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末世之宗教與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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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點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魏晉風流名士們所汲汲追求的，但是他們都沒有做到。
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沒做到，阮籍沒做到，此後會稽名士、中朝名士都沒有做到。
也許是當時社會曆史條件的限制，又或者他們對“真”與“自然”的理解不同。
他們走向的隻是反面，即“佯”與“狂”。
陶淵明不像他們那樣放誕和極端，他雖有孤傲的性情，但更多一分理性的節制。
鐘惺、譚元春則說陶淵明“竟是一小心翼翼、溫慎憂勤之人。
東晉放達，少此一段原委。
公實補之”。
基于以上論述，我們便可以回答另一個問題，即《世說新語》何以不收陶淵明？原因就在于陶淵明的表現與魏晉風流是有所背離的。
可以說，陶淵明之所以偉大，并不在當時，而在于後人對他的發現與解讀。
三道教 在幾百年來神秘空氣的熏陶之下，道家所宗的老子到漢末也成了神。
同時在民間，于儒士團結最盛時，神仙黃老派也組成秘密團體，如黃巾起義失敗後，太平道被禁止。
張魯投降曹操，五鬥米道繼續流傳，因而奠定了後世道教會的基礎。
修仙、煉丹、治鬼、符箓等的道教信仰與法術也漸漸都發展成熟。
兩晉之際，葛洪對道教實行改造，提出以道為本，以儒為末，道儒結合；宣揚服食煉丹、延年益壽之術，迎合大族官僚的需要。
從此，道教完全變成統治階級的宗教，皇室、門閥士族中出現了許多道教信徒。
四佛教之輸入 在文人消極頹廢與民衆迷信法術的環境之下，最利于神秘宗教的産生或輸入。
儒學的式微和玄學的興起，使佛教乘虛而入，借助玄學去推行佛法；而玄學家也對佛教的“空”“無”哲學發生興趣，從中吸取營養。
佛教關于“來世”的許諾，更容易使在長期動亂中飽受苦難折磨的人們産生出幻覺而皈依到佛門之下。
自東晉十六國以後曆代君主的提倡，則進一步推動了佛教的發展。
佛教何時輸入雖不可知，但最晚到東漢初期已有人信仰，到漢末無論宮中與民間都很歡迎這個新的宗教。
但起初的信徒并沒有深刻的認識，浮屠也不過是一種新的神祀而已，直到三國時代仍有此種情形。
當初國家不準漢人出家，到五胡亂華時人民才有為僧尼的完全自由；風氣所趨，許多動機不純的人也都出家。
“看破紅塵”的現象日漸加盛，摒棄财色隐遁修行的神秘過程中的種種特殊心理表現也發生于向來實事求是的漢族中。
在四民之外，無形中産生一個打破家族的出家階級，相率以“釋”字為标志，甚至有超脫國家管束的趨向。
面對佛教興起帶來的統治危機，許多統治者對佛教利用的同時，也不時地對發展過盛的佛教進行抑制。
北魏太武帝鎮壓蓋吳起義時，發現長安佛寺中私藏武器，遂禁斷佛教，坑殺僧人。
北周武帝出于經濟上的原因，也采取滅佛措施，勒令僧尼還俗。
而此時佛教的内容也漸漸充實，不隻是作為一種神祀。
有人往西域留學求經，認真研究。
到東晉時代，譯經日多，以至需要整理篇目。
翻譯之外，漢人也從事著作，最早的一種重要作品就是無名氏摹仿道家聖經的《老子》所撰的《四十二章經》。
這可說是一本佛法入門的宣傳品。
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沒做到，阮籍沒做到，此後會稽名士、中朝名士都沒有做到。
也許是當時社會曆史條件的限制，又或者他們對“真”與“自然”的理解不同。
他們走向的隻是反面，即“佯”與“狂”。
陶淵明不像他們那樣放誕和極端，他雖有孤傲的性情，但更多一分理性的節制。
鐘惺、譚元春則說陶淵明“竟是一小心翼翼、溫慎憂勤之人。
東晉放達，少此一段原委。
公實補之”。
基于以上論述，我們便可以回答另一個問題，即《世說新語》何以不收陶淵明？原因就在于陶淵明的表現與魏晉風流是有所背離的。
可以說，陶淵明之所以偉大，并不在當時，而在于後人對他的發現與解讀。
三道教 在幾百年來神秘空氣的熏陶之下，道家所宗的老子到漢末也成了神。
同時在民間，于儒士團結最盛時，神仙黃老派也組成秘密團體，如黃巾起義失敗後，太平道被禁止。
張魯投降曹操，五鬥米道繼續流傳，因而奠定了後世道教會的基礎。
修仙、煉丹、治鬼、符箓等的道教信仰與法術也漸漸都發展成熟。
兩晉之際，葛洪對道教實行改造，提出以道為本，以儒為末，道儒結合；宣揚服食煉丹、延年益壽之術，迎合大族官僚的需要。
從此，道教完全變成統治階級的宗教，皇室、門閥士族中出現了許多道教信徒。
四佛教之輸入 在文人消極頹廢與民衆迷信法術的環境之下，最利于神秘宗教的産生或輸入。
儒學的式微和玄學的興起，使佛教乘虛而入，借助玄學去推行佛法；而玄學家也對佛教的“空”“無”哲學發生興趣，從中吸取營養。
佛教關于“來世”的許諾，更容易使在長期動亂中飽受苦難折磨的人們産生出幻覺而皈依到佛門之下。
自東晉十六國以後曆代君主的提倡，則進一步推動了佛教的發展。
佛教何時輸入雖不可知，但最晚到東漢初期已有人信仰，到漢末無論宮中與民間都很歡迎這個新的宗教。
但起初的信徒并沒有深刻的認識，浮屠也不過是一種新的神祀而已，直到三國時代仍有此種情形。
當初國家不準漢人出家，到五胡亂華時人民才有為僧尼的完全自由；風氣所趨，許多動機不純的人也都出家。
“看破紅塵”的現象日漸加盛，摒棄财色隐遁修行的神秘過程中的種種特殊心理表現也發生于向來實事求是的漢族中。
在四民之外，無形中産生一個打破家族的出家階級，相率以“釋”字為标志，甚至有超脫國家管束的趨向。
面對佛教興起帶來的統治危機，許多統治者對佛教利用的同時，也不時地對發展過盛的佛教進行抑制。
北魏太武帝鎮壓蓋吳起義時，發現長安佛寺中私藏武器，遂禁斷佛教，坑殺僧人。
北周武帝出于經濟上的原因，也采取滅佛措施，勒令僧尼還俗。
而此時佛教的内容也漸漸充實，不隻是作為一種神祀。
有人往西域留學求經，認真研究。
到東晉時代，譯經日多，以至需要整理篇目。
翻譯之外，漢人也從事著作，最早的一種重要作品就是無名氏摹仿道家聖經的《老子》所撰的《四十二章經》。
這可說是一本佛法入門的宣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