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 天馬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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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因為新居地富饒平安，已經無意東向再與匈奴進行複仇戰争了。
張骞隻得東返，到大夏，然後改由南道回歸。
在歸途中又被匈奴俘獲，扣留一年多，乘匈奴内亂，方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長安。
張骞出行時随從百餘人，十三年後，隻有兩人得以生還。
他親身行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諸國，又對附近五六個大國的國情細心調查了解，回長安後将有關信息向漢武帝作了彙報。
張骞的西域之行，以前後十三年的艱難困苦為代價，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聞的豐富的關于西域的知識，同時使漢王朝的聲威和漢文化的影響傳播到了當時中原人世界觀中的西極之地。
張骞出使之艱險，是顯而易見的。
不說匈奴武裝力量的威脅，隻是自然條件的險惡，已經為一般中原人所驚畏。
南朝陳人江總《隴頭水》詩寫道：“隴頭萬裡外，天崖四面絕。
人将蓬共轉，水與啼具咽。
驚湍自湧沸，古樹多摧折。
傳聞博望侯，苦辛持漢節。
”詩句中所見行旅的危難，并不是沒有根據的空言。
漢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張骞跟随大将軍衛青出擊匈奴。
司馬遷在《史記·衛将軍骠騎列傳》中寫道，張骞從大将軍出征，因為曾經出使大夏，在匈奴活動地域長期居留，了解地理情勢，熟悉水草資源，于是擔任向導，遠征軍于是沒有饑渴之憂。
張骞又因為此前有遠使絕國之功，封為博望侯。
事實上，張骞的所謂軍功，也基于出使時的經驗。
張骞為将軍時，因指揮戰事不利而緻罪，失侯後，又以對西域地區地理人文的熟悉，建議漢武帝聯合烏孫（主要活動地域在今伊犁河流域），漢武帝于是拜張骞為中郎将，率三百人出使烏孫，使團攜運的用以交結友好的物資相當豐富，牛羊金帛數以萬計。
張骞抵達烏孫後，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
烏孫遣使送張骞歸漢，又獻馬報謝。
後來終于與漢通婚，一起進軍擊破匈奴。
張骞圓滿地完成了他的政治軍事使命，然而他的曆史功績，主要還是作為文化使者而創造的。
漢軍擊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後，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張骞再次奉使西行，試圖招引烏孫東歸。
這一目的雖然沒有實現，但是通過此行，加強了漢王朝和西域各國之間的聯系。
此後，漢與西域的通使往來十分頻繁，民間商貿也得到發展。
西域地區五十國接受漢帝國的封贈，佩帶漢家印绶的侯王和官員多至三百七十六人。
而康居、大月氏、安息（今伊朗）、罽賓（今克什米爾斯利那加地區）、烏弋（今阿富汗坎大哈地區）等絕遠之國也有使者頻繁往來。
張骞在中亞的大夏時，曾經見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有西南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
“身毒”，也作“天竺”、“賢豆”、“損笃”，都是“印度”的音譯。
從四川、雲南進入印度地區，當時确實有再轉而西向大秦的交通路線。
漢武帝根據這一發現，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派使者從巴蜀啟行，試圖由此實現和西域的交通。
于是，漢王朝和當時稱作“西南夷”的西南地區滇、夜郎等部族的文化聯系逐漸密切起來。
這條道路，有人稱之為“西南絲綢之路”。
雲南晉甯出土的西漢青銅雙人盤舞透雕飾件，舞人足踏長蛇，雙手各執一盤，舞姿帶有明顯的印度風格。
類似的文物資料，都可以證明這一通路在當時聯系着中國西南地區與印緬地方的曆史事實。
“西南絲綢之路”後來曾經十分暢通，東漢所謂“海西幻人”即西亞雜技藝術家們，就曾多次經由這一通道來到洛陽表
張骞隻得東返，到大夏，然後改由南道回歸。
在歸途中又被匈奴俘獲，扣留一年多，乘匈奴内亂，方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長安。
張骞出行時随從百餘人，十三年後，隻有兩人得以生還。
他親身行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諸國，又對附近五六個大國的國情細心調查了解，回長安後将有關信息向漢武帝作了彙報。
張骞的西域之行，以前後十三年的艱難困苦為代價，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聞的豐富的關于西域的知識，同時使漢王朝的聲威和漢文化的影響傳播到了當時中原人世界觀中的西極之地。
張骞出使之艱險，是顯而易見的。
不說匈奴武裝力量的威脅，隻是自然條件的險惡，已經為一般中原人所驚畏。
南朝陳人江總《隴頭水》詩寫道：“隴頭萬裡外，天崖四面絕。
人将蓬共轉，水與啼具咽。
驚湍自湧沸，古樹多摧折。
傳聞博望侯，苦辛持漢節。
”詩句中所見行旅的危難，并不是沒有根據的空言。
漢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張骞跟随大将軍衛青出擊匈奴。
司馬遷在《史記·衛将軍骠騎列傳》中寫道，張骞從大将軍出征，因為曾經出使大夏，在匈奴活動地域長期居留，了解地理情勢，熟悉水草資源，于是擔任向導，遠征軍于是沒有饑渴之憂。
張骞又因為此前有遠使絕國之功，封為博望侯。
事實上，張骞的所謂軍功，也基于出使時的經驗。
張骞為将軍時，因指揮戰事不利而緻罪，失侯後，又以對西域地區地理人文的熟悉，建議漢武帝聯合烏孫（主要活動地域在今伊犁河流域），漢武帝于是拜張骞為中郎将，率三百人出使烏孫，使團攜運的用以交結友好的物資相當豐富，牛羊金帛數以萬計。
張骞抵達烏孫後，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
烏孫遣使送張骞歸漢，又獻馬報謝。
後來終于與漢通婚，一起進軍擊破匈奴。
張骞圓滿地完成了他的政治軍事使命，然而他的曆史功績，主要還是作為文化使者而創造的。
漢軍擊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後，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張骞再次奉使西行，試圖招引烏孫東歸。
這一目的雖然沒有實現，但是通過此行，加強了漢王朝和西域各國之間的聯系。
此後，漢與西域的通使往來十分頻繁，民間商貿也得到發展。
西域地區五十國接受漢帝國的封贈，佩帶漢家印绶的侯王和官員多至三百七十六人。
而康居、大月氏、安息（今伊朗）、罽賓（今克什米爾斯利那加地區）、烏弋（今阿富汗坎大哈地區）等絕遠之國也有使者頻繁往來。
張骞在中亞的大夏時，曾經見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有西南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
“身毒”，也作“天竺”、“賢豆”、“損笃”，都是“印度”的音譯。
從四川、雲南進入印度地區，當時确實有再轉而西向大秦的交通路線。
漢武帝根據這一發現，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派使者從巴蜀啟行，試圖由此實現和西域的交通。
于是，漢王朝和當時稱作“西南夷”的西南地區滇、夜郎等部族的文化聯系逐漸密切起來。
這條道路，有人稱之為“西南絲綢之路”。
雲南晉甯出土的西漢青銅雙人盤舞透雕飾件，舞人足踏長蛇，雙手各執一盤，舞姿帶有明顯的印度風格。
類似的文物資料，都可以證明這一通路在當時聯系着中國西南地區與印緬地方的曆史事實。
“西南絲綢之路”後來曾經十分暢通，東漢所謂“海西幻人”即西亞雜技藝術家們，就曾多次經由這一通道來到洛陽表