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 天馬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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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張骞的努力，西域與漢帝國建立了正式的聯系。
張骞因此在西域地區享有很高的威望。
後來的漢使，多稱“博望侯”以取信于諸國。
傳說許多西域物産，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都是由張骞傳入中土，這樣的說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實，但是張骞對正式開通絲綢之路的首功，卻是永遠不能磨滅的。
唐人詩作中，“博望侯”已經成為英雄主義的一種文化象征，而與代表當時時代精神的俠風相聯系。
如虞羽客《結客少年場行》詩寫道：“尋源博望侯”，“長驅背隴頭。
”“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
”“輕生殉知己，非是為身謀。
”也有将張骞事迹作為忠于國家的榜樣的，如張說《将赴朔方軍應制》詩：“膽由忠作伴，心固道為鄰。
”“劍舞輕離别，歌酣忘苦辛。
從來思博望，許國不謀身。
” 據說，漢武帝起初以《易》書蔔問，得到兆示，說：“神馬當從西北來。
”他接受張骞出使烏孫之後烏孫王所獻良馬，命名為“天馬”。
後來又得到更為骠壯的大宛的“汗血馬”，于是把烏孫馬改稱為“西極”，将大宛馬稱為“天馬”。
據說漢武帝為了追求西方的良馬，使者往來西域，絡繹不絕。
漢武帝得到西域寶馬之後，曾經興緻勃勃地作《西極天馬歌》，歡呼這一盛事： 天馬徕，從西極。
經萬裡兮歸有德。
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漢武帝在得到大宛汗血馬之後，又作《天馬歌》： 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
騁容與兮蹈萬裡，今安匹兮龍為友。
可以看到，漢武帝渴求“天馬”，并不是僅僅出于對珍奇寶物的一己私愛，而是借以寄托着一種騁步萬裡，降服四夷的雄心。
而我們也不能忘記，“天馬”西來，所循行的正是張骞使團車隊的轍迹。
“天馬”遠來的漢武帝時代，正是當政者積極開拓中原與西域交通，取得空前成功的曆史時期。
新疆羅布泊地區出土的漢代錦繡圖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正體現了當時漢文化面對世界的雄闊的胸襟。
“天馬”，實際上已經成為象征這一時代中原與西域交通取得曆史性進步的一種文化符号。
三國魏人阮籍《詠懷》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唐人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詩：“苜蓿随天馬，蒲桃逐漢臣。
”清人黃遵憲《香港感懷》詩：“指北黃龍飲，從西天馬來。
”都反映“天馬”悠遠的蹄聲，為西漢時期中原與西域交通的成就，保留了長久的曆史記憶。
魯迅曾經熱情盛贊漢代社會的文化風格：“遙想漢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
我們通過對中西交通的考察，可以對魯迅所贊揚的當時民族精神之所謂“豁達闳大之風”，有更深刻的認識。
在著名的蘇武出使故事中，蘇武和他的副使常惠一同被匈奴拘禁十九年，直到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方才回到漢地。
常惠後來拜為光祿大夫，因為“明習外國事”，轉任典屬國、右将軍。
他在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護烏孫兵與漢兵五道擊匈奴，因功封長羅侯。
常惠曾經六至烏孫，一伐龜茲，又曾出車師北千餘裡，援救被匈奴圍困的侍郎鄭吉。
在西漢王朝與烏孫之間的往來活動中，常惠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的考古發掘取得了重要的收獲，出土木簡可以看到當時驿傳系統接待長羅侯及其随從往來費用的資料。
這些資料，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這一時期中原與西域交往的具體情形。
由于張骞的努力，西域與漢帝國建立了正式的聯系。
張骞因此在西域地區享有很高的威望。
後來的漢使，多稱“博望侯”以取信于諸國。
傳說許多西域物産，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都是由張骞傳入中土，這樣的說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實，但是張骞對正式開通絲綢之路的首功，卻是永遠不能磨滅的。
唐人詩作中，“博望侯”已經成為英雄主義的一種文化象征，而與代表當時時代精神的俠風相聯系。
如虞羽客《結客少年場行》詩寫道：“尋源博望侯”，“長驅背隴頭。
”“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
”“輕生殉知己，非是為身謀。
”也有将張骞事迹作為忠于國家的榜樣的，如張說《将赴朔方軍應制》詩：“膽由忠作伴，心固道為鄰。
”“劍舞輕離别，歌酣忘苦辛。
從來思博望，許國不謀身。
” 據說，漢武帝起初以《易》書蔔問，得到兆示，說：“神馬當從西北來。
”他接受張骞出使烏孫之後烏孫王所獻良馬，命名為“天馬”。
後來又得到更為骠壯的大宛的“汗血馬”，于是把烏孫馬改稱為“西極”，将大宛馬稱為“天馬”。
據說漢武帝為了追求西方的良馬，使者往來西域，絡繹不絕。
漢武帝得到西域寶馬之後，曾經興緻勃勃地作《西極天馬歌》，歡呼這一盛事： 天馬徕，從西極。
經萬裡兮歸有德。
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漢武帝在得到大宛汗血馬之後，又作《天馬歌》： 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
騁容與兮蹈萬裡，今安匹兮龍為友。
可以看到，漢武帝渴求“天馬”，并不是僅僅出于對珍奇寶物的一己私愛，而是借以寄托着一種騁步萬裡，降服四夷的雄心。
而我們也不能忘記，“天馬”西來，所循行的正是張骞使團車隊的轍迹。
“天馬”遠來的漢武帝時代，正是當政者積極開拓中原與西域交通，取得空前成功的曆史時期。
新疆羅布泊地區出土的漢代錦繡圖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正體現了當時漢文化面對世界的雄闊的胸襟。
“天馬”，實際上已經成為象征這一時代中原與西域交通取得曆史性進步的一種文化符号。
三國魏人阮籍《詠懷》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唐人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詩：“苜蓿随天馬，蒲桃逐漢臣。
”清人黃遵憲《香港感懷》詩：“指北黃龍飲，從西天馬來。
”都反映“天馬”悠遠的蹄聲，為西漢時期中原與西域交通的成就，保留了長久的曆史記憶。
魯迅曾經熱情盛贊漢代社會的文化風格：“遙想漢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
我們通過對中西交通的考察，可以對魯迅所贊揚的當時民族精神之所謂“豁達闳大之風”，有更深刻的認識。
在著名的蘇武出使故事中，蘇武和他的副使常惠一同被匈奴拘禁十九年，直到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方才回到漢地。
常惠後來拜為光祿大夫，因為“明習外國事”，轉任典屬國、右将軍。
他在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護烏孫兵與漢兵五道擊匈奴，因功封長羅侯。
常惠曾經六至烏孫，一伐龜茲，又曾出車師北千餘裡，援救被匈奴圍困的侍郎鄭吉。
在西漢王朝與烏孫之間的往來活動中，常惠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的考古發掘取得了重要的收獲，出土木簡可以看到當時驿傳系統接待長羅侯及其随從往來費用的資料。
這些資料，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這一時期中原與西域交往的具體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