟庸黨案伏誅，耿忠作到大同衛指揮，也以貪污案處死。
除文官武将作檢校以外，和尚也有被選拔作這門工作的。
吳印、華克勤等人，都還俗作了大官，替皇帝作耳目，報告外間私人動止。
大理寺卿李仕魯上疏力争，以為“自古帝王以來，未聞缙紳锱流雜居同事而可以共濟者也。
今勳舊耆德，鹹思辭祿去位，而锱流檢夫乃益以讒間。
”并具體指出劉基、徐達、李善長、周德興的被猜疑被讒謗，都是這批岀家檢校造的孽。
檢校的足迹是無處不到的，元璋曾派人去察聽将官家，有女僧誘引華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元璋大怒，把兩家婦人連同和尚一起丢在水裡。
吳元年得到報告，要前方總兵官把“一個摩泥（摩尼教徒）取來”。
洪武四年手令：“如今北平都衛裡及承宣布政司裡快行，多是彼土人民為之。
又北平城内有個黑和尚出入各官門下，時常與各官說些笑話，好生不防他。
又一名和尚系是江西人，秀才出身，前元應舉不中，就做了和尚，見在城中與各官說話。
又火者一名姓崔，系總兵官莊人，本人随别下潑皮高麗黑哄隴問，又有隐下的高麗不知數。
造文書到時，可将遣人都教來，及那北平、永平、密雲、薊州、遵化、真定等處鄉市，舊有僧尼，盡數起來。
都衛快行承宣布政司快行，盡數發來。
一名太醫江西人，前元提舉，即自在各官處用事。
又指揮孫蒼處有兩個回回，金有讓孚家奴也教發來。
”調查得十分清楚。
傅友德出征賜宴，派葉國珍作陪，撥與朝妓十餘人。
正飲宴間，有内官觇視，說是國珍令妓婦脫去皂帽精子，穿華麗衣服混坐。
元璋大怒，令壯士拘執葉國珍，與妓婦連鎖于馬坊，妓婦劓去鼻尖。
國珍說：“死則死，何得與賤人同鎖？”元璋說：“正為你不分貴賤，才這樣對你。
”鞭訖數十，發瓜州做壩夫。
錢宰被征編《孟子節文》，罷朝吟詩：“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
”有人給打報告了，第二天元璋對他說：“昨天作的好詩，不過我并沒嫌呵，改作憂字如何？”錢宰吓得磕頭謝罪。
宋濂性格最為誠謹，有一天請客喝酒，也被皇帝注意了，使人偵視，第二天當面發問，昨天喝酒了沒有，請了哪些客，備了什麼菜？宋濂老老實實回答，元璋才笑說：“全對，沒有騙我。
”吳琳以吏部尚書告老回黃岡，元璋不放心，派人去察看，遠遠見一農人坐小機上，起來插秧，樣子很端謹，使者前問：“此地有吳尚書這人不？”農人叉手回答：“琳便是。
”使者複命，元璋很高興。
又如南京各部皂隸都戴漆巾，隻有禮部例外，各衙門都有門額，隻有兵部沒有，據說這也是錦衣衛邏卒幹的事。
原來各衙門都有人在暗地裡偵察，一天禮部皂隸睡午覺，被取去漆巾，兵部有一晚沒人守夜，門額給人擡走了，發覺後不敢作聲，也就作為典故了。
朱元璋不但有一個特務網，派專人偵察一切場所，一切官民，他自己也是喜歡搞這一套的。
例如羅複仁官止弘文館學士，說一口江西話，質直樸素，元璋叫他作老實羅。
一天，忽然動了念頭，要調查老實羅是真老實還是假老實？出其不意一人跑到羅家，羅家在城外邊一個小胡同裡，破破爛爛，東倒西歪幾間房子，老實羅正扒在梯子上粉刷牆壁，一見皇帝來，着了慌，趕緊叫他女人抱一個小杌子請皇帝坐下，元璋見他實在窮得可以，老大不過意，說：“好秀才怎能住這樣爛房子！”即刻賞城裡一所大邸宅。
檢校是文官，元璋譬喻為惡狗。
到洪武十五年還嫌惡狗不濟事，另找一批虎狼來執行大規模的屠殺，把偵伺處刑之權交給武官，特設一個機構叫錦衣衛。
錦衣衛的前身是吳元年設立的拱衛司。
洪武二年改親軍都尉府，府統中左右前後五衛和儀鸾司，掌侍衛法駕鹵簿；十五年改為錦衣衛。
錦衣衛有指揮使一人，三品。
同知二人，從三品。
佥事三人，四品。
鎮撫二人，五品。
十四所千戶十四人，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六品。
所統有将軍力士校尉，掌直駕侍衛巡察緝捕。
鎮撫司分南北，北鎮撫司專理诏獄。
直駕侍衛是錦衣衛形式上的職務，巡察緝捕才是工作的重心，對象是“不軌妖言”，不軌指政治上的反對者或黨派，妖言指要求改革現狀的宗教集團，如彌勒教、白蓮教和明教等等。
朱元璋從紅軍出身，當年也喊過“彌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口号，他明白這些傳說所發生的号召作用，也清楚聚衆結社對現政權的威脅。
他也在擔心，這一批并肩百戰、骁悍不馴的将軍們，這一群出身豪室的文臣，有地方勢力，有社會聲望，主意多，要是自己一朝咽氣，忠厚柔仁的皇太子怎麼對付得了？到太子死後，太孫不但年輕，還比他父親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們讀古書，講三王的道理，斷不是制馭枭雄的角色。
他要替兒孫斬除荊棘，要保證自己死後安心，便有目的地大動殺手，犯法的殺，不犯法的也殺，無理的殺，有理的也殺。
錦衣衛的建立，為的便于有計劃地栽贓告密，有系統地誣告攀連，有目标地靈活運用，更方便地在法外用刑。
各地犯重罪的都解到京師下北鎮撫司獄，備有諸般刑具，罪狀早已安排好，口供也已預備好，不容分析，不許申訴，犯人唯一的權利是受苦刑後畫字招認。
不管是誰，進了這頭門，是不會有活着出來的奇迹的。
洪武二十年，他以為該殺的人已經殺得差不多了，下令焚毀錦衣衛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表示要實行法治了。
又把錦衣衛指揮使也殺了，卸脫了多年屠殺的責任。
六年後，胡黨藍黨都已殺完，松了一口氣，又下令以後一切案件都由朝廷法司處理，内外刑獄公事不再經由錦衣衛。
簽發這道手令之後，摸摸花白胡子，以為天下從此太平，皇業永固了。
和錦衣衛有密切關連的一件惡政是廷杖。
錦衣衛學前朝的诏獄，廷杖則是學元朝的辦法。
在元朝以前，君臣的距離還不太懸絕，三公坐而論道，和皇帝是師友。
宋代雖然臣僚在殿廷無坐處，禮貌上到底還有幾分客氣。
蒙古人可不同了，起自馬上，生活在馬上，政府臣僚也就是軍中将校，一有過失，随時杖責，打完照舊辦事，甚至中書大臣都有殿廷被杖的故事。
朱元璋事事複古，要“複漢官之威儀”，隻有打人，尤其是在殿廷杖責大臣這一樁，卻不嫌棄是胡俗，習慣地繼承下來。
著名的例子，親族被杖死的有朱文正，勳臣被鞭死的有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大臣被杖死的有工部尚書薛祥，部曹被廷杖的有茹太素。
從此成為故事，士大夫不但可殺，而且可辱，君臣間的距離有如天上地下，“天皇聖明，臣罪當誅”，禮貌固然談不到，連主奴間一點起碼的恩惠，也被闆子鞭子打得幹幹淨淨了。
四、皇權的極峰 就整個曆史的衍進說，皇帝的權力到朱元璋可以說是達到了極峰。
研究皇權的極權化發展，應該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士大夫地位的下降，二是鞏固皇權的諸多約束的被摧毀。
至于人民，向來隻有被統治、被剝削、被屠殺的義務，和治權是絲毫沾搭不上的。
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
具體的先從君臣的禮貌來說吧。
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論道的說法，賈誼和漢文帝談話，不覺膝之前席，可見不但三公，連小官見皇帝都是坐着的。
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禦榻，十八學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處。
到宋朝便不然了，從太祖以後，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無坐處，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奏事了。
到明代，不但不許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說話了。
從坐而站而跪，說明了三個時期的君臣之間的關系，也說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
從形式再說到本質： 坐的時期的典型例子是魏晉六朝的門閥制度。
漢代的若幹世家宦族，如關西楊氏、汝南袁氏之類，四世三公，有數不盡的莊園，算不清的奴仆，門生故吏遍天下，本身有雄厚的獨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
在黃巾動亂時代，地方豪族如孫策、馬騰、許褚、張遼、曹操之類，為了保持土地和特殊權益，組織地主軍保衛鄉裡，有部曲，有防區，造成軍事力量。
小軍閥抗不住大股黃巾，投靠大軍閥，大軍閥又互相吞并，結果是三分天下，建立三個皇朝，原來兩類家族&mdash&mdash世族和豪族也都占據高位，變成公卿将帥，成為高級官僚了。
這些家族原是共建皇業的股東，和皇家利害共同，休戚一緻，在九品中正的選舉制度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大官位全為這些家族分子所獨占。
東晉南渡，司馬家和王謝等家到了建康，東吳舊族顧、陸、朱、張等家族雖然是本地高門，因為是亡國之餘，就吃了虧，在政治地位上居第二等。
這些高門，世執國政，王、謝子弟更平步以至公卿（北方的崔、盧、李、鄭、王等家族也是一樣）。
到劉裕以田舍翁作皇帝，陳霸先更是寒人，在世族眼光裡，皇家隻是暴發戶，無根基，沒派頭，朝代盡管改換，好官我自為之，士大夫集團有其傳統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地位，非皇權所能動搖，士大夫雖然在為皇權服務&mdash&mdash因為皇帝有軍隊&mdash&mdash目的在以皇權來發展并保障士大夫的已有權益。
在這情況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享治權的。
皇家的利益雖然大體上和士大夫一緻，但是在許多場合，發生了尖銳的沖突，例如世族的蔭蔽人口，覇占農田水利以至山林湖沼等等，經隋代兩帝的有意識的打擊摧毀，如取消九品中正制度，取消長官辟舉僚屬辦法，并設立進士科，用公開的考試制度，用文字的優劣來代替血統門望高下，來選任官僚。
但是，文字教育還是要錢買的，大家族有優越的經濟地位、人事關系，因之，唐朝三百年間的宰相，還是被二十個左右家族所包辦。
門閥制度下的士大大，有曆史的傳統，有莊園的經濟基礎，有包辦選舉的制度，甚至有依門第高下任官的成文法，有依族姓高下締婚的風氣，高門華閥由此種種便成為一個利害共同的集團，并且，公卿子弟熟習典章制度，治國（辦例行公事）也非他們不可。
在這諸多特殊情勢之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的，隻有雙方合作才能兩利。
而且，皇帝人人可做，隻要有強大的軍力能奪取政權便行，士大夫卻不然，寒人役門要成為士大夫，等于駱駝穿針孔，即使有皇帝手令強制，也還是辦不到。
何事非君？士大夫隻要不損害他們的權益，可以侍候任何一姓的皇權。
一個擁有大軍的統帥，如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卻絕對作不了皇帝。
考試制度代替了門閥制度，真正發揮作用是十世紀以後的事。
經過唐代前期則天大帝有意援用新人，任命進士作高官，打擊世族。
經過後期甘露之禍（大和九年，835年），白馬之禍（天祐二年，905年）和藩鎮的摧殘，多數的著名家族被屠殺。
經過長期的軍閥混戰，五代亂離，幸存的世族失去了莊園，流徙各地，到唐莊宗作皇帝，要選懂朝廷典故的世族子弟作宰相都很不容易了。
宋太祖太宗隻好擴大進士科名額（唐代每科平均不過三十人，宋代多至千人以至幾千人），用進士來辦事，名額寬，考取容易，平民出身的進士在數量上壓倒了殘存的世族，一發榜立即作官。
進士出身的官僚紳士和皇家的關系，正如夥計和老闆，是雇用的而不是合股的。
老闆要買賣作得好，得靠夥計忠心賣力氣，宋朝家法優禮士大夫就是這個道理。
用宋朝人的話說是共治，著名的例子是文彥博和宋神宗的對話： 文彥博：王安石胡亂主張，要改變法度。
其實祖宗朝的法制就很好，不要胡改，以緻失掉人心。
宋神宗：要改法制，對士大夫也許有些吃虧，可是，老百姓是喜歡的。
文彥博：這話不對，皇家是和士大夫治天下的，和老百姓何幹？ 宋神宗：就是士大夫也不全反對，也有人贊成改革的。
這是熙甯四年（1071年）三月間的事。
和前一時期不同的，前期的世族子弟有了莊園，才能中進士作官，再去擴大莊園。
這時期呢？中進士作了官才能購置莊園，名臣範仲淹年輕時吃冷粥，過窮苦日子，到作了大官就置蘇州義莊，派兒子讨租子，得幾船糧食，便是好例子。
前一時期的世族，莊園是中進士的本錢，後一時期的官僚，莊園是作官的利息，意義上不相同，政治地位自然也因之不同。
更應該注意的是印刷術發明了，得書比較容易，書籍的流通比較普遍。
國立學校學生入學資格必須父祖曾作幾品以上官的規定取消了，而且，還有許多私人創立的書院，知識和受教育的機會比較不為少數家族所囤積獨占，平民參加考試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
讀書成為作官的手段，“遺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念書，考進士，作官，發财：“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為帝王作仆役服務：“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
”政府的提倡，社會的鼓勵，作官作紳士得從科舉岀身，竭一生的聰明才智去适應科舉，“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皇權由之鞏固。
官爵恩澤，都是皇帝所賜，士大夫以忠順服從換取皇家的恩寵。
皇家是士大夫的衣食飯碗，非用全力支持不可。
士大夫是皇家的管家幹事，俸祿優厚，有福同享。
前期的共存之局到此就變成共治之局了。
君臣間的距離恰像店東和夥計，主傭間的恩惠是密切照顧到的。
士大夫從共存到共治，由股東降作夥計，已經江河日下了。
到明代，又猛然一跌，跌作賣身的奴隸，士大夫成為皇家的奴役了。
明初的士大夫，既不是像漢、魏世族那樣有威勢，又沒有魏晉隋唐以來世族的莊園基礎，中舉作官得懂君主的竅，揣摩迎合，以君主的意志為意志，是非為是非，喜怒為喜怒，從辦公事上分一點殘羹冷炙，建立自
有小先鋒張煥，遠在初克婺州時，就作元璋的親随伴當從行先鋒，一晚，元璋出去私訪，遇到巡軍攔阻，喝問是誰，張煥說：“是大夫”，巡軍發氣：“我不知道大夫是什麼人，但是犯夜的就逮捕住。
”解說了半晌才弄清楚。
樂人張良才說平話，擅自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被人告發，元璋發怒說：“賤人小輩，不宜寵用！”叫小先鋒張煥捆住樂人，丢在水裡。
龍鳳十二年以後，經常作特使到前方軍中傳達命令。
有毛骧和耿忠，毛骧是早期幕僚毛骐的兒子，以舍人作親随，用作心腹親信，和耿忠奉派到江浙等處訪察官吏，民間疾苦。
毛骧從管軍千戶積功作到都督佥事，掌錦衣衛事，典诏獄，被牽入胡惟庸黨案伏誅，耿忠作到大同衛指揮，也以貪污案處死。
除文官武将作檢校以外，和尚也有被選拔作這門工作的。
吳印、華克勤等人，都還俗作了大官，替皇帝作耳目，報告外間私人動止。
大理寺卿李仕魯上疏力争，以為“自古帝王以來，未聞缙紳锱流雜居同事而可以共濟者也。
今勳舊耆德，鹹思辭祿去位，而锱流檢夫乃益以讒間。
”并具體指出劉基、徐達、李善長、周德興的被猜疑被讒謗，都是這批岀家檢校造的孽。
檢校的足迹是無處不到的，元璋曾派人去察聽将官家，有女僧誘引華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元璋大怒，把兩家婦人連同和尚一起丢在水裡。
吳元年得到報告，要前方總兵官把“一個摩泥（摩尼教徒）取來”。
洪武四年手令：“如今北平都衛裡及承宣布政司裡快行，多是彼土人民為之。
又北平城内有個黑和尚出入各官門下，時常與各官說些笑話，好生不防他。
又一名和尚系是江西人，秀才出身，前元應舉不中，就做了和尚，見在城中與各官說話。
又火者一名姓崔，系總兵官莊人，本人随别下潑皮高麗黑哄隴問，又有隐下的高麗不知數。
造文書到時，可将遣人都教來，及那北平、永平、密雲、薊州、遵化、真定等處鄉市，舊有僧尼，盡數起來。
都衛快行承宣布政司快行，盡數發來。
一名太醫江西人，前元提舉，即自在各官處用事。
又指揮孫蒼處有兩個回回，金有讓孚家奴也教發來。
”調查得十分清楚。
傅友德出征賜宴，派葉國珍作陪，撥與朝妓十餘人。
正飲宴間，有内官觇視，說是國珍令妓婦脫去皂帽精子，穿華麗衣服混坐。
元璋大怒，令壯士拘執葉國珍，與妓婦連鎖于馬坊，妓婦劓去鼻尖。
國珍說：“死則死，何得與賤人同鎖？”元璋說：“正為你不分貴賤，才這樣對你。
”鞭訖數十，發瓜州做壩夫。
錢宰被征編《孟子節文》，罷朝吟詩：“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
”有人給打報告了，第二天元璋對他說：“昨天作的好詩，不過我并沒嫌呵，改作憂字如何？”錢宰吓得磕頭謝罪。
宋濂性格最為誠謹，有一天請客喝酒，也被皇帝注意了，使人偵視，第二天當面發問，昨天喝酒了沒有，請了哪些客，備了什麼菜？宋濂老老實實回答，元璋才笑說：“全對，沒有騙我。
”吳琳以吏部尚書告老回黃岡，元璋不放心，派人去察看，遠遠見一農人坐小機上，起來插秧，樣子很端謹，使者前問：“此地有吳尚書這人不？”農人叉手回答：“琳便是。
”使者複命，元璋很高興。
又如南京各部皂隸都戴漆巾，隻有禮部例外，各衙門都有門額，隻有兵部沒有，據說這也是錦衣衛邏卒幹的事。
原來各衙門都有人在暗地裡偵察，一天禮部皂隸睡午覺，被取去漆巾，兵部有一晚沒人守夜，門額給人擡走了，發覺後不敢作聲，也就作為典故了。
朱元璋不但有一個特務網，派專人偵察一切場所，一切官民，他自己也是喜歡搞這一套的。
例如羅複仁官止弘文館學士，說一口江西話，質直樸素，元璋叫他作老實羅。
一天，忽然動了念頭，要調查老實羅是真老實還是假老實？出其不意一人跑到羅家，羅家在城外邊一個小胡同裡，破破爛爛，東倒西歪幾間房子，老實羅正扒在梯子上粉刷牆壁，一見皇帝來，着了慌，趕緊叫他女人抱一個小杌子請皇帝坐下，元璋見他實在窮得可以，老大不過意，說：“好秀才怎能住這樣爛房子！”即刻賞城裡一所大邸宅。
檢校是文官，元璋譬喻為惡狗。
到洪武十五年還嫌惡狗不濟事，另找一批虎狼來執行大規模的屠殺，把偵伺處刑之權交給武官，特設一個機構叫錦衣衛。
錦衣衛的前身是吳元年設立的拱衛司。
洪武二年改親軍都尉府，府統中左右前後五衛和儀鸾司，掌侍衛法駕鹵簿；十五年改為錦衣衛。
錦衣衛有指揮使一人，三品。
同知二人，從三品。
佥事三人，四品。
鎮撫二人，五品。
十四所千戶十四人，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六品。
所統有将軍力士校尉，掌直駕侍衛巡察緝捕。
鎮撫司分南北，北鎮撫司專理诏獄。
直駕侍衛是錦衣衛形式上的職務，巡察緝捕才是工作的重心，對象是“不軌妖言”，不軌指政治上的反對者或黨派，妖言指要求改革現狀的宗教集團，如彌勒教、白蓮教和明教等等。
朱元璋從紅軍出身，當年也喊過“彌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口号，他明白這些傳說所發生的号召作用，也清楚聚衆結社對現政權的威脅。
他也在擔心，這一批并肩百戰、骁悍不馴的将軍們，這一群出身豪室的文臣，有地方勢力，有社會聲望，主意多，要是自己一朝咽氣，忠厚柔仁的皇太子怎麼對付得了？到太子死後，太孫不但年輕，還比他父親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們讀古書，講三王的道理，斷不是制馭枭雄的角色。
他要替兒孫斬除荊棘，要保證自己死後安心，便有目的地大動殺手，犯法的殺，不犯法的也殺，無理的殺，有理的也殺。
錦衣衛的建立，為的便于有計劃地栽贓告密，有系統地誣告攀連，有目标地靈活運用，更方便地在法外用刑。
各地犯重罪的都解到京師下北鎮撫司獄，備有諸般刑具，罪狀早已安排好，口供也已預備好，不容分析，不許申訴，犯人唯一的權利是受苦刑後畫字招認。
不管是誰，進了這頭門，是不會有活着出來的奇迹的。
洪武二十年，他以為該殺的人已經殺得差不多了，下令焚毀錦衣衛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表示要實行法治了。
又把錦衣衛指揮使也殺了，卸脫了多年屠殺的責任。
六年後，胡黨藍黨都已殺完，松了一口氣，又下令以後一切案件都由朝廷法司處理，内外刑獄公事不再經由錦衣衛。
簽發這道手令之後，摸摸花白胡子，以為天下從此太平，皇業永固了。
和錦衣衛有密切關連的一件惡政是廷杖。
錦衣衛學前朝的诏獄，廷杖則是學元朝的辦法。
在元朝以前，君臣的距離還不太懸絕，三公坐而論道，和皇帝是師友。
宋代雖然臣僚在殿廷無坐處，禮貌上到底還有幾分客氣。
蒙古人可不同了，起自馬上，生活在馬上，政府臣僚也就是軍中将校，一有過失，随時杖責，打完照舊辦事，甚至中書大臣都有殿廷被杖的故事。
朱元璋事事複古，要“複漢官之威儀”，隻有打人，尤其是在殿廷杖責大臣這一樁，卻不嫌棄是胡俗，習慣地繼承下來。
著名的例子，親族被杖死的有朱文正，勳臣被鞭死的有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大臣被杖死的有工部尚書薛祥，部曹被廷杖的有茹太素。
從此成為故事，士大夫不但可殺，而且可辱，君臣間的距離有如天上地下，“天皇聖明，臣罪當誅”，禮貌固然談不到，連主奴間一點起碼的恩惠，也被闆子鞭子打得幹幹淨淨了。
四、皇權的極峰 就整個曆史的衍進說，皇帝的權力到朱元璋可以說是達到了極峰。
研究皇權的極權化發展，應該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士大夫地位的下降，二是鞏固皇權的諸多約束的被摧毀。
至于人民，向來隻有被統治、被剝削、被屠殺的義務，和治權是絲毫沾搭不上的。
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
具體的先從君臣的禮貌來說吧。
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論道的說法，賈誼和漢文帝談話，不覺膝之前席，可見不但三公，連小官見皇帝都是坐着的。
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禦榻，十八學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處。
到宋朝便不然了，從太祖以後，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無坐處，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奏事了。
到明代，不但不許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說話了。
從坐而站而跪，說明了三個時期的君臣之間的關系，也說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
從形式再說到本質： 坐的時期的典型例子是魏晉六朝的門閥制度。
漢代的若幹世家宦族，如關西楊氏、汝南袁氏之類，四世三公，有數不盡的莊園，算不清的奴仆，門生故吏遍天下，本身有雄厚的獨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
在黃巾動亂時代，地方豪族如孫策、馬騰、許褚、張遼、曹操之類，為了保持土地和特殊權益，組織地主軍保衛鄉裡，有部曲，有防區，造成軍事力量。
小軍閥抗不住大股黃巾，投靠大軍閥，大軍閥又互相吞并，結果是三分天下，建立三個皇朝，原來兩類家族&mdash&mdash世族和豪族也都占據高位，變成公卿将帥，成為高級官僚了。
這些家族原是共建皇業的股東，和皇家利害共同，休戚一緻，在九品中正的選舉制度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大官位全為這些家族分子所獨占。
東晉南渡，司馬家和王謝等家到了建康，東吳舊族顧、陸、朱、張等家族雖然是本地高門，因為是亡國之餘，就吃了虧，在政治地位上居第二等。
這些高門，世執國政，王、謝子弟更平步以至公卿（北方的崔、盧、李、鄭、王等家族也是一樣）。
到劉裕以田舍翁作皇帝，陳霸先更是寒人，在世族眼光裡，皇家隻是暴發戶，無根基，沒派頭，朝代盡管改換，好官我自為之，士大夫集團有其傳統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地位，非皇權所能動搖，士大夫雖然在為皇權服務&mdash&mdash因為皇帝有軍隊&mdash&mdash目的在以皇權來發展并保障士大夫的已有權益。
在這情況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享治權的。
皇家的利益雖然大體上和士大夫一緻，但是在許多場合，發生了尖銳的沖突，例如世族的蔭蔽人口，覇占農田水利以至山林湖沼等等，經隋代兩帝的有意識的打擊摧毀，如取消九品中正制度，取消長官辟舉僚屬辦法，并設立進士科，用公開的考試制度，用文字的優劣來代替血統門望高下，來選任官僚。
但是，文字教育還是要錢買的，大家族有優越的經濟地位、人事關系，因之，唐朝三百年間的宰相，還是被二十個左右家族所包辦。
門閥制度下的士大大，有曆史的傳統，有莊園的經濟基礎，有包辦選舉的制度，甚至有依門第高下任官的成文法，有依族姓高下締婚的風氣，高門華閥由此種種便成為一個利害共同的集團，并且，公卿子弟熟習典章制度，治國（辦例行公事）也非他們不可。
在這諸多特殊情勢之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的，隻有雙方合作才能兩利。
而且，皇帝人人可做，隻要有強大的軍力能奪取政權便行，士大夫卻不然，寒人役門要成為士大夫，等于駱駝穿針孔，即使有皇帝手令強制，也還是辦不到。
何事非君？士大夫隻要不損害他們的權益，可以侍候任何一姓的皇權。
一個擁有大軍的統帥，如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卻絕對作不了皇帝。
考試制度代替了門閥制度，真正發揮作用是十世紀以後的事。
經過唐代前期則天大帝有意援用新人，任命進士作高官，打擊世族。
經過後期甘露之禍（大和九年，835年），白馬之禍（天祐二年，905年）和藩鎮的摧殘，多數的著名家族被屠殺。
經過長期的軍閥混戰，五代亂離，幸存的世族失去了莊園，流徙各地，到唐莊宗作皇帝，要選懂朝廷典故的世族子弟作宰相都很不容易了。
宋太祖太宗隻好擴大進士科名額（唐代每科平均不過三十人，宋代多至千人以至幾千人），用進士來辦事，名額寬，考取容易，平民出身的進士在數量上壓倒了殘存的世族，一發榜立即作官。
進士出身的官僚紳士和皇家的關系，正如夥計和老闆，是雇用的而不是合股的。
老闆要買賣作得好，得靠夥計忠心賣力氣，宋朝家法優禮士大夫就是這個道理。
用宋朝人的話說是共治，著名的例子是文彥博和宋神宗的對話： 文彥博：王安石胡亂主張，要改變法度。
其實祖宗朝的法制就很好，不要胡改，以緻失掉人心。
宋神宗：要改法制，對士大夫也許有些吃虧，可是，老百姓是喜歡的。
文彥博：這話不對，皇家是和士大夫治天下的，和老百姓何幹？ 宋神宗：就是士大夫也不全反對，也有人贊成改革的。
這是熙甯四年（1071年）三月間的事。
和前一時期不同的，前期的世族子弟有了莊園，才能中進士作官，再去擴大莊園。
這時期呢？中進士作了官才能購置莊園，名臣範仲淹年輕時吃冷粥，過窮苦日子，到作了大官就置蘇州義莊，派兒子讨租子，得幾船糧食，便是好例子。
前一時期的世族，莊園是中進士的本錢，後一時期的官僚，莊園是作官的利息，意義上不相同，政治地位自然也因之不同。
更應該注意的是印刷術發明了，得書比較容易，書籍的流通比較普遍。
國立學校學生入學資格必須父祖曾作幾品以上官的規定取消了，而且，還有許多私人創立的書院，知識和受教育的機會比較不為少數家族所囤積獨占，平民參加考試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
讀書成為作官的手段，“遺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念書，考進士，作官，發财：“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為帝王作仆役服務：“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
”政府的提倡，社會的鼓勵，作官作紳士得從科舉岀身，竭一生的聰明才智去适應科舉，“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皇權由之鞏固。
官爵恩澤，都是皇帝所賜，士大夫以忠順服從換取皇家的恩寵。
皇家是士大夫的衣食飯碗，非用全力支持不可。
士大夫是皇家的管家幹事，俸祿優厚，有福同享。
前期的共存之局到此就變成共治之局了。
君臣間的距離恰像店東和夥計，主傭間的恩惠是密切照顧到的。
士大夫從共存到共治，由股東降作夥計，已經江河日下了。
到明代，又猛然一跌，跌作賣身的奴隸，士大夫成為皇家的奴役了。
明初的士大夫，既不是像漢、魏世族那樣有威勢，又沒有魏晉隋唐以來世族的莊園基礎，中舉作官得懂君主的竅，揣摩迎合，以君主的意志為意志，是非為是非，喜怒為喜怒，從辦公事上分一點殘羹冷炙，建立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