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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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主要是對德國人，是會進行這樣的指責的，盡管也很少見。
不過，對德國人也許隻是嘲笑；俄國的普通民衆覺得，德國佬顯得滑稽可笑。
苦役犯們對這幾個人甚至是敬重的，遠勝于對我們這些俄國貴族，而且一點也不招惹他們。
可他們好像從來就不願正視這一點并加以考慮。
我談到了托-斯基。
就是他，在從最初的流放地移送我們城堡的時候，幾乎一路上都在無微不至地照顧鮑-斯基，後者體格虛弱，幾乎半路上就疲憊不堪了。
他們最初被押送到烏-戈爾斯克。
他們說那裡很好，就是說，比在我們城堡好多了。
可是他們與來自另一個城市的其他流放犯有了通信關系，盡管是無可指責的普通的書信往來，有關方面卻認為有必要将他們三個人移送我們的城堡，離我們最高當局的眼皮子更近些。
他們的第三個夥伴是若-斯基。
在他們到來之前，米-茨基在監獄裡是形影相吊。
難怪他在流放的第一年那麼苦悶！ 這個若-斯基就是經常向上帝祈禱的那位老者，我在前面提到過他。
我們的所有政治犯都是青年，有的還很年輕；隻有若-斯基已年過半百。
當然，他為人正直，但有些古怪。
他的兩個夥伴，鮑-斯基和托-斯基，都很不喜歡他，甚至不和他說話，提起他就說他執拗而又愛吵架。
我不知道，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有沒有幾分道理。
在監獄這種地方，人們相聚在一起不是出于自願，而是被迫的，我覺得，比起在社會上更容易發生口角，甚至在彼此之間産生敵意。
這是很多情況所促成的。
不過，若-斯基的确相當笨拙，也許還是個惹人讨厭的人。
他其餘的那些夥伴也都與他不大和睦。
我和他雖然從來不曾有過口角，也并不特别親近。
對自己的學科數學看來他是通曉的。
我記得，他曾老是用自己那半通不通的俄語費勁地向我解釋他自己所杜撰的一套特殊的天文體系。
據說，他發表過這方面的著作，但學術界對它隻是嗤之以鼻。
我覺得，他的智力好像受到了一些損害。
他有時整天雙膝跪地向上帝祈禱，這為他赢得了苦役犯們的普遍尊敬，而且他一直到死都享有這種尊敬。
他在一場重病後死在我們的軍醫院，這是我親眼所見。
不過，他剛踏入我們監獄，就在與我們的少校發生沖突之後受到了苦役犯們的尊敬。
在從烏-戈爾斯克到我們城堡的路上沒有給他們剃頭，他們都長了滿臉的大胡子，當他們直接被帶來見少校教官的時候，他對這種破壞制度的現象大發雷霆，不過這完全不是他們的錯。
&ldquo他們這是什麼樣子！&rdquo他吼叫起來，&ldquo這是一批流浪漢，土匪！&rdquo 若-斯基那時還不大懂俄國話，以為在問他們是流浪漢，還是土匪？便回答說： &ldquo我們不是流浪漢，是政治犯。
&rdquo &ldquo什&mdash&mdash麼！你頂撞我？頂撞我！&rdquo少校吼叫道，&ldquo押送警衛室！用樹條抽打一百下，立即執行，立即！&rdquo 老人受到了懲罰。
他毫不抗辯地躺到樹條下，緊緊地咬住自己的手，一動不動地忍受了鞭刑，沒有發出一點叫聲或呻吟聲。
鮑-斯基和托-斯基這時走進了監獄，米-茨基已經在大門口等着他們，徑直撲上去摟住他們的脖子，雖然與他們素未謀面。
他們因為少校的這種處置而十分激動，就對他詳細地講了若-斯基的情況。
我記得，米-茨基是這樣對我說的：&ldquo我太激動了，&rdquo他說，&ldquo我記不得我究竟是怎麼了，像發瘧疾似的直哆嗦。
我站在大門口等候若-斯基。
他要直接從受刑的警衛室走過來。
便門突然開了：若-斯基誰也不看，臉色煞白，慘白的嘴唇在哆嗦，從聚集在院子裡的苦役犯們當中穿過，苦役犯們已經知道了一個貴族遭到懲罰的消息，他走進牢房，徑自來到自己的鋪位，一言不發地跪下，開始向上帝祈禱。
苦役犯們大為震驚，甚至滿懷同情。
&rdquo&mdash&mdash&ldquo當我看到這位老者，&rdquo米-茨基說，&ldquo白發蒼蒼，撇下家鄉的妻兒，當我看到他雙膝跪地，忍辱受刑後在虔誠地祈禱的時候，&mdash&mdash我猛然沖出牢房，有整整兩個小時仿佛失去了知覺；我處于氣憤若狂的狀态&hellip&hellip&rdquo從這時起，苦役犯們就非常尊敬若-斯基，對他總是彬彬有禮。
他們特别中意的是，他在受刑時竟一聲也沒有叫喊。
不過，應該說出全部真相：決不能根據這個事例來評判西伯利亞的管理人員對出身貴族的流放犯的态度，而不管這些流放犯是誰，是俄羅斯人還是波蘭人。
這個事例隻能說明，有可能會碰上一個惡人，當然，假設這個惡人是在某個地方獨攬大權的長官，那麼這名流放犯的命運就很難得到可靠的保障了，要是這個兇惡的長官對他特别反感的話。
但是不能不承認，能決定性地影響所有其餘軍官的語氣和态度的西伯利亞最高當局，在涉及貴族流放犯的問題上是很審慎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很想優待他們，而有别于其他出身平民的苦役犯。
原因很清楚：首先，這些高級首長自己就是貴族；其次，從前還有一些貴族不願躺下受刑，反而沖上去反抗動刑的士兵們，從而引發了駭人聽聞的事件；再次，我覺得這是主要的一點，已經很久了，大約早在三十五年前，西伯利亞突然一下子湧現了大批被流放的貴族，而這些流放犯在三十年期間以其卓越的表現在整個西伯利亞得到了尊重，因而在我那個時代，當局已經自然而然地按照多年傳承下來的老習慣對一定類别的貴族犯人另眼相看，有别于所有其他的流放犯。
在最高當局之後，下級官員也習慣于另眼相看了，不言而喻，這種眼神和語氣是跟上級學來的，是對上級的模仿和服從。
不過許多下級官員都目光呆滞，暗自責怪
不過，對德國人也許隻是嘲笑；俄國的普通民衆覺得，德國佬顯得滑稽可笑。
苦役犯們對這幾個人甚至是敬重的，遠勝于對我們這些俄國貴族，而且一點也不招惹他們。
可他們好像從來就不願正視這一點并加以考慮。
我談到了托-斯基。
就是他，在從最初的流放地移送我們城堡的時候，幾乎一路上都在無微不至地照顧鮑-斯基，後者體格虛弱，幾乎半路上就疲憊不堪了。
他們最初被押送到烏-戈爾斯克。
他們說那裡很好，就是說，比在我們城堡好多了。
可是他們與來自另一個城市的其他流放犯有了通信關系，盡管是無可指責的普通的書信往來，有關方面卻認為有必要将他們三個人移送我們的城堡，離我們最高當局的眼皮子更近些。
他們的第三個夥伴是若-斯基。
在他們到來之前，米-茨基在監獄裡是形影相吊。
難怪他在流放的第一年那麼苦悶！ 這個若-斯基就是經常向上帝祈禱的那位老者，我在前面提到過他。
我們的所有政治犯都是青年，有的還很年輕；隻有若-斯基已年過半百。
當然，他為人正直，但有些古怪。
他的兩個夥伴，鮑-斯基和托-斯基，都很不喜歡他，甚至不和他說話，提起他就說他執拗而又愛吵架。
我不知道，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有沒有幾分道理。
在監獄這種地方，人們相聚在一起不是出于自願，而是被迫的，我覺得，比起在社會上更容易發生口角，甚至在彼此之間産生敵意。
這是很多情況所促成的。
不過，若-斯基的确相當笨拙，也許還是個惹人讨厭的人。
他其餘的那些夥伴也都與他不大和睦。
我和他雖然從來不曾有過口角，也并不特别親近。
對自己的學科數學看來他是通曉的。
我記得，他曾老是用自己那半通不通的俄語費勁地向我解釋他自己所杜撰的一套特殊的天文體系。
據說，他發表過這方面的著作，但學術界對它隻是嗤之以鼻。
我覺得，他的智力好像受到了一些損害。
他有時整天雙膝跪地向上帝祈禱，這為他赢得了苦役犯們的普遍尊敬，而且他一直到死都享有這種尊敬。
他在一場重病後死在我們的軍醫院，這是我親眼所見。
不過，他剛踏入我們監獄，就在與我們的少校發生沖突之後受到了苦役犯們的尊敬。
在從烏-戈爾斯克到我們城堡的路上沒有給他們剃頭，他們都長了滿臉的大胡子，當他們直接被帶來見少校教官的時候，他對這種破壞制度的現象大發雷霆，不過這完全不是他們的錯。
&ldquo他們這是什麼樣子！&rdquo他吼叫起來，&ldquo這是一批流浪漢，土匪！&rdquo 若-斯基那時還不大懂俄國話，以為在問他們是流浪漢，還是土匪？便回答說： &ldquo我們不是流浪漢，是政治犯。
&rdquo &ldquo什&mdash&mdash麼！你頂撞我？頂撞我！&rdquo少校吼叫道，&ldquo押送警衛室！用樹條抽打一百下，立即執行，立即！&rdquo 老人受到了懲罰。
他毫不抗辯地躺到樹條下，緊緊地咬住自己的手，一動不動地忍受了鞭刑，沒有發出一點叫聲或呻吟聲。
鮑-斯基和托-斯基這時走進了監獄，米-茨基已經在大門口等着他們，徑直撲上去摟住他們的脖子，雖然與他們素未謀面。
他們因為少校的這種處置而十分激動，就對他詳細地講了若-斯基的情況。
我記得，米-茨基是這樣對我說的：&ldquo我太激動了，&rdquo他說，&ldquo我記不得我究竟是怎麼了，像發瘧疾似的直哆嗦。
我站在大門口等候若-斯基。
他要直接從受刑的警衛室走過來。
便門突然開了：若-斯基誰也不看，臉色煞白，慘白的嘴唇在哆嗦，從聚集在院子裡的苦役犯們當中穿過，苦役犯們已經知道了一個貴族遭到懲罰的消息，他走進牢房，徑自來到自己的鋪位，一言不發地跪下，開始向上帝祈禱。
苦役犯們大為震驚，甚至滿懷同情。
&rdquo&mdash&mdash&ldquo當我看到這位老者，&rdquo米-茨基說，&ldquo白發蒼蒼，撇下家鄉的妻兒，當我看到他雙膝跪地，忍辱受刑後在虔誠地祈禱的時候，&mdash&mdash我猛然沖出牢房，有整整兩個小時仿佛失去了知覺；我處于氣憤若狂的狀态&hellip&hellip&rdquo從這時起，苦役犯們就非常尊敬若-斯基，對他總是彬彬有禮。
他們特别中意的是，他在受刑時竟一聲也沒有叫喊。
不過，應該說出全部真相：決不能根據這個事例來評判西伯利亞的管理人員對出身貴族的流放犯的态度，而不管這些流放犯是誰，是俄羅斯人還是波蘭人。
這個事例隻能說明，有可能會碰上一個惡人，當然，假設這個惡人是在某個地方獨攬大權的長官，那麼這名流放犯的命運就很難得到可靠的保障了，要是這個兇惡的長官對他特别反感的話。
但是不能不承認，能決定性地影響所有其餘軍官的語氣和态度的西伯利亞最高當局，在涉及貴族流放犯的問題上是很審慎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很想優待他們，而有别于其他出身平民的苦役犯。
原因很清楚：首先，這些高級首長自己就是貴族；其次，從前還有一些貴族不願躺下受刑，反而沖上去反抗動刑的士兵們，從而引發了駭人聽聞的事件；再次，我覺得這是主要的一點，已經很久了，大約早在三十五年前，西伯利亞突然一下子湧現了大批被流放的貴族，而這些流放犯在三十年期間以其卓越的表現在整個西伯利亞得到了尊重，因而在我那個時代，當局已經自然而然地按照多年傳承下來的老習慣對一定類别的貴族犯人另眼相看，有别于所有其他的流放犯。
在最高當局之後，下級官員也習慣于另眼相看了，不言而喻，這種眼神和語氣是跟上級學來的，是對上級的模仿和服從。
不過許多下級官員都目光呆滞，暗自責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