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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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進職的經驗，借此窺測朝政對大家前程的影響。
劉家縷肉店地方方便而不吵鬧，正是三人喜愛處。
提及朝政和學規，則自神宗皇帝頒發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以來，距今将近五十年，朝令夕改也不知多少次了。
并且一朝罷詩賦，重德行；一朝又重策對，用字一時說《春秋》也不許用，一時又滲入佛老，廷試也三年一屆以後又擱置五年不行，以緻天下塾師都不敢相信自己。
有些人将課讀生徒的講義分作兩種抄本，藍本為應付當今持政所提倡；另備白本講義私用，也作為對付時局改變，須要歸原複舊之張本。
徐承茵自束發就教以來即聽得先生說起：&ldquo你看眉山蘇東坡作《賞罰忠厚之至論》，說什麼：&lsquo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
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
過乎仁，不失而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為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rsquo這分明是胡說！未來有功則賞，犯罪當罰，法律總要有一個準則！怎麼又由他蘇東坡提出一個可以賞也可以不賞，可以罰又可以不罰之暧昧遊離的境界！到頭隻能憑他蘇東坡一人做主，憑己意武斷，凡是迎合他的主張之人皆為君子，凡反對他的盡屬小人！&rdquo 現在看來這先生也仍是腳踏兩邊船。
他一面支持新政，痛斥蘇東坡和司馬光；一面也朗誦他們的文章，也令士子記在心頭。
于是倘若新政不行而複古，蘇馬複生，正邪倒置，他們已有準備。
并且徐承茵來自錢塘縣，家又在小西門外，面對西湖，不覺對蘇東坡先生有一番尊敬。
他小時就聽說蘇公知杭州府，替本郡做了一件功德大事。
原來西湖水涸，運河引海水通舟，一時杭州城内外地泉鹹苦，居民遷往他處，整個市面有蕭條之虞。
蘇知府發動軍民十萬人鑿六泉暢通湖水。
又把葑草拔除築為蘇堤。
湖邊則遍種菱角，又責成種菱人戶繼續鏟除葑草。
從此江潮不複入市，飲水甘美，人民安居樂業。
他去後人民築祠祭祀。
即朝中貶蘇為奸黨，他在杭郡仍是香火不絕，即新來之地方官亦無法禁阻。
可是身在江南家鄉有一段看法，現來阙下又有一種看法。
原來蘇東坡、司馬光等人主張一切大而化之，雍容為一切之根本。
王安石的一派則重功利，不含糊馬虎。
改革派從重新注解經典做起。
孔子說：&ldquo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
&rdquo可見得富貴之本身并非即是不仁不義。
孟子說：&ldquo王如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rdquo也就是說好色貪财乃人之天性，隻要上下同好，公開承認，又有何不可？于今蔡太師提倡的&ldquo豐亨豫大&rdquo也是這個道理。
豐者大而多也。
亨者通達也。
《易經》就說出：&ldquo豐亨王假之，有大而能謙必豫。
&rdquo亦仍是王與百姓同之，有政府做主，既已操縱了充分的物資與實力，今後繼續擴張發展，也用不着誇大其詞，即斷無不能通豫之理。
徐承茵也非冥頑不化。
他起先以為貶司馬光等三百餘人為奸黨，将姓名镌碑刻石，由今上禦書于端禮門外，其子孫不得應試，皇室不得與之通婚，而且奸黨家屬不得來京師百裡之内，未免做得太過。
後來日子一久，把内外情勢看清就知道黨锢之禍與文官組織考選制度無法分離。
既有科舉則不能避免舞文弄墨，以文字上下其手的習慣，也無法遏止家庭親族間的恩怨。
誰不知道當今蔡太師之弟蔡卞，即是荊國公王安石的女婿，要他反對新法，也就是緣木而求魚了。
并且大家都知道司馬光道德文章冠天下。
朝中将他的名字列為奸黨之首時，還有一種說法：當時做工的石匠拒絕把自己的姓名一并镌在石上，以免千載之後當戴着一個陷害忠良的罪名。
可是現在看司馬光劾王安石的表，内稱：&ldquo安石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學非言僞，王制所誅，非曰良臣，是為民賊。
而又牽合衰世，文飾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談，拒塞争臣之正論。
加以朋黨鱗集，親舊星攢，或備京畿，或居重任，窺伺神器，專制福威，人心動搖，天下驚駭。
&rdquo這樣的文辭也是盡其刻毒了，如果真的經過宸斷批可，也是要置王安石等人于死地。
怪不得新黨得勢也要斬草除根，務須杜絕諸人親屬子弟再來時，又以道德的名義翻案反正了。
隻是當代新法與荊國公王安石的新法更進一步，蔡太師不僅慫恿今上行方田法，重榷運，也鑄當十大錢，将京官薪給一再調整，又整個改變學制。
詩詞歌賦都是無病而吟，供文人含糊其辭，用作道途諷刺，掩過飾非的工具。
隻将蘇東坡之&ldquo可以賞可以無賞&rdquo變本加厲。
學子須刷清頭腦務必從正字習畫學起，以便耳目一新。
當然醫算也關重要。
他們應舉而來的二千餘人雖
劉家縷肉店地方方便而不吵鬧，正是三人喜愛處。
提及朝政和學規，則自神宗皇帝頒發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以來，距今将近五十年，朝令夕改也不知多少次了。
并且一朝罷詩賦，重德行；一朝又重策對，用字一時說《春秋》也不許用，一時又滲入佛老，廷試也三年一屆以後又擱置五年不行，以緻天下塾師都不敢相信自己。
有些人将課讀生徒的講義分作兩種抄本，藍本為應付當今持政所提倡；另備白本講義私用，也作為對付時局改變，須要歸原複舊之張本。
徐承茵自束發就教以來即聽得先生說起：&ldquo你看眉山蘇東坡作《賞罰忠厚之至論》，說什麼：&lsquo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
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
過乎仁，不失而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為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rsquo這分明是胡說！未來有功則賞，犯罪當罰，法律總要有一個準則！怎麼又由他蘇東坡提出一個可以賞也可以不賞，可以罰又可以不罰之暧昧遊離的境界！到頭隻能憑他蘇東坡一人做主，憑己意武斷，凡是迎合他的主張之人皆為君子，凡反對他的盡屬小人！&rdquo 現在看來這先生也仍是腳踏兩邊船。
他一面支持新政，痛斥蘇東坡和司馬光；一面也朗誦他們的文章，也令士子記在心頭。
于是倘若新政不行而複古，蘇馬複生，正邪倒置，他們已有準備。
并且徐承茵來自錢塘縣，家又在小西門外，面對西湖，不覺對蘇東坡先生有一番尊敬。
他小時就聽說蘇公知杭州府，替本郡做了一件功德大事。
原來西湖水涸，運河引海水通舟，一時杭州城内外地泉鹹苦，居民遷往他處，整個市面有蕭條之虞。
蘇知府發動軍民十萬人鑿六泉暢通湖水。
又把葑草拔除築為蘇堤。
湖邊則遍種菱角，又責成種菱人戶繼續鏟除葑草。
從此江潮不複入市，飲水甘美，人民安居樂業。
他去後人民築祠祭祀。
即朝中貶蘇為奸黨，他在杭郡仍是香火不絕，即新來之地方官亦無法禁阻。
可是身在江南家鄉有一段看法，現來阙下又有一種看法。
原來蘇東坡、司馬光等人主張一切大而化之，雍容為一切之根本。
王安石的一派則重功利，不含糊馬虎。
改革派從重新注解經典做起。
孔子說：&ldquo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
&rdquo可見得富貴之本身并非即是不仁不義。
孟子說：&ldquo王如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rdquo也就是說好色貪财乃人之天性，隻要上下同好，公開承認，又有何不可？于今蔡太師提倡的&ldquo豐亨豫大&rdquo也是這個道理。
豐者大而多也。
亨者通達也。
《易經》就說出：&ldquo豐亨王假之，有大而能謙必豫。
&rdquo亦仍是王與百姓同之，有政府做主，既已操縱了充分的物資與實力，今後繼續擴張發展，也用不着誇大其詞，即斷無不能通豫之理。
徐承茵也非冥頑不化。
他起先以為貶司馬光等三百餘人為奸黨，将姓名镌碑刻石，由今上禦書于端禮門外，其子孫不得應試，皇室不得與之通婚，而且奸黨家屬不得來京師百裡之内，未免做得太過。
後來日子一久，把内外情勢看清就知道黨锢之禍與文官組織考選制度無法分離。
既有科舉則不能避免舞文弄墨，以文字上下其手的習慣，也無法遏止家庭親族間的恩怨。
誰不知道當今蔡太師之弟蔡卞，即是荊國公王安石的女婿，要他反對新法，也就是緣木而求魚了。
并且大家都知道司馬光道德文章冠天下。
朝中将他的名字列為奸黨之首時，還有一種說法：當時做工的石匠拒絕把自己的姓名一并镌在石上，以免千載之後當戴着一個陷害忠良的罪名。
可是現在看司馬光劾王安石的表，内稱：&ldquo安石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學非言僞，王制所誅，非曰良臣，是為民賊。
而又牽合衰世，文飾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談，拒塞争臣之正論。
加以朋黨鱗集，親舊星攢，或備京畿，或居重任，窺伺神器，專制福威，人心動搖，天下驚駭。
&rdquo這樣的文辭也是盡其刻毒了，如果真的經過宸斷批可，也是要置王安石等人于死地。
怪不得新黨得勢也要斬草除根，務須杜絕諸人親屬子弟再來時，又以道德的名義翻案反正了。
隻是當代新法與荊國公王安石的新法更進一步，蔡太師不僅慫恿今上行方田法，重榷運，也鑄當十大錢，将京官薪給一再調整，又整個改變學制。
詩詞歌賦都是無病而吟，供文人含糊其辭，用作道途諷刺，掩過飾非的工具。
隻将蘇東坡之&ldquo可以賞可以無賞&rdquo變本加厲。
學子須刷清頭腦務必從正字習畫學起，以便耳目一新。
當然醫算也關重要。
他們應舉而來的二千餘人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